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融资与资本配置效率——来自深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0-2018年深沪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总体上缓解了企业投资不足,改善了资本配置效率.从所有制、区域、高技术企业三个维度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抑制效应、选择效应和激励效应.抑制了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中部地区比东、西部获得了更多的投资支持;高技术企业比非高技术企业的投资规模增长更大,...     

治理环境、财务杠杆与企业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上市公司2001-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财务杠杆相对于治理环境的内生性以及治理环境对财务杠杆与企业投资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治理环境的确是影响企业财务杠杆的因素之一,企业所在地的治理环境越好,其杠杆水平越低;财务杠杆对企业过度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该抑制作用随着企业所在地治理环境的改善而增强;高管持股对过度投资具有治理效应,且该治理效应随着国有股比例的上升而增强。     

高层管理者背景特征与企业投资效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从企业层面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行为财务学理论认为,管理者的个人特质反映到企业会形成"企业性格",从而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及投资效率。基于高层梯队理论的理论阐释,以2004—2011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高层管理者背景特征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高层管理团队平均年龄越大,企业越不容易发生非效率投资行为;而高层管理团队年龄差异性越大,越容易发生非效率投资,在国有控股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CEO在任期中形成的企业专用人力资本能够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即专用人力资本能够对CEO克服认知偏差、理性决策作出贡献。     

减排管制强度与企业投资行为--来自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环境管制强度会引发企业投资行为的策略回应。文章以2008年至2011年我国重污染行业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企业所处行业和地区省份的减排管制政策,研究减排管制强度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减排管制强度能激励企业增加投资,促进环境友好技术创新,且没有导致企业生产设备投资的“挤占效应”。同时,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明确我国企业减排的分类激励政策、推进企业绿色改造升级提供了参考依据。     

金融市场化改革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利率市场化的中国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微观经济主体的数字化转型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这离不开高质量金融供给的支持。基于2007—2019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利率市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路径。实证发现,利率市场化能够显著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对于非国有企业的驱动效果更为突出,但对于科技属性企业的支持力度并未展现出特异性的支持偏好。机制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降低企业杠杆,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等方式,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利率市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作用。因此,建议政府部门应着力营造稳定的货币政策环境,进一步提高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效果;金融机构应主动适应市场化定价方式,加大创新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推动投贷联动;企业应当侧重将金融资源注入创新项目,加快实现数字化转型。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环保投资

已有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但是否对未来不确定性和政策敏感性更强的企业环保投资具有同样的抑制作用,在已有文献中很少涉及。基于2008—2018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环保投资。影响效果在国有企业、高股权制衡度的企业、高未来成长性的企业与低市场竞争程度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在高经济增长水平、高市场化程度、高绿色金融发展程度与低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域,企业环保投资决策更容易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增加董事会会议次数、增强融资约束程度两种路径抑制企业环保投资。     

投资者情绪下企业投资行为及其成长性研究——来自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以深圳交易所2006～2009年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投资者情绪与上市公司投资及非效率投资与上市公司成长性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以换手率为代理变量的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及非效率投资与成长性间都呈负相关关系.为了使检验结果更具稳健性,以上市公司年度托宾Q回归的残差衡量投资者情绪,检验了投资者情绪与上市公司投资的关系;同时,以托宾Q值衡量企业成长性,也得到相似的结果.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金融摩擦与企业投资

经济增速趋缓背景下,货币政策承担着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等多重责任,但货币政策频繁调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上升又会在很大程度上弱化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研究显示,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通过金融摩擦放大效应抑制企业投资水平;国有企业虽具有信贷资源优势,但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会保持更高的谨慎性和风险意识,更易受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金向实体投资的转化。为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需要提高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加强对公众预期的前瞻性引导,避免政策本身成为经济扰动的根源。同时,需要高度关注不确定性冲击的金融摩擦放大效应,采取切实措施缓解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提高国有企业的投资水平和效率,避免资金脱实向虚。     

负债、负债结构与企业投资行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我国制度背景,利用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了负债及负债结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相对投资不足行为,国有控股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更为显著,而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这两种行为均较为显著;负债一方面可以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另一方面也使得企业投资不足问题更为严重;短期负债并没有降低企业的投资不足问题,但能够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银行借款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相机治理作用。     

货币政策、政治联系与企业投资

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方面,货币政策不仅影响着实体经济的发展,也是微观企业决策所面临的重要经济环境.从民营企业高管的个体背景入手,分析当政府与民营企业以政治联系的方式关联起来的时候,企业的投资行为对货币政策的反映有何不同,对比政府干预程度不同的地区,企业政治联系使得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的作用也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高管有政治联系背景的民营企业都出现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投资决策传导作用的偏离.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行业周期性与现金持有动态调整

采取贝克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运用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与方差分解法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物价水平及其分类价格指数的影响。从脉冲响应函数上看,PPI和CPI及各分类价格指数均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向影响,其中,与CPI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相比,PPI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力度较大,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但影响更大;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比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要大;消费品在居民消费支出中占比越大,其价格指数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越大。通过方差分解得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各价格指数变动的贡献度存在差异,其中,对CPI及其各分类指数变动的贡献度高于对PPI及其各分类指数变动的贡献度;对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动的贡献度高于对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动的贡献度;对各消费价格分类指数变动的贡献度差异不大。

     

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员工福利与企业业绩——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以2008-2014年沪深两市制造业A股的民营企业为样本,基于高管政治关联的视角,探究政治关联对员工福利及其对企业业绩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企业的员工福利并不高,且代表类关联企业更低.进一步看,高管具有政治关联损害企业业绩,但在有政治关联的情况下提高员工福利将促进企业业绩,且代表类关联企业改善业绩的作用更大.说明不同于一般认识,政治关联企业对员工责任存在扭曲现象,往往出于内部经营发展需求,忽视员工福利等基本保障.然而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是情理之中,通过构建良好的员工福利保障体系可以弥补经营效率缺陷,从而帮助企业实现寻租利益.     

