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原因

近年来,我国经济虽然实现了高速增长,但这种经济高增长并未有效地带动我国就业水平的提高,却形成了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局面。本文在分析这种局面原因的基本上,提出实现我国经济与就业的同步增长,今后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应采取的措施。     

当前经济高增长条件下的高失业问题分析

我国当前经济中存在着经济高增长条件下并存高失业的反奥肯定律现象,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今后3~5年中高失业的矛盾现象将进一步加剧;文章着重论述了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可能对有限就业岗位展开竞争、政府税赋与促进就业之间的矛盾以及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就业的影响趋势;并对以上的矛盾提出解决的对策建议。     

中国高投资产业的转型与升级

我国现有高投资产业已经难以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投资仍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拉动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形势下,探索中国高投资产业的转型升级路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传统制造业资本深化形态的转型升级以及新兴制造业所蕴含的投资机会,将构成维持中国未来高投资产业的基石。制造业转型升级所蕴含的投资机会,对新型城镇化将提供不可或缺的产业支撑。但从中国的现实情形来看,房地产泡沫对内需的挤压效应、金融"压制"体制对实体经济的掠夺效应以及地方政府对制造业的高税负效应,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制造业投资转型升级乃至可持续发展的三大障碍。要释放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巨大投资,必需破解三大障碍。     

对中国居民储蓄持续高增长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储蓄呈平稳增长态势,高储蓄能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但居民储蓄的过度增长,会造成储蓄资源的相对过剩,如不能对"过剩"的储蓄存款加以引导分流,势必造成损失和浪费,从而影响国民经济的顺畅进行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笔者通过对储蓄高增长的原因、正负效应的分析,提出了相关的改进措施.     

东亚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外汇储备高增长解读

东亚金融危机之后 ,我国外汇储备在经历了短暂的低增长后又恢复了高增长的势头 ,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各国外汇储备高增长是近年来世界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现象。东亚金融危机推动了我国外汇储备高增长 ,外汇储备高增长又使外汇占款成为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 ,因此在外汇储备高增长条件下我国应加强货币政策的内部协调     

高投资率、高宏观成本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投资是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我国多年来坚持的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的数量扩张式经济高增长,而该种发展模式以高宏观成本积累为代价。未来投资的增速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预期,更取决于资金、技术、资源的支撑和环境的容量。本文通过对高投资高增长发展模式的高宏观成本分析,提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若干结论性建议。     

国家经济安全能力的财政金融:2013年监测与2014-2015年预警

基于经济安全本系统的研究方法,财政金融安全分为安全条件和安全能力两个维度,安全条件衡量我国财政金融领域所面临的外部风险,安全能力衡量我国财政金融领域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文章以财政金融与国家经济安全能力间的关系为起点,构建我国财政金融安全能力的监测预警框架.基于此框架,对2013年和2014-2015年我国财政金融安全能力作出监测和预警,结果显示当前我国财政金融安全能力处于基本安全区间,其中2013年安全得分监测值为76分,2014-2015年预测值分别为77、79分.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诸如国债市场规模较小,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趋于上升以及资本充足率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比较优势、比较劣势和战略路径的调整--基于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条件的分析

本文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所具有的动态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进行了分析、探讨。认为,中国的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前景取决于市场基础制度的建设和增长战略的路径选择,而在传统的增长战略中存在着不少误区,并根据长期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求,结合实际,提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战略重点。     

中国经济高增长还能持续多久——基于拓展的索洛模型的预测

靠长期刺激投资高增长来维持经济增速是不可行的。不断下降的资本利润率最终导致私人部门投资意愿缺乏。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资本将大量外流寻找利润更高的栖息之地。索洛模型未考虑资本跨国境流动对分析对象的影响。在拓展模型中,经济体系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为发达国家,已实现平衡增长,低储蓄率;另一个为后发型国家,处于追赶阶段,高储蓄率。随着"产出—资本比"变化,后发型国家的资本利润率优势将逐渐消失,其追赶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Ⅰ阶段——外资流入;第Ⅱ阶段——资本流出;第Ⅲ阶段——平衡增长。第二阶段起点是人均资本增长路径的转折点,人均资本增速将在该点陡然下降。这势必导致人均产量增速在转折点跌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经济的增长路径为验证理论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基于拓展模型的预测是,中国经济的转折点将在2-3年之内到来,之后经济增速将大幅度下降,进入略高于6%的中速增长阶段。未来中国的增长动力就是在全要素生产率上与发达国家的巨大落差。要将这种动力释放出来,就必须清除制约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因素,推动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再出发"。     

基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研究

人力资本、R&D与经济增长及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技术流动所决定的内生技术经济增长机制将对经济增长率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通过实证检验,我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说明相对于庞大的人口规模而言,我国人力资本整体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此外,在人力资源的配置上存在许多现实问题,高级人才多集中于外资企业和政府机构,在分配结构上出现两极分化,而且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因此,根据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和未来趋势的分析和判断,必须从提高教育水平、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增加科研投入、推进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加强政策导向,推动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