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代汉籍目录述论

中国典籍通过中日文化交流的各种渠道传播到日本,曾对古代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的发展进步,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中国典籍传入日本后,往往迅速以传钞、翻刻、注疏、释解等形式,进一步流播开来。所以,流传于日本国土上的汉籍,既包括由中国输入的典籍,也包括中国典籍的日本传钞本、注释本和汉籍日本刻本(即“和刻汉籍”),甚至包括部分日籍学者用汉文著作的典籍。汉籍在日本流     

《酒中趣》的发现

据日本《古事纪》记载,大约六世纪末中国的《论语》、《千字文》等典籍经朝鲜传入日本.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文献传人日本的最早记录.从那以后,一千多年里中国典籍以各种方式不断流入日本,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而在中国,由于战乱及自然灾害的影响,不少古文献散佚失传了,在日本却有收藏.清末黎庶昌、杨守敬等出使日本时曾收集到二十六种,辑刻为《古逸丛书》,杨氏另撰有《日本访书志》.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不断有学者前往东瀛访求古书,成果颇丰,中日汉籍的流布已成为学者关注的课题.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应该说日本所藏汉文典籍的情况已日益清楚,要想有新的发现是不太容易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发现了一部清代的古籍《酒中趣》.经查《中国丛书综录》、《中国丛书综录补正》、《丛书总目续编》、《中国善本书提要》、《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孙殿起《贩书偶记》及其续编、《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以及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汉籍目录》、《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汉籍分类目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内阁文库     

杨守敬日本访书成功原因初探

日本自古与中国交往密切,收藏有大量汉籍.近代以来,许多文人学者都尝试在日本寻访汉籍带回国内,其中以清末杨守敬成就最大.杨守敬在金石学、考据学、目录学等方面的学术素养为他访书成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日本明治维新后一段时期内鄙视汉学的社会风气和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的变革导致大量汉籍流向市场,为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时机;杨守敬与日本友人的平等交往、互惠互利也为他搜访汉籍提供了便利.正是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取得了重大成就.     

《弘决外典钞》所引汉籍考——具平亲王的学问及周边的汉籍

<弘决外典钞>是具平亲王针对唐僧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施加注释而撰成的,其中大量引用了平安时代流播至日本的中国汉籍.本文着力考证<弘决外典钞>中引用<史记集解><经典释文>的部分,借此来探讨平安时代中期日本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具平亲王的学问及其周边的学术氛围.     

海外现存集部汉籍与中国文学研究——以日本现存汉籍为中心

在具有悠久传统的四部分类文献中,集部文献无疑是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研究对象.结合以往学术界整理和研究中外集部汉籍的成果,从学科建设的角度,以日本现存汉籍为中心,着重就海外现存集部汉籍的调查与考证、中国集部古籍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海外现存集部汉籍的整理与研究等问题进行探讨,从而提出一些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学研究走向深入的思路和设想是很有必要的.     

魏、晋史籍日本撰录音释法探流

汉籍日本撰录的汉字音释法滥觞于魏、晋史简而止于唐、宋史笔。见于中国古代史籍的汉字音释法与日本的和音汉字表记法如出一辙,亦与汉代经文翻译的音译手法颇为相近。细加探究,它与二者不无渊源。     

从西夏翻译透视其翻译文化

分析汉籍西夏译本中普遍使用的翻译策略可以揭示西夏翻译文化中的一些典型现象和主导意识;对照分析汉原本和西夏译本,可揭示译者对汉文化的了解程度,进而揭示汉文化对西夏文化的作用和影响,并挖掘其中根源。对西夏翻译的个案研究之外,更应展开对西夏翻译和汉夏文化间关系的翻译文化的系统研究,这是夏译汉籍研究的价值所在。     

汉籍《玉匣记》“六壬时课”之纳西东巴文译本述要

《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收有东巴文占卜典籍《时占之书》,其卦名、卦位、起卦法、卦义等与"六壬时课"类似。《时占之书》实为汉籍《玉匣记》"六壬时课"的东巴文译本,这是汉籍东巴文译本的首次发现,是纳西族东巴教吸收中原文化的直接证据。     

中日两国图书交流史举隅

近年来,日本正在编辑全国汉籍总目录,动员全国各县、各大学图书馆进行统一编目,还在东京举办全国汉籍总目编目人员训练班,版本目录学家长泽规矩也参加讲课,并准备俟编好的卡片目录输送到东洋文献研究中心后,用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手段进行总编。日本这样重视汉文古籍编目,给我们的工作以很大的促进。 我们今天进行图书史的科学研究,有必要将自古以来中日两国的图书交流史作一番回顾,作为今后继续协作交流的借鉴。现将这方面的史料试为归纳,略述梗概,并着重就晚清     

现代日语中的字型文化特征

汉字从传入日本到现在,受到日本语言、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融合为日本文化的重要部分,而日本为了使汉字能够更好地表现日本文化,在借用、仿造、创造汉字当中不仅兼顾造字和用字的理据,而且更是以民族文化为本位,体现其特有的民族心理。     

