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部尚书铨选职能与唐族姓书籍修撰

唐前期朝廷曾组织三次编修族姓档案书籍.前两次由吏部尚书提出并组织进行,最后一次由谱学专家提出而由朝廷组织进行.这与唐初承袭南北朝门阀观念余绪有关.吏部职掌官员选举,唐前期族姓档案对其有参考意义.唐前期修撰档案书籍的政治意义逐渐降低,而后期不再有官方组织编撰.     

从国家无偿赈给到"劝谕"富民出资——唐宋国家实物救灾职能转变之考察

唐代前中期,国家赈灾多采用无偿赈给的方式.唐中叶以后,在无偿赈给之法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唐政府一方面改行有偿赈贷之法,另一方面则开始积极引导富民出资出力参与社会灾荒救济.宋代赈灾分为政府直接赈救与利用社会力量赈济两个方面.政府直接赈救,继承并发展了唐后期以来用富民之资恤救贫民之宗旨;利用社会力量赈灾,国家荒政逐渐演变为"劝分"之政,即"劝谕"富民出钱米参与灾荒救济,并表现出两个重要特点:第一,视灾伤程度与官府赈灾能力而行劝诱力度.第二,"劝分"举措的制度化与优待性特征越来越明显.若受灾地无富民或富民较少,则地方政府让富民赈灾的"劝分"之政无施展之余地.     

唐代刺史的任期与特点

唐代刺史的任期,就总体情形来看,绝大多数州郡是符合制度规定的,某些重要州府,无论是在唐前期还是后期,普遍存在任期偏短的问题,这也是朝廷屡下诏书纠正的问题.与此相反的是,偏远州郡刺史的任期则存在过长的问题,但范围比较有限.唐代前后期,南北方州府刺史任期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一般而言,北方诸州郡刺史任期在唐后期普遍延长,而南方诸州尤其那些所谓富庶之州的刺史,在唐后期则普遍存在着任期不够的问题,这反映了唐代中后期南方州郡地位的上升.     

"丁戊奇荒"对江南的冲击及地方社会之反应——兼论光绪二年江南士绅苏北赈灾行动的性质

虽然光绪初年爆发的"丁戊奇荒"主要打击了华北地区,但其对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区域即江南同样造成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而学界以往的考察,基本上都忽视了从江南的地 方性视角出发来理解这场灾荒的意义,因此在论及中国近代救荒事业的一个重要变动即晚清义赈的兴起时,其判断并不完全准确.实际上,在单纯面对这场灾荒的情况下,江南地方的种种反应都贯穿着捍卫乡土安全的地方性立场,而其间出现的江南士绅前往苏北赈灾的行动,在本质上仍是江南自明清以来地方性救荒传统的某种延伸.这就提醒我们.在理解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时,切不可过于低估内在传统资源的能动作用.     

唐代因灾移民政策简论

整个唐代,自然灾害一直贯穿其始终。由于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重视民生,在遭遇严重灾荒时,政府鼓励灾民异地就食,此后较有组织的因灾移民成为唐前期一直奉行的政策。唐后期,由于安史之乱导致的朝廷实力下降,政府救灾不力,灾民自发性的移民就食越来越占多数,最终成为唐朝灭亡的前奏。     

初唐——盛唐边塞诗的摇篮

本文论述初唐边塞诗向盛唐边塞诗发展的演进过程:在初唐前期,宫体诗盛行,边塞诗寥若晨星,到初唐中期出现的反对宫体诗的革命,及至初唐后期陈子昂以“复古”为旗帜,掀起第二次诗坛革命,预示了盛唐边塞诗的到来。     

论唐人七律艺术的发展风貌

本文依据唐人七言律体创作的实际情况,试划分为七个发展阶段,即初创期（初唐）、成熟期（盛唐）、高峰期（中唐前期）、变化期（中唐中期）、繁荣期（中唐后期）、再度繁盛期（晚唐前期）、通俗化期（晚唐后期）;评述各时期的诗坛趋尚,群体特征,主流风格和名家之创造贡献,探寻诸流派前后承启关系及影响,勾勒这一新兴而“最难工”诗体的演化过程和其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的风貌     

清后期内蒙古地区灾荒史研究初探

本文主要以《清实录》为据,整理１８００—１９１１年间内蒙古灾荒记载,着意分析灾荒存在类型、发生特征及对内蒙古地区社会演化的不良影响,尝试通过对这一特定时期及区域灾荒状况的史实分析、统计与理论透视,给出一幅比较全面的清后期内蒙古地区灾荒的图景。力求对现实减灾实践以及理论发展和内蒙古的可持续发展有所启示和裨益     

古代江南都市经济与艺术文明

从魏晋两宋开始,经历了几千年发展的江南都市,它在发展模式上发生了彻底转变,向新的经济型城市迈进,其结果是在江南出现了许多繁荣的大都市.在这积聚了巨大社会财富的江南都市中,都市艺术文明也随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江南都市与艺术文明的关系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江南都市的高度发达,为艺术文明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各种社会条件;另一方面都市艺术的发展,促进了城市人文精神的提高,极大地改造了城市人的精神结构,进一步促进了江南都市的发展.     

