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重“回归”现象看林语堂

林语堂先生从1895年出生到1976年逝世，生活经历实足sl年，而他的文学和学术生涯如果从大学毕业后执教清华学校算起，前后共约60年。纵观他的生活和学术历程，不难发现一种有趣而又不是偶然的现象，即他在思想文化领域早年追求过或运用过的东西，中途曾有所改换，若干年后又再“回归”。从这种“回归”现象中观察林语堂，特别考察他同中外文化的关系，窥探他的文化心态，似能得到一些启示。这种“回归”现象，笔者在《从文化视角看林语堂》（福建学刊》1988年第6期，《新华文摘》1989年第3期）一文已约略述及，但未专门论述，本文是前文的补…     

再谈金文之“初吉”

一年多来，我从“断代工程”简报上先后获悉李学勤先生关于“初吉”以及月相名词的解说，如：“吉的意义是朔。月吉（或吉月）就是朔日，因而是定点的。《诗》毛《传》暗示初吉是定点的。”（第４１期）；“经李学勤先生指示，我们相信《武成》《世俘》诸篇与金文中月相术语有不同的定义，而《武成》《世俘》诸篇的月相采李先生的定点解读”（第４４期）；“李学勤等从金文研究和文献学的角度都认为定点说难于成立”（第３８期）；李先生在《“天大曀”与静方鼎》中说“月吉癸未初三日，初吉庚申初四日。”（简报第６２期）；“这样的吉日多…     

是“现实”还是“幻影”?——答刘光裕同志

<正> 在本刊83年第二期上,笔者就刘光裕同志的《艺术形象和社会生活》等文(见《文史哲》82年第6期),提出了一点不同看法,旨在通过争鸣,把问题引向深入。紧接着,在本刊第三期、第四期上,相继发表了刘光裕等同志的《“幻影”与现实》等文,都是批评拙文的。对于这些批评,笔者提出以下不同看法。     

“乐道”“问道”：龙岗区

今年以来，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力抓文化建设，成绩斐然。该院创办的纯文艺性自办内刊《乐道》已于5月上甸正式面世，开办的系列知识讲坛“问道”已隆重举办两期，目前正在着手准备第三讲。“乐道”与“问道”如同两枝奇葩，是该院新一届领导班子鲜明提出的“简单生活、快乐工作”理念的承载和衍生，     

对“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商榷

本刊在1983年第5期、1985年第3期和1986年第2期先后发表了李长域同志的三篇探讨“唯物主义方法”的文章。此后陆续收到一些同志的稿件,有的表示赞同和肯定,也有的提出了商榷。现本着“双百”方针的精神,刊登其中的一篇。     

就“从A到B”结构与有关同志商榷——兼谈“到”字的词性问题

<正> 《中国语文》1980年第3期和第5期,先后登载了张文周和邢福义、余大光同志谈“从A到B”结构的三篇文章。张文认为“从A到B”是一种“连用形式的介词结构”,邢、余二文则认为是由“两个介词结构并列组合”而成的“联合结构”。它们的结论虽然不完全一样,论据却是相同的:都认定“从”和“到”一律是介词,“从A”和“到B”是两个结构关系“平等并列”、“不分主次”和“互不修饰”的介词结构。对于张、邢、余三文提出的问题,我们感到有进一步展开讨论的必要。     

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

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尹世杰在《消费经济》１９９５年第４期撰文分析了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的区别．消费文化是一种极重要的文化。在人们的消费生活中有丰富的文化。优美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人们精心创造的实物消费品和精神文化产品，以及人们富有创造性的有利于...     

也论“逻辑矛盾”与“辨证矛盾”──从《“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并行不悖吗？──辩证法的“鹰”、“鸽”两派》说开去

也论“逻辑矛盾”与“辨证矛盾”──从《“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并行不悖吗？──辩证法的“鹰”、“鸽”两派》说开去马佩河南大学政治系教授编者按：本刊接黄展骥教授的来信，说：“……我于９４年第６期在贵刊发表的文章，以较少的篇幅涉及繁复重大的问题，在学术...     

《“悲秋”新探》一文商榷

赵振波同志《“悲秋”新探》(载《辽宁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收入“人大复印资料”J2专题1988年第6期)一文,从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文学史中“悲秋”现象的发生原因,不乏卓见。但该文将悲秋的发生与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悲秋现象混为一谈,忽视了两者间质的区别,未免过于简单化了,笔者未敢苟同。《新探》一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探讨了悲秋在西周、春秋时期的“发生”,即一,秋主     

