论五卅运动前后上海学生运动的统一和分化

国民党改组以后，通过青年党员们的积极宣传和组织，上海地区的青年学生们认识到参与政治运动以及与政党（特别是改组的国民党）进行联系的必要性，改组了包括同乡会在内的各种各样青年团体及各校学生会、上海学联等组织，学生运动由此向国民革命运动转化，同时上海学生界由此也出现了“国民革命参与派”和“非政治性的社会运动派”的分野①。但不久上海学生界又重新走向组织和理念的统一。上海地区青年学生们是如何在组织与理念统一情况下，成为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主要社会势力呢？对此，笔者试图从五卅运动入手进行分析，着重研究五卅运动…     

国民党再造派与《再造旬刊》

1928年,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由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分裂出一个既反蒋反汪又反共的政治派别——再造派。它以《再造旬刊》为喉舌,公开阐明其政治主张:拥护胡汉民为国民党最高领袖;反对蒋介石“以军治党”、“以军治政”,力主提高党权,削弱军权,限制蒋为党领导下的军事领袖;排斥汪精卫“左派”,鼓吹“全民革命”,攻击改组派的“农工小资产阶级同盟”理论;叫嚣“反共救党”;对外主张“拒俄”、“联英”、“反日”。     

试论国民党改组派与中国共产党

1928年冬,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出一个政治派别——“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即改组派。由于改组派指名道姓地反蒋,有人因此而产生了错觉,以为改组派反蒋是革命的。其实,尽管国民党改组派对蒋介石政权的批评愈来愈尖锐,但他们仍然没有越出“改组”的基线,对于国民党,他们既不要求“重建”,也不要求其改弦易辙,更不否定其“党统”和“训政”,仅只要求     

论国民党改组派

国民党改组派,全称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成立于1928年夏,总部设于上海,许多省市都有其地方组织。其实际领袖为汪精卫。1930年北平扩大会议召开,改组派上海总部便宣告解体,各地方组织也基本停止活动。1932年1月,蒋汪再次合作。蒋介石重新上台,汪精卫及其亲信又成为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官员,早已停止活动的地方组织亦不复存在,至此改组派彻底瓦解。国民党改组派自成立到解体,虽仅存二年时间,但在当时政治生活中曾起一定作用,颇有影响。本文仅就其产生的历史条件、政治主张及其阶级实质略抒己见。     

论第三党的“平民革命”与“平民政权”

第三党是大革命失败后建立起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它的领导人邓演达,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代表,是国民党内的左派。第三党亦称中华革命党,稍后又改称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平民革命”与“平民政权”是第三党政治主张的核心,因而也是研究第三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的关键问题。     

试论国民党改组派的性质

<正> 国民党改组派是二十年代末期至三十年代初期的国民党派系之一。它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为旗帜,既反蒋又反共,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颇有影响,是中国共产党当时面对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集团。夫于国民党改组派和国民党改组运动的性质,史学界大体上有两种看法:有的认为改组派是民族资产阶级在野派,国民党改组运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有的则认为改组派是打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幌子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反动政治集团,其实践活动是地主买办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投机活动。笔者持前一种观点。(一)国民党改组派和国民党改组运动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受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压迫,这是出现改组派和改良主义运动的阶级基础。一九二七年,民族资产阶级跟随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他们本来希望国民党反     

社会构造与乡村建设: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陶希圣的乡村建设思想

陶希圣把"解剖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史的决算"作为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前提,通过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构造的机理分析来探寻中国乡村农民、农业与农村空前危机的根源。基于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诉求,陶希圣主张回归国民党一大精神,坚持孙中山民生主义导向的建设思路,在现代中国革命的视野下谋划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的解决,唤起民众创造新社会、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与同时代的社会思想家和乡村建设实践者不同,陶希圣致力于揭示中国土地、农民和农村问题背后的社会关系,从生产关系角度缕析农民和农业问题折射的都市与乡村、土地资本与生产资本、土地所有与使用、农民与商人资本之间的关系。     

