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牙人""牙行"考略

牙人是从事买卖的中介者,其历史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牙行由牙人组成,是经营中介业务的商行。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繁荣,牙行日益兴盛。明朝政府对牙行的统一管理,又推动了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代话本小说所展现的国家及民族关系

明代话本小说生动展现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及争斗、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和睦及冲突。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友好主要表现为频繁密切的商贸活动、外交往来、文化交流;而种族、文化、习俗的差异导致国家间的隔阂,为了争夺丰富资源国与国发生战争。国内各民族之间总体上相处融洽,各民族在文化、风俗方面相互影响;政治和经济问题是造成矛盾冲突的主要原因,解决矛盾的方式以武力与求和为主。明代话本小说所反映的内容,对于深入研究古代经济、文化、外交、民族关系提供了有益帮助。     

明代徽商与官府、客地居民和乡邻的关系——从明代话本小说看徽商拓展生存空间的方式

明代话本小说中多有涉及徽州商人活动的描写,展现了处在上升时期经济实力日益雄厚而政治优势无多的徽州商帮的生存状况。这一时期的徽州商人以种种方式拓展生存空间:攀附、行媚官府官员;积极融入经商客地;乡人为伴相互扶助;血缘宗族为系共同经商。其间,有奔波营运的艰辛、远离故土的孤寂、官府凌逼的无奈,也有雄资在握、富甲一方的骄傲和便利。话本小说以其近乎史料的真实描写,反映了徽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生存状况。     

明代中后期士商关系再探讨——以内阁首辅张四维为中心的研究

明代士商关系学界关注已久,普遍认为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士商间的广泛交流。而通过对明代内阁首辅张四维这一成功士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成长于商人家庭并处于商人关系网中的官员,虽因商人支持获利良多,但由于长期受儒家教育,反而会显示出"敬商远商"的情形。所谓士商交流密切,更大程度上是伴随着商人儒者化完成的,并非士人放下身段对商人的主动迎合。     

活畜交易中的牙人 ———基于甘肃省新添镇的调研

牙人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为买卖双方介绍交易、评定商品质量和价格的居间行商,在经济活动中的生产、交换等环节起着重要的协调和组织作用。文章通过系统的实地调研,对活畜交易市场中牙人的交易活动、生存状况、收益状况、工作技巧、从业经验和感情进行剖析,对牙人存在的社会学价值进行解读,认为其在熟人对手交易条件下能够显著提高农产品交易活动效率。并对牙人交易模式的经济学含义进行理论分析,探索其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对市场机制和价格形成的具体作用和影响,进而提出了改善经纪业在现代农产品市场交易中发挥作用的思路。     

明代文娱生活中的小说与戏曲

明代的社会风尚翻然一变。其当空飞舞的,是追求现实的人生和注重当下的欢快。因而,拥有眼前的享乐愉悦也就上升为一种生活理念。这其中,俗文化的代表——通俗小说和戏曲,在这个时代的文娱生活中占尽了风光。     

明代通俗文学的商业化编刊与世俗宗教生活——以邓志谟“神魔小说”为中心的探讨

"宗教生活"是世俗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不仅在通俗文学中有着极为深广的展现,同时其所蕴含的社会一般信仰也赖于通俗文学予以传播、抟合与催化。明代中后期"神魔小说"的兴盛特别是其商业化编刊,是与当时社会一般宗教生活对通俗文学的深层需求紧密相关的。雇佣写手邓志谟编创、建阳书坊翠庆堂刊刻的三部神魔小说,正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明代秦藩与朝廷官员的社会交往——以墓志撰书人为中心

由朝廷官员参与撰书的墓志,是探究明代秦藩与朝廷官员社交状况的重要文献。从墓志中可以看出,秦藩与部分撰书官员存在着长期的请托关系,撰书官员内部也互有分工与合作,形成了固定的“撰书圈”。秦藩墓志的撰书官员多为异地任职的西安府籍人士,且多为离任还乡之人,这表明藩禁政策在明中后期仍旧是限制秦藩与官员交往的重要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秦藩与撰书官员之间的交往,也同时呈现出对藩禁的有限突破以及关系多重交错的特征。这意味着明中后期朝廷对宗藩的管控力实际上趋于式微,秦藩已经在封地构建起更为深入而多元的社会关系。     

元刊话本小说与明代话本小说的人物形象比较

话本,就是民间说话人的口头创作,它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延续,也是一种展示前人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口头文学形式。元刊话本和明代话本,是元代和明代说话讲故事所采用的底本。话本的特点是以语录的形式经过加工和修订之后而形成的底本。话本的语言的表达形式接近口语,通俗而流畅。元代话本体现为小说或者平话,主要以简本的形式出现。话本发展到明代,多数经过了艺术加工和整理,在艺术形式上相对完整。     

