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瞿秋白的革命心境比较

自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对“立三路线”进行了持续的批判和斗争。作为当事人之一，瞿秋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漩涡。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运动，到1931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达到了高潮。但自1931年以后，瞿秋白的革命心境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种心境的变化，自然与他本人的健康状况不佳有关，但与当时党内政治生态的恶化也有着直接的联系。     

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左”倾思想论析

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大革命时期在中共党内不仅有严重的右倾思想，而且也存在着“左”倾思想。其突出表现为对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混淆；其核心内容是以反对资产阶级为基本特征的阶级斗争思想。“左”倾思想起始于中共“四大”，强化于五卅运动，后经近一年的沉寂，全面回潮子1927年大革命的后期。在中共党内，瞿秋白是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究其产生的思想原因，除了受共产国际决议、指示影响外，主要是中共对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主力军、阶级斗争等问题的理解有误或不够准确。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来龙去脉——早期中共党史问题研究

马林主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播下了“二次革命论”的种子,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陈独秀因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策略,主持起草了中共二大决议,抵制了“二次革命论”.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服从共产国际纪律,接受、宣传了“二次革命论”,受其影响,中共三大留下了“二次革命论”的痕迹.由于国民党反对被改造、部分党内同志以及一些国际代表对“二次革命论”的批评,加上陈独秀内心深处不接受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策略,1925年五卅运动后,陈独秀部分地抵制了“二次革命论”.共产国际导致“二次革命论”的错误,受到共产国际代表、反对派以及陈独秀本人的批评；斯大林、布哈林以及部分中国同志为共产国际政策进行了辩护；在批判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时,回避了其错误来源于马林和共产国际.     

试评维经斯基对中共"四大"的贡献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于 1 92 4年 1 1月来华 ,主要任务是参与筹备和参加中共“四大”,指导中国大革命。中共“四大”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重大历史功绩 ,它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有了重大进展 ,已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这是全党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 ,其中也有维经斯基的贡献。本文根据新公布的档案资料 ,对维经斯基与中共“四大”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客观地评价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对中共“四大”的重要贡献 ,这对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性的伦理话语

本文试图给予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性”道德以一种批判性的主题反思。从揭示“现代性” 道德的双重危机——即现代道德生话世界的价值危机和现代伦理知识的合法性危机——入手,作者通过历史与道德、美德与规范两对基本的思想范畴,回答并解析了(１)“‘现代性’道德的双重化危机是如何造成并相互关联的?” 和(２)现代伦理学知识合法性危机的症候及其诊断”这样两个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由之检视了“现代性” 道德自身所处的“前”“后”历史处境、及其知识图景和思想命运。作者期冀,本文的理论分析尝试能够成为理解“现代性”道德之迷的一种可能的思想理路,表达一种建设性批评的理论姿态。     

论江西苏区的反“左”斗争及贡献

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江西苏区则是反对“左”倾错误路线斗争的主战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江西苏区进行的反“左”斗争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贡献。     

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胡允恭的浮沉

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1931年10月,上海临时中央任命胡允恭担任山东省委书记,紧接着于1932年3月撤销了他的职务,胡允恭由此脱党。后来有资料说,胡允恭是受王明"左"倾路线排挤脱党的。事实是胡允恭任山东省委书记期间,是执行了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的。他之所以被免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没有弄清楚中央对以他为书记的山东省委的批评的根本原因的情况下,即以李立三的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观点批评帝国主义"一致"的观点,而这恰是王明批评立三路线的一个重要话题;同时,胡允恭还以"左"的带宗派主义倾向的做法在山东对一些同志发动了批评斗争,从而对后来的武平省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矛盾激化,殖民地附属国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共产国际通过政治上的指导和物质上的援助,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国家中的革命运动。在中国,从五四运动开始,民族民主运动不断高涨,直到形成大革命的高潮,都与共产国际的帮助指导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发生发展、成功与失败,究竟有多大影     

1924—1927年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政策和策略失误的基本原因探析

大革命时期 ,共产国际把“保卫苏联”当作制定中国革命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指导思想 ,同时又肆意贬低中国共产党 ,对中国国民党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 ,不适当地夸大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认为在国共合作时期 ,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只能属于国民党 ,而共产党只能充当革命的助手。共产国际的这种政策和策略 ,扶植了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假左派汪精卫 ,致使他们篡夺了革命领导权 ,也直接助长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 ,成为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试析普特南对乔姆斯基“天赋假说”的批判

“天赋假说”是乔姆斯基提出的关于语言知识的一个假设。普特南对其展开了全面批评。但实际上,普特南所认为的“最初的语言是‘发明的’或‘学会的’,是通过攻占或模仿而推广的”这一观点,并非是反对“天赋假说”的证据,相反更证明了人类特性中的某种“天赋性”的存在。     