试析西安事变中国共两党提出的和平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许多政治派系纷纷对事变的善后及中国的未来走势发表见解,如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中共的“和平解决方案”、南京亲英美派的“和平解决措施”、南京亲日派的“武力讨伐”、李宗仁的“五点主张”、阎锡山的“把蒋介石送至太原”等等,同时,美英日等国也在伺机而动,以图左右中国时局的发展.从整个事变过程看,以中共的和平解决方案和国民党亲英美派的和平解决措施对事变的结局构成直接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从分析国共两党的两种内涵有别的和平主张着手,探析它们对事变的善后解决所起的作用,认为:西安事变的解决,是以中共和平方案为主体内容,在国民党亲英美派的一些具体实施方法辅助下而实现的,两种和平主张的合力作用,是事变得以结束的关键.     

论中国三十年代的“现代派”

近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开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潮、流派问题的讨论,这是个长期来没有认真探讨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潮、流派的文章中,大多要提到三十年代初崛起的戴望舒、施蛰存、杜衡、穆时英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派”,遗憾的是它往往被套上“反动”、“逆流”的枷锁。几乎久而久之,在人们的心目中“现代派”就成了一股与“左联”背道而驰的反动流派。然而,“现代派”究竟是什么人组成,代表作是那些作品,他们的主张如何,政治倾向怎么     

从同盟会到国民党改组的政治学检讨

从同盟会到中国国民党成立初期,政党的“结构”与“功能”其实没有实质改变。组织松散是各个时期的通病,内部联络与控制方面的局限一直存在,政党上层精英人物的构成主体未有大的变化,孙中山等人重军事、重行政而轻党务的倾向明显抑制了党权的彰显。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的中国国民党改组使该党在政治理念与党员结构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内部沟通、政治渗透与党势扩张得到显著加强,党的功能与作用发生根本变化。不过,国民党改组后的一些遗留问题,诸如党魁集权制、国共党内合作等,又导致了此后该党的结构动荡。     

从国民党的改组看孙中山的党务工作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先后组建了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等几个资产阶级政党,为建立和捍卫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而呕心沥血、奋斗终身。本文试就国民党的改组及其历史必然性来揭示孙中山的党务工作,并进而揭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民主共和而奋斗的历史发展轨迹。 一、“遥遥前路,罔知所届”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的。 早在1905年,孙中山即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鉴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险恶,同盟会采取秘密结党的形式,入会者均须宣誓,誓词是:“当天发誓,驱除鞑     

陶希圣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缘起初探——兼论其在论战中的政治归属

陶希圣,是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论战中的一名要角。其著作行销一时,言论远播海外,有所谓"陶希圣时代"之称。本文从政治和学术两个层面考察其参加论战的缘起,认为陶希圣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深厚的史学功底率先投入论战中,体现了一个学者对现实社会的关心和对中国历史的兴趣。论战中,他代表国民党当局的反对派——国民党改组派,却仅是改组派中满怀革命理想的"左派"青年知识分子。     

从政治动员的角度看国民党改组后的"党化教育"

国民党改组后,为了贯彻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政治理念,国民党的政治精英们利用已有的政治资源和已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威,进行政治动员,开展“党化教育”,以精神力量弥补自身资源的不足,提高了民众的政治意识,增强了民众对国民党及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认同感,国民党在民众中的权威有所提升。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得益于苏俄模式的启示,但其政权的自利性又使其政治动员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论一九二七年后蔡元培的政治思想

蔡元培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科学家,也是民主革命家。他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民主思想,为人们所熟知。而对于他在一九二七年后的政治思想,则研究得较少,看法也不尽相同。因此,探讨这个问题,对于全面评价蔡元培以及正确估量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不无裨益。笔者认为,一九二七年后,在中国政治云谲波诡,急剧变幻的年代,蔡元培尽管一度参与国民党“清党”活动,参加南京国民政府。但总的、全面的看他的政治思想还是民主的、爱国的。     