企业生命周期与股权集中度的匹配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

文章从权变的视角,综合考虑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采用构图偏差的匹配方法评估企业生命周期与股权集中度的匹配程度,构建匹配程度与企业绩效的回归模型,并利用2012-2015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结果表明：成长阶段与较高股权集中度的匹配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成熟阶段与分散状态下相对集中的股权模式相匹配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衰退阶段与高度集中的股权模式相匹配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投资成本和收益不确定时R&D投资的实物期权博弈研究

为了研究企业在抢滩竞争和非抢滩竞争环境下的价值函数及均衡策略,通过运用实物期权博弈模型,针对R&D投资的成本和收益均不确定的情况,以解决R&D投资的优化决策问题.指出企业在进行R&D投资时,处于不同市场地位的企业对不确定性因素变化的敏感程度不相同,竞争博弈行为要求企业在观察自身利益和竞争对手利益及其潜在行动之同时,做出抢滩、等待或是合作的优化决策.     

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过度投资

在国家“四万亿投资项目”的大力支持下,高铁行业发展极其迅速,基本上覆盖了全国的线路地图。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阶段,高铁行业暂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在自身调节的同时,中国政府推出了“高铁外交”的政策帮助高铁行业“走出去”。采用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选取2009~2014年间共64家核心高铁行业民营企业,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数据与模型的选择和检验、回归结果进行实证分析政治关联下民营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研究表明:部分地方政府对于所在辖区经济目标和政绩目标会驱使他们对该地区民营企业的经营决策及行为进行干预,使民营企业的发展投资决策和地方政府的经济预期目标一致,促使民营企业在原本适度发展及投资的基础上进行额外的过度投资;民营企业受到资源、政策等条件限制,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通常会积极与当地政府建立政治关联,而过度投资则是企业所付出的政治成本;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和过度投资是双向影响的关系,即民营企业和部分地方政府以各自的利益诉求和资源交换为基础,实现了双方的经济和政绩目标。     

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方式的转变及启示

跨国并购正日渐成为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我们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以合资或独资的形式引进外资,兼并收购方式虽也采用过,但占比重很小,加入WTO之后,并购开始逐渐成为跨国公司进入我国的主要方式,本文分析了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方式转变的成因,并提出了我国跨国公司进入国际市场的思路.     

The family investment model: A formalization and review of evidence from across immigrant groups

In what has become known as the Family Investment Model, several scholars have hypothesized that financing investment in host-country skills by immigrant husbands is a factor affecting the labor force decisions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of immigrant married women. This paper review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one stream of research on the family investment model. I also formalize the family investment hypothesis and incorporate it into a traditional model of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The formalization provides a simple way to conceptualize the family investment hypothesis. Including it in a conventional model of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emphasizes that the effect of a family investment strategy on the work behavior of immigrant women must be understood in the context of a woman's level of host country-specific skills, as well as all other factors generally included in models of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独立董事制度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1997—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实证层面研究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实施和独立董事特征对公司是否违规、违规次数以及违规严重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实施独立董事制度能够降低公司违规概率、减少公司违规次数，独立董事制度发挥了作用。独立董事的学术履历、政治面貌、金融行业、海外经历等背景特征均对公司违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独立董事的平均年龄、女性比例对公司是否违规以及违规次数也没有影响。独立董事委托他人出席会议对公司违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而独立董事缺席会议将增加公司违规的概率以及违规次数。该研究对于评估独立董事制度、指导上市公司有效利用独立董事具有借鉴意义，建议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机制，上市公司更多关注独立董事参与公司会议的情况。     

社会嵌入、企业声誉与海外投资经济风险治理——基于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研究

关于如何治理中资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东道国经济风险,目前的文献主要围绕着国家治理和市场治理两个渠道展开.前者通过国家外交,改善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后者通过使用一系列分散风险和对冲风险的市场工具,做到风险的事前预防和事后对冲.文章引进了第三条风险治理机制——社会治理.利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302份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的企业家调查问卷,通过结构方程的量化分析后发现,如果中资企业通过社会嵌入,与当地社会建立起了良好和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能有助于企业获得当地民众的普遍认可和情感支持,提高中资企业在东道国的企业声誉,增强企业的风险治理能力.不仅如此,不同治理机制彼此之间可以互相促进,由社会嵌入所获得的企业社会声誉会进一步优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改善既有的国家治理成效.基于这种认识,文章提出了一个"国家—社会—市场"互动与融合的三元治理模式.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比较检验和恒等性检验后发现,引入"企业声誉"中介效应后,模型的解释力显著提高,国家、社会和市场治理的效果显著增强,证实了"国家—社会—市场"三元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和稳健性.     

我国公司资本制度问题初探

公司资本制度是公司法的核心内容之一,对其作出恰当选择将对一国经济发展产生直接影响。我国现有公司资本制度不能适应经济扩张发展的需要,与国外立法相比较为保守。我国《公司法》的修订应当采用折衷授权资本制,使更多的经济体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到全球化经济竞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