略论唐五代商人和割据势力的关系

关于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问题是唐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颇有进展。但是一般论者都忽视了商人在割据中所起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商人和割据势力的关系,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希望有助于对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有进一步的认识。五代十国政权是唐后期藩镇的延续,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本文兼及五代时期这方面的问题。     

南朝江东地区的蠲免

江南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灾害高发区,蠲免作为重要的荒政措施,在南朝前期对于江东地区的灾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南朝后期,随着江东地区社会危机的显现,蠲免措施得到进一步完善,不再囿于荒政,而是行之于流民,承担起了调节国家、地主与农民在财富分配与徭役承担等方面矛盾的责任,是统治者施惠于民以稳定社会秩序的有益尝试.当然,由于缺乏量化减免标准和官吏实际执行的记载,其可操作性不容高估.     

唐代后期内外官主要经济收入对比——唐代内外官轻重问题研究

唐代职官的经济收入,主要是俸钱、禄米、职田三项。关于给禄和职田制度,整个唐代末见有多大变化,故在此略而不论。俸料钱则不然。首先,唐前期之京官俸料钱,自乾封元年以后依职事品给,而唐后期之京官(外官亦然)俸料钱则依职事官制定(同品之官俸钱有不同)。当然,职事品的高低与俸钱数额的高低,总的来说仍不相悖;其次,唐前期之外官俸料钱,以公廨本钱收息,按一定比例进行分配,而唐后期之外官俸料钱则由朝廷直接规定数额;再次,唐后期之内外官俸料钱,比之唐前期均作大     

时代呼唤更成熟的中国灾荒史学——夏明方教授访谈录

目前,灾荒史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方面,不断出现的各种自然灾害,向人们提示着灾荒史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灾荒史研究也向社会奉献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但是,生态环境、社会形势的变化,对灾荒史研究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从学术发展角度来看,灾荒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应该更加完备,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优化,这一领域里的理论创新,更是一项严峻挑战。     

晋末十六国北方胡族政权与汉族豪族的存在形态

晋末十六国胡族政权虽未在根本上改变魏晋以来豪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但是在胡汉、胡胡矛盾的相互作用下,汉族豪族的存在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门士族由于对西晋政权的严重依赖,无法适应胡族统治而迁往江南;地方士族为了保存宗族利益,则演变为既出仕胡族政权又在乡里以土豪面目存在的复合型豪族;而遍布各地的土豪强宗则以坞堡为组织形式,成为各胡族政权地方社会基层秩序的主导者,其向背成为各胡族政权存亡的关键。     

岐秦政权兴衰存亡管窥

研究繁复记载于旧史而疏淡于当今史学界的岐秦政权与李茂贞,探究存在于唐末五代近60载的岐秦政权成败兴衰的奥妙以及李茂贞的功过是非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岐秦政权兴衰存亡不仅能够反映出唐亡的直接缘由和唐末地方与中央、中央内部南衙北司斗争实情,亦能折射出唐末五代社会嬗变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种状貌与流变.     

徽商与明清时期的社会公益事业

明清时期异军突起的徽商在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后,积极支持和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和灾荒救济等社会慈善事业.这种行为不仅体现了徽商乐善好施的良好美德,而且为徽商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获利的空间,形成了徽商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民国前期四川土匪成因论析

土匪猖獗是民国时期各地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民国前期四川长期处于军阀混战中,战争直接破坏社会生产;军队往往招匪、纵匪;大量散兵流为土匪.同时期,四川自然灾荒不断;军阀征税无度;地主压榨严重,使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大量农民不堪重负而破产,成为土匪的主要来源,随着社会秩序长时期内持续的动荡,导致更多人进入土匪队伍.     

灾荒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

灾荒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关系问题，史学界很少论及。本文认为太平天国辖区内连年不断的灾荒，大大加重了太平天国政权所面临的粮食危机；而粮食的匮乏无疑是导致太平军一些战役失利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严重的瘟疫、雪灾、水灾等灾害也是太平军几次重大战役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天灾与人祸——从诗歌看清代的自然灾害及其救济

有清一代自然灾害频发,水、旱、蝗、疫等各种灾害持续不断,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清政府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定,对灾荒高度重视,在平时就建立各种仓储,积极备荒;当灾情发生时迅捷地救灾、赈灾。为此,清政府制定了一套严密的防灾、报灾、救灾的政策与法令,形成了一套高度成熟的保障机制。清代中前期由于国力昌盛,封建国家救灾主体的功能凸显,能够帮助灾民有效地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清代后期随着国力的衰败,封建国家的主体作用也日益下降,以士绅阶层为主体的民间救济活动日益活跃。清诗对此作了丰富多样的书写,涉及了水、旱、蝗灾等各种自然灾害,反映了灾荒下人民的苦难生活。由于吏治的腐败,一些荒政有所废弛,清政府对灾民的救济收效甚微,有时反而加剧了灾民的苦难。许多诗歌都揭露了这种天灾下的人祸因素,反映了贫富之间的巨大鸿沟。     

朝隐、吏隐、中隐——白居易归隐心路历程

从隐逸的角度分析白居易后期思想转变和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白居易后期的思想大致经历了朝隐、吏隐、中隐这一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白居易在中唐特有的政治文化环境下政治理想的幻灭,也反映了中唐士人世俗化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