试评改组派的倒蒋活动

改组派,全称“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是1928年冬从国民党营垒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政治派别,是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矛盾尖锐化的产物.改组派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展开了旨在推翻蒋介石政权的一系列活动,本文试通过分析改组派的倒     

“九·一八”和“一·二八”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

一 “九·一八”时期,学生抗日救国运动首先在上海兴起,这是中共江苏省委长期发动和影响的结果。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出一个既反蒋又反共的政治集团——“改组派”。这个集团的骨干分子陈公博主办了《革命评论》刊物,大肆鼓吹“要民主,反独裁,改组     

辛亥革命后康梁组建国民党史实发覆

在清帝逊位之后,康梁放弃虚君共和的主张,以“国民党”名义重组海外党众,争取政党政治的主动性。海外各埠党众接令后反应不一,既有积极响应以符合民国肇建的政治趋势者,如澳大利亚悉尼党众,又有反应迟疑、改组不顺者,如加拿大温哥华总会。总体而言,康梁重组国民党以挽救海外党务的努力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且在国内发展党务时仍坚持海外、海内两分的组织形式,未能有效形成统一的整体,导致各行其是,甚至梁启超回国后新组的进步党亦有侵夺海外国民党党众之势。随着革命派亦以“国民党”之名竞逐国内政权,康梁一派的“国民党”落寞退出历史舞台。     

竞争型政治：美国政治极化的呈现与思考

在当前美国政治中，“政治极化”日渐成为高频词汇，突出地表现为政党的极化、国会的分化、公共政策的分歧，以及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的分裂。政治极化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主的运转，但亦与政治僵局、政策震荡和社会分裂紧密相关，易于异化公共政治的应然目标，导致政治焦点的偏离，带来一系列消极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后果。政治极化是竞争型政治的副产品。“联邦主义+国家主义”的竞争型政治模式、竞争型政党体制、竞争型选举政治逻辑、竞争型政治文化、竞争型政治下的媒体分裂，以及不断加剧的经济社会不平等，共同塑造和强化了政治极化现象。当然，在审视美国政治极化的严重程度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时，不应过度夸大其严重程度与影响范围。政治竞争的时空限度、基础意识形态的共识、国家与社会的边界、精英与大众的分野、流行政治文化的变迁，以及相对成熟的制度规范和法治环境，都会化约和平衡政治极化的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如何将竞争型政治所演绎的政治极化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不仅是美国政治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亦是全球现代国家治理所应关注的话题。     

重思晚清士人对黄宗羲的批评——以朱一新和章太炎为中心的探讨

黄宗羲的学说在晚清引起广泛关注。时人或从儒家民本思想的角度对之进行阐发,或借之宣传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在朱一新与章太炎看来,黄宗羲的学说值得商榷。朱一新主张分析政治问题应通盘考虑,全面审视某一新的制度能够被实践的前提条件、配套措施,以及施行之后是否会出现新的流弊。章太炎强调认识政治问题不能忽视社会经济结构,尤其要关注在特定社会经济结构中从事政治活动的群体是否为既得利益者。对于政治变革的关切构成他们批评黄宗羲的基本出发点,相关言说反映出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清党”后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蜕化

“清党”后,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不仅没有像设想的那样振衰起敝,反而加速异化。思想建设上,党与政治工作分离,官兵有意疏离主义与信仰。宣传工作上,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声音快速沉寂下去。军政领袖在党军关系、土地问题等方面言行背离,使得军民之间的距离越隔越远。组织工作上,轻视党的建设,迷恋武力,既是党权虚弱的根由,又刺激着军权的进一步独大。在军事领袖的联手打击下,政治工作反而成为国民党中央的眼中钉和弃子。在武力万能的喧嚣声中,“清党”后军队政治工作的蜕化,成为国民党政权覆灭的深层“病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