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国近代史观的展现及其他

20世纪后半期,美国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众彩纷呈,蔚成繁荣的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局面。本文重点结合对美国学者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研读和思考,展现和认识美国中国近代史观的嬗变,并在此基础上构思新世纪我国教育史研究的取向。     

进化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实践

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至关重要，而进化文学史观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它承续了我国古文论中之进化思想因素，又自觉借鉴了西方现代进化文学史观，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进化文学史观，以胡适、茅盾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尝试运用进化文学史观研究并书写了外国或中国文学史，显示出进化文学史观的主要功能特点与突出缺欠；进化文学史观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阶级论文学史观相比异大于同得小于失，同现代性文学史观相比同大于异失小于得，惟有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方可视为科学的文学史观。     

期待理性和谐的中国——读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

费正清曾六次来华，对旧中国、新中国都有一定的认识，加之西方对中国已有的研究成果，从而使《美国与中国》一书对中国的分析基本上较为客观、理性。没有无聊政客的肆意歪曲、没有国人自大的虚伪膨化、亦没有浪漫激情的偏狂否定，给世人留下的是沉思、是探究。读罢《美国与中国》这一传世名作，从古代到当代，犹如在历史的长河中漫步，感受涓涓细流历经波澜壮阔终汇入大海的那份平静。     

高居翰的中国绘画史观探析

作为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权威之一,美国学者高居翰不仅在中国绘画史的撰写上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提出了自己的绘画史观：一是强调对绘画作品本身的研究——视觉研究,这种内部文本研究不同于传统的画论研究;二是主张结合绘画的外部语境进行分析。高居翰认为绘画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并不是分裂甚至对立的,绘画和历史的断裂关系可以通过他提出的“风格”研究来弥合。     

从《中国新史》看费正清的中国观

美国的汉学家对中国的认识是认识中国的视角之一。费正清是公认的美国中国学的创始人,他以历史学家的身份研究中国,并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从而形成了他的中国观。《中国新史》是他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中国观的总结。费氏的中国观具有三个主要特点:以考古学领域发现为佐证,强调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和同一性;以中国历史为背景,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从美中关系的发展出发,强调中国文化的重要性。     

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述论

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从时间上讲曾落后于日本和欧洲国家。但进入20世纪,美国后来居上。70年代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对现代中国的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研究的重点从传统中国转向现当代中国,研究特点是跨学科、跨专业,将历史学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内容涉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等各个方面。而且将儒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美国中国学与欧洲汉学研究的主要区别所在。     

美国中国近代史观的展现及其他——关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思考

20世纪后半期,美国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众彩纷呈,蔚成繁荣的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局面。本文重点结合对美国学者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研读和思考,展现和认识美国中国近代史观的嬗变,并在此基础上构思新世纪我国教育史研究的取向。     

费正清思想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研究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美国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专家,一生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出版了大量涉及中国历史、政治、战争、改革、文化方面等重要话题的著作。他的思想推动了海外对中国研究由传统汉学角度向近现代中国视角转变,代表着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从70年代开始,费正清著作陆续译入中国,国内学术界一直重视对其思想的研究。然而,翻译界对其著作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研究基本是空白。文章从翻译文化史的视角,从出版社、译者群体、翻译模式、副文本、传播与接受等多个维度切入,梳理费正清思想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影响,推动费正清著作思想在国内的译介和接受研究。     

费正清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中的作用和影响

费正清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智囊之一。20世纪40年代,他两度来华通过对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命运、对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和对共产党人的观察、思考,认为国民党政府气数已尽,美国必须调整其对华政策。正是由于费正清等人的远见卓识和极力建议,美国决策层及时地调整了对华政策,从而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为何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新潮迭出?——再析中外学术兴趣之异同

本文的重点是讨论西方中国学的传承和新潮,侧重分析西方学者如何研究和解释中国的历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学者的中国史研究著作,不断在中国翻译出版,引起了许多注意。一般而言,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同行层出不穷的新颖观点,颇感兴趣。作者认为,西方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之所以擅长推陈出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虽然研究中国史,但其历史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则常常受到中国史以外领域的启发。二是他们在材料的开发上面,其实还常常受惠于中国学者和出版界,比如中国档案的开放和编辑出版的原始史料等等。换言之,全球化的高歌猛进,使得学术交流比以往更为便利,因而造成了国际中国史学界新潮迭出的现象。     

中国科学院三个科技史项目中的技术史研究

１９９0年代以来,先后有三个科学技术史项目在中国科学院立项,并由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实施。《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主要由学科史构成,包括１１卷技术史专著。“中国传统技术综合研究”下设两个项目,一是《中国古代工程技术史大系》,一个是《中国传统工艺全集》。《全集》着重对古代流传下来的传统工艺细节进行调查、抢救和整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分为３个课题;专题研究;资料选辑与工具书;资料中心和数据库。以上三个项目在目标、内容、方法等方面都有差异。中国技术史研究领域还存在不少问题。     

蒙文通与中国史学史

蒙文通是20世纪一位杰出但被忽视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者。他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自觉地区别于梁启超等人的模式,具有主通、明变、贵识的特色。蒙文通与同时代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异同以及他本人思想的变化,深刻地反映了史学观念的更新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     

中国革命史是中华民族的革命史——大学教科书中少数民族革命史教育亟待加强

目前,在《中国革命史》教学中存在着一种偏向,就是忽视少数民族革命史的教学。无庸置疑,中国革命史是由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创造的。忽视了少数民族革命史的教育,中国革命史的教学是不完整的。因此会严重影响到这门政治理论教育功能的发挥。《中国革命史》教学中的少数民族革命史教育亟待加强     

美国的中国佛教研究

美国目前是西方佛教研究的学术中心 ,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中国学者不无裨益。在中国佛教领域 ,他们与中国学者一样 ,偏重于北宋以前的佛教史 ,特别是以禅宗为主的隋唐佛教宗派。而对宋元明清的佛教史 ,他们则引入社会史、人类学等方法 ,特别是在明末清初、近现代中国佛教史研究方面 ,出现了较具启发意义的新视野。本文还关注美国学者在“佛教中国化”、“儒释道三教关系”等问题上的研究。     

滕固和他的《中国美术小史》

20世纪中国美术史学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产生了不少有价值的关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著作,滕固的《中国美术小史》就是其中之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滕固和他的这本《中国美术小史》从写作背景、内容、方法及特点等几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证,进而体现了《中国美术小史》在中国美术史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价值。     

张德瀛著《文学史》:一部值得关注的早期中国文学史

张德瀛的《文学史》,是广东籍学人撰写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是在《钦定大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等法规的政治导向下编著而成的教科书,具有鲜明的官方正统教育特点,同时也在最大限度内表达了作者自己对于文学和文学史的基本看法,反映了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一般认知结构和理论水平,应该放到中国文学史学研究的层面来加以认识和重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