从“资本制”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知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有“资本制”“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诸说。“资本制”说与托派观点雷同,未能久立;“殖民地化”说是通用说法;“半殖民地”说是次通用提法;“半殖民地”“半封建”组合顺序不同代表着人们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地位、影响之大小强弱的不同认识。共产国际内部意见不一,造成中共意见的模糊和分歧,导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异说纷呈。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理论和实践,逻辑上要求与之相匹配的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说。有鉴于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抗战时期,特别是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之后,渐渐趋同“半殖民地半封建”说。然而,仍有主“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半殖民地”说者,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在“反帝反封建”主张前提下和而不同的学术气度。     

我院教育革命大辩论初步形成高潮

在“风雷动,旌旗奋”的大好革命形势下,我院广大师生员工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击教育界奇谈怪论,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初步形成高潮,并继续深入发展。在这场大辩论中,全院师生员工通过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进一步认识到,资产阶级刮起的这股右倾翻案风,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通过这场大辩论弄清思想,分清路线是非,这对于捍卫毛主席     

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作用考辨

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作用需要准确认识。马林第一次来华的使命中并没有在中国建党的 任务。马林到达上海时恰逢“一大”的准备召开,他和随后到达上海的尼柯尔斯基共同参与了“一大”的 筹备工作。从中共“一大”决议的理论层面看,“一大”的意义仍然局限于建立列宁主义的真正共产党, 并未接受马林所介绍的共产国际“二大”有关殖民地民族革命的有关思想。     

略论“六大”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指导意义

1923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党的历史上一次有着重大意义的代表大会,正如周恩来所说:“总的说来,‘六大’关于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基本上是对的,所以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六大”在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上澄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错误认识,对统一全党思想和推动中国革命起了积极作用.“六大”对中国革命所起的第一个重要历史作用,是正确估计了革命形势和制定了正确的策略方针.     

《多余的话》所涉立三、王明及共产国际问题

一、“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不同”一九三○年夏,李立三冒险主义错误严重起来,国际作出纠正立三错误的七月决议后,决定瞿秋白与周恩来立即回国贯彻七月决议。秋白八月回国,九月同周恩来共同领     

试析“颜色革命”的根源及启迪

通过分析“颜色革命”产生的根源,得出产生“颜色革命”的决定因素是本国严重的社会危机和尖锐的社会矛盾。“颜色革命”给我们的启迪是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十分必要。     

对“第三时期”理论有关问题的辨析

“第三时期”理论的的提出,是共产国际中期的一项重要的理论活动。1928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对当时的国际形势进行了分析,通过了《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的任务》这一重要的理论文献,它认为“对整个战后的发展的估计可以自然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尖锐的革命危机时期(1918—1923年);第二时期是资本进攻时期(1923—1928年),这一时期是无产阶级进行防御斗争,资本主义形成某种局部稳定的时期:接替第二时期的则是“第三时期”(1928年以后),第三时期是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殖民地斗争日益发展,资本主义总危机尖锐化,大规模的阶级博斗时期,是“无产阶级直接革命时期”。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严重的挫     

共产国际、苏联与八七会议“左”倾错误的源起

一、八七会议“左”倾思想的萌芽体现“八七紧急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根本上改正旧时机会主义的错误”,在汉口召开的一次会议。它是党的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成为中国革命新的开端。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会议却埋藏了“左”的种子,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明确     

论周谷城世界通史编纂思想及实践与当代"整体史"观和"全球史"观的相关性

作者旨在通过对周谷城世界通史编纂思想和实践与当代“整体史”观和“全球史”观的相关性比较 ,发现其与当代世界通史编纂趋势既相合又相异的两面 ,其价值在于世界通史的编纂上所体现的整体史观念和反对欧洲中心论的立场 ,但同时又存在着对整体史认识上的一些局限性及其在反对欧洲中心论上表现出的不彻底性     

现代政治转型与鲁迅的“杂文自觉”

既往研究在探究鲁迅的“杂文自觉”时,过于看重现代性和主体超越特质,忽视其社会历史性,没有真正进入1920年代语境,在共和危机和国民革命的现代政治转型中看问题。实际上,鲁迅的“杂文自觉”经过了一个复杂多变的发展阶段：最初的“随感录”形态,是基于共和危机而进行的旧文化批判;进入后五四时期,鲁迅针对“民国失传”的问题,试图再造思想革命,发起针对新文化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随着鲁迅参与国民革命,他又从“批评”转向了“杂感”,从“文化批判”转向了“政治批判”;而南下广州后的在朝革命和清党体验,使鲁迅最终出现了杂感的“文学自觉”和“革命自觉”,生成了以“杂文”为革命的“文学政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