金圣叹的“亲动心”与福楼拜的“深入”说

福楼拜认为,作家要写偷,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也不必亲自去私通,只要凭生活经验去“体察”,进入笔下人物的生活经历,变成一个想象中的人物就可以了。他说,他并没有包法利夫人的经历,但由于“我深入到她的皮肤里去,写包法利夫人服毒,我也一嘴的砒霜气味,就象自己中了毒一样,一连两回闹不消化”(见《译文》1957年第4期第137页)。金圣叹也说,《水浒传》的作者能够以一身而写众多人物,并做到写豪杰、奸雄、淫妇、偷儿便居然是豪杰、奸雄、淫妇、偷儿,重要的一环就是在塑造人物过程中,作者“实亲动心而为淫妇,亲动心而为偷儿”(《水浒传》第五十五回金批)。所谓“亲动心”,就是指作家在观察生活的基础上,发挥艺术想象力,全身心地去感受、体验人物在特定情景中的思想、情感表现和心理活动。     

“走人”及其他

“我今儿个老老实实签字划押换过了,明儿个不出俩月半年房管所来轰我走人。大林你啊甭蒙我。”“洋兵爬上正阳门箭楼放了一把火,走人了。”(1988年第4期《当代》) 从语义上分析,“走人”即“人走”,“人”是施事宾语。“走人”现象在客观地陈述一件发生过的事这一点上和存现句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走人”还能出当事者主观地叙述,包括说话者本人。“轰我走人”的“人” 就是“我”,人并未走。从结构上看,“走     

孔子“三十而立”到底是“立”什么?

通常对孔子“三十而立”有两种解释:一以为立于办教育,一以为立于礼。刘蔚华同志主前者(见《孔子思想演变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宋敏同志主后者(见《孔子“三十而立”非“立于办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4期)。     

也说“实事”

拜读了桑志达同志撰写的《把握“实事”的含义和特性》(刊于上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从客观性、整体性、层次性、矛盾性、变化性五个方面描述了事物的基本特性、颇受启发、文中对“实事”含义的     

关于“第七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征集论文的邀请函（第一轮通知）

经协商,拟于2009年8月在北京中关村举办“第七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主题是“文化现代化的战略思考”。文化是人类的智慧结晶,文化现代化是文化领域的现代化,文化生活是人类的精神生活。人类生活有两大需要,即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精神生活需要与日俱增,文化与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性日益突显。     

“综合创新”实已内涵有“辩证发展”的精神

“综合创新”实已内涵有“辩证发展”的精神方克立《文史哲》１９９６年第１期蔡尚思先生的《今后新文化应当是“辩证发展”》（又载《新华文摘》１９９６年第４期）一文，其中对拙文《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１９９５年第３期，又载《新华文摘》１９...     

辨“德”

《人文杂志》1982年第6期发表斯维至同志《说德》一文,训“德”之本义为“生”,为“姓”,为“性”,其说似新。然深考之,则实与古义不合。因作此文以辨之。 欲探求文字之古义,非从训诂学——即考察古文字的形、音、义入手不可。因此本文探求“德”字的古义,自当首先从训诂入手。 《说文》释德:“德,升也。从彳,声。”又释“:“外得于人,内得     

党的“二大”提出的是“二次革命”思想

庄剑在《理论与改革》今年第2期上撰文认为,党的“二大”宣言和“二大”通过的其他有关文件所表现的思想是“二次革命”的思想。 他认为,“二大”宣言及有关文件的基本点是认为无产阶级不是领导而是从属地参加民主革命;民主革命的前途是资本主义。这正是典型的“二次革命”论的思想,之所以这样认定,因为首先,这个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论述的和毛泽东后来概括的革命分两步走而不断革命论的思想     

正确理解列宁“少谈政治”和“多谈经济”的本意

鉴于一些同志对列宁“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的论述有误解,我反复阅读了列宁的几篇著作。 列宁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中曾经指出:要“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同时,进一步指出,为什么要少谈谈政治呢?因为“老一套的政治鼓动——政治喧嚷——占的篇幅太多了”。多谈些什么样的经济呢? “我们需要的经济是指搜集、周密地考查和研究新生活实际建设的各种事实。”(《列宁选集》第3卷第600、601页)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指出:“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的,被生活检验过的共产主义建设事实”(《列宁选集》第4卷第8页)。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提到了“少”和“多”的问题:“应当少说空话,因为空     

关于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性质和评价——兼论“改良”与“改革”

近年来,史学界就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性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意见:(一)洋务派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改良主义运动”(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或认为洋务运动“有改良维新的意义”(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二)“洋务     

也释“沽各半”

刘瑞明先生《吐鲁番出土文书释词》(载《西域研究》1999年第4期)引《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第189页《义熙五年道人弘度举锦券》：“民有私要,要行二主,各自署名为信,沽各半。”第181页《北凉承平五年道人法安弟阿奴举锦券》作“故各半”,编者校“故”为“沽”。第三册第71页《高昌章和十一年某人从左佛得边买田契》作“沽各半”,谓：“故各半”的“故”使句意不通,因而被校为“沽”。但这仅是以多见的“沽”来校正少见的“故”,实际也不成文意。今议,“沽”应是“占”字之误。“占各半”是说同一契约文本,在同一纸上写成一式二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