体育的学科性和操作性探讨

体育作为学校教育的内容是上世纪中后期由欧洲国家首先引入的“体育”在中国是日本明治维新学习西方后转传而来的。一个世纪以来,体育在中国也随时代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为此,本文将对体育的学科性和操作性做出评述,分析以此形成的体与美的价值统一。     

日本法文化研究

有人认为日本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实现现代化的东方国家,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其独具特色的法律文化资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其法文化进行解析将对我国的法文化的研究大有裨益。日本法文化因其开放而灵活的内在品质,而使日本法律能够成功地将移植他国法律及与利用本土法律资源有机结合。从而有利地推动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日本法文化突出表现为淡漠的个人权利意识、崇尚权威和等级意识、厌讼和偏爱调停意识,偏重义理人情的契约意识。     

《文镜秘府论》日本传本随记

研究《文镜秘府论》要从日本传本的调查入手。《文镜秘府论》的日本传本有二种：古抄本和版刻本，以往人们未注意到义演写本、松本文库木等重要写本，因而写本调查有遗漏，日本尚存古抄本当为26种。写本系统也有待进一步研究，比如，从训点、书写格式方面比较看，六地藏寺本当为宝寿院求的传写本，而不是民潮寺本的传写本。由此可以证明六地在寺本保留了停仓时代的面貌，更可能忠实地保留空海自笔本的原貌，而六地藏寺本是一个全本，因而很有校勘价值。从高山寺本保留的卷次痕迹及其它写本材料，结合天卷序和《文笔眼心抄》内容顺序分析，《文镜秘府论》的卷序应该是天、地、东、西、南、北，而不是天、地、东、南、西、北。空海是按照日本人的方位习惯构想《文镜秘府论》的，这对于认识《文镜秘府论》的理论体系也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典籍在日本之发展——和刻本溯源

所谓“和刻本”(Japanese Edition of Chinese Classics)即指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主要是江户时代(1603—1866)大批翻刻的中国汉文书籍而言,与日本所谓“汉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汉学泛指中国的儒学和经典,与由荷兰输入的“洋学”之称作“兰学”,日本的“国学”有别。江户时代,国学不如汉学普及,就出版而言,汉籍较日本国学之发行为多,很难鉴别版本之     

日本文化模式论

原生文化 (本土文化 )乃是构成“日本文化模式”的内在根据 ,它仍然活在今天日本文化的“背影”下 ,并决定着今日日本文化的基调 ;而外来文化一旦进入日本 ,都深深打上了日本“烙印”,经历了“日本化”变形。日本文化的发展 ,一方面坚持了本土文明的主体性 ,另一方面也多层次地引进吸收了外来文化 ,从而形成“绳魂弥才”、“和魂汉才”、“和魂洋才”、“和魂美才”的文化发展模式。     

体育的学科性和操作性探讨

体育作为学校教育的内容是上世纪中后期欧洲国家首选引入的,"体育"在中国是日本明治维新学习西方后转传而来的.一个世纪以来,体育在中国也随时代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为此,本文将对体育的学科性和操作性做出评述,分析以此形成的体与美的价值统一.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中日文献语言学视角下灾害话语的回溯与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期间,日本捐赠给中国物资上写印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等诗文韵语引起了中华儿女的普遍共鸣。对长屋王的日本汉诗《绣袈裟衣缘》"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进行佛教文学文本话语回溯,对《唐大和上东征传》所记载的鉴真东渡日本时携带的《大涅槃经》进行佛教文献语言学研究,进而提出,关注和研究中日文化传播交流史、巩固和拓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在全面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同时,更应该考虑广泛地重新挖掘承载中日文化内涵的历史文献材料。     

中日民间目连故事及目连文化比较

公元三世纪中叶,随着印度《佛说盂兰盆经》传入中国,目连救母故事开始在中国民间流传,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目连文化。中国化的目连故事和目连文化至迟于公元七世纪中叶东传日本,从此便在日本广泛流传。中日两国目连故事和目连文化,虽然在诸多方面有相同或相近之处,但由于两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民族习俗等不同,因此两国的目连文化存在着内容涵盖、艺术品类、历史走向等的差异。     

中和文化论纲

一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由殷周时期的<易经>所奠定、经由战国时期的<易大传>而形成的易文化传统.<易大传>所开出的儒家易学与道家易学是中华文化传统的两大主流.后汉时期西来的佛学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因儒道二家的影响而渐与易道契合,是以形成文化传统的儒、道、释三家文化并立的状况.所谓"三教合一",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表征和必然发展趋势.     

陶醉在"东洋的趣味"中--论陶晶孙早期以日本为背景的域外题材小说

本文认为,陶晶孙的域外题材小说不论思想意蕴还是艺术形式,在现代文坛上都是独异的,他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混血儿".他的那些以日本为背景的小说,鲜明地体现出了作者在日本"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文化意蕴;而回国后的陶晶孙最终也未能摆脱日本文化的"阴影",始终被排斥在中国现代主流文化之外.他的文学创作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成分实在太少,倒应该说是日本"物哀"、优美等文学传统与西方现代情绪和技巧相结合而产生的"杂种".由此,决定了陶晶孙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孤寂的命运,也决定了他小说创作的奇特风格与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