论明初高丽王朝与明朝的关系

本论述了明初国内及周边所面临的极为复杂的形势,为了避免故元势力与高丽联手,全力翦除故元势力,明初积极与高丽王朝交往,高丽恭愍王也积极向明。然而,恭愍王被弑后,亲元派上台,与明朝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略述瓦剌与明朝在西北的关系

１５世纪初期,瓦剌（亦称西部蒙古）势力强大起来后,即与明王朝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发生着重要关系,构成为西北民族关系的特殊局面。首先是对丝绸之路要道——哈密的争夺,双方经过三十多年的反复较量,明朝政府苦心经营的哈密、沙州、罕东、赤斤蒙古诸卫地区,落入了瓦剌之手。其次,虽在关系紧张时期,相互政治、经济联系也仍然不断。瓦剌首领及其大小头目既接受明王朝封官授赐,又贡使“络绎于道,驼马迭贡于廷”,联系密切,蒙、汉等各民族间的民间贸易更是往来不断     

洪武时期高丽、李朝与明朝关系探析

明洪武初年,为了防止北元与高丽联手,明太祖朱元璋积极与高丽王朝交往,而高丽王朝面对北元与明朝两大势力一时尚未作出选择,时而对北元、明朝采取双边外交,时而弃明投元,致使两国关系十分紧张。李成桂改国号李氏朝鲜后,两国关系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直到明成祖朱棣即位,明朝与李朝的关系才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明代礼乐制度与乐章体词曲

明初朱元璋的乐制改革以重定乐章为重点,在强调乐章文辞政教功用的同时,忽视了乐律的重要性,无意雅俗之辨,此趋势在永乐、嘉靖两个时期有进一步发展。这一倾向使得词曲类俗文学文体登堂入室,与宴乐制度结合,逐步渗入朝廷的乐章创作之中,严重影响了礼乐的严肃性。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文学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前期散曲地位的尊化与格调的雅化,并对明代的演剧风尚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馆阁背景下的功能化文学模式的推广也成为明词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明代主要手工业产品与市场关系

明中期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日益冲击着明王朝的专卖政策和官府工业，使被官府切断的各主要手工业品与市场的联系避渐恢复和加强，如此迫使明廷不得不改变其工商业政策，变官府控制为依赖商人和民营手工业，并加大对工商业的征收。这样到明后期，商人日益活跃并成为社会主要产品交易的主角，民营手工业也取官府工业而代之，明政府的工商业税收也随之货币化并成为其收入的最主要利源。     

试论清代的例对明代的例之继承

例是明清时代重要的法律形式。清代的例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明代的例,但在语言、编纂、规定上又有所不同。本文通过对明清律例条文、注释的考证与比较,揭示了明清例之间的继承关系。     

魏明帝与司马懿关系考论--兼及魏明帝朝的政治

司马懿是魏文帝临终前委任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魏明帝即位后,将司马懿从朝中派往荆州御敌,后委以方任,这样他不再能直接参与朝中事务。曹真病逝前,魏明帝将司马懿调到西线抵御诸葛亮的北伐。公孙渊拥兵反叛后,魏明帝又派司马懿远征辽东,并对司马懿统兵作战表现出相当的信任。魏明帝临终前委任的辅政大臣中本来没有司马懿,说明他对后者在政治上并不完全信任,但病中的他后来听信刘放、孙资的话,最终让司马懿与曹爽一同辅政。在魏明帝朝中,陈群与陈矫掌握实权并得到皇帝的信任,而他们对司马懿的态度耐人寻味。总体说来,魏明帝对司马懿可谓能用之于外而不会亲近之。至于司马懿对魏明帝的态度,可说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并通过在外尽力国事以逐步巩固自己的声望。     

明前期建州女真与朝鲜、明朝的关系探析

明朝前期,东北边疆民族建州女真部在其发展过程中,两属于明朝与朝鲜朝,其中对朝鲜既主动顺事,又对朝鲜边境进行寇掠.朝鲜对建州女真人采取的是拉打并举的两手策略,既以授予官职、经济利诱等方式拉拢,又参与明朝对建州女真的军事打击;明朝则对于建州女真与朝鲜发展关系既采取限制政策,又站在朝鲜一边,纵容、联合朝鲜打击建州女真部.对建州女真、朝鲜、明朝的三边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揭示彼时东北亚地区的民族关系及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     

王府乐户与明代宗室犯罪关系述论

乐户制度由来已久,明代宗室乐户是朱元璋在"分封建国"政治背景下,保全宗藩体尊,参与王府祭祀、迎接诏敕和宴享等活动的特殊社会群体。王府设置乐户,其目的也是利用儒家礼乐教化功能,实现家国之治,维护藩府之稳定。然而,由于乐户本身职业的特殊性,加上明中期以后宗室放纵享乐情绪的滋长,在王府乐户的导引下,宗室往往置朝廷藩禁、婚禁制度于不顾,作奸犯科十分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