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军事伦理思想研究

三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诸葛亮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贞气节 ,彪柄史册 ,为后人所敬仰 ;“崇智善谋”、“严纪守律”、“和军爱卒”的将帅武德修养论 ,弘扬了前人将帅武德修养的精华 ,在中国军事伦理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存国家安社稷”为核心的军人价值观 ,与先秦时期军人忠国利民的道德价值取向一脉相承     

论《易传》的价值观

《易传》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系辞下》)这里所谓的“道”,包括“规律”和“价值”两个方面,就是说,易道中既揭示了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规律,又表达了人们的价值追求。《系辞上》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又说:“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     

从《聊斋》中几个妇女的典型形象看蒲松龄的妇女观

中国妇女从古以来就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儒家经典《仪礼》制定出所谓“三从”之说,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周礼》又制定“四德”之说,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到了宋代,程朱派理学家们又特别强调女子守贞之说,程伊川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论调。从此社会上逐渐流行旌表贞妇、奖励女子夫     

观点摘编

“讲政治”绝非“说政治”王庆生 蒋鹏飞(《学习与交流》96.⑤)认为,“讲”绝非“说”的意思,它的含义在于“做”,是坚持、是贯彻、是执行、是决策、是遵守、是落实,是一种素质、是一种水平、是一种能力;讲政治,贵在“讲”字上,要讲理想、讲大局、讲改革、讲稳定、讲原则、讲纪律、讲团结、讲奉献,所有这些应体现于领导干部一切行为的出发点、过程和归宿.中国文化的发展:现代化民族化 韩民青(《理论学刊》’96.④)指出,中国文化发展的立定点即两句话:“立足中国,走向世界”;“立足现代,走向未采”.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一方面是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力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则是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现代化.中国文化的民族化发展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实     

论韩文的谄谀不实倾向

韩愈的古文与杜甫的诗歌,唐人连称“杜诗韩笔”。对于韩文,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皮日休说:“夫孟子、荀卿翼传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之道,旷百祀而得室授者,惟昌黎文公焉”。宋人比为“泰山北斗”,“万世所共尊”。甚至说:“吾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评价之高,登峰造极。其实,封建帝王、士大夫所推崇的,在于韩愈尊崇孔孟之道。《新唐书·韩愈传》说得很明白:“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清高宗更是直截     

唐代前期的杂徭

<正> 杂徭是唐代赋役制度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但国内论者较少,现试作初步探讨。一唐代前期的赋役制度,基本的有四项:“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唐会要》卷83《租税上》);杂徭是其中的一项。杂徭,唐代文献又称“轻徭”、“夫役”、“夫”、“小徭役”等。《唐律疏议》曰:“丁谓正役,夫谓杂徭”(同上书卷28《捕亡律》《诸丁夫杂匠在役及工乐杂户亡者条》)。又说:“其小徭役谓充夫及杂使”(同上书卷13《户婚律》)。所谓“夫”属于小徭役之一种。杂徭是一种所谓轻徭役、小徭役,服役年龄比正役早。《敦煌掇琐》上辑琐三十载:“你道生胜死,我道死胜生。生即苦战死,死即无人问。十六作夫役,廿(二十一)充府兵。”夫役即杂徭。从十六岁起,就要服杂徭,二十一岁起服正役,充当府兵。《唐大诏令集》卷74《亲祭九宫坛大赦天下敕》载:“比者,成童之岁,即挂轻徭;既冠之年,便当正役。悯其劳苦,用轸予怀。自今已后,天下百姓,宜以十八以上为中男,二     

论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

道德的普遍性与相对性 中国古代多数思想家认为道德是普遍的,是人人必须遵守的。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都肯定道德原则具有普遍性。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肯定仁义是人类生活的普遍原则。但孟子也承认不同学派对于仁义有不同意见,如杨子为我,墨子兼爱,杨墨两家就与儒家的观点     

浅议无讼意识

几千年来 ,中国民众视公门为畏途 ,一旦发生纠纷讼事 ,不是依靠体现国家王权的法律 ,而是依靠持续稳定的乡规民约调整解决 ,这种心理状态便是“无讼意识”。无讼意识作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和传统 ,有它的社会、文化、经济根源。1.社会根源。这可以追溯到儒家的治国方略。儒家强调等级伦常 ,重视道德教化 ,通过确立名分 ,以使社会尊卑有序。即所谓“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 ,兄兄 ,弟弟 ,夫夫 ,妇妇”;认为“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如果有人为了一己之私利而去打官司 ,那便是道德教化不…     

孔子的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六经(续完)

郭沫若的这一段话,从表面上看,理由很充分,而实际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所说的中国古代的疆域,只是春秋时期的疆域。而不能说明虞夏时期的地理。春秋时期中国早已进入文明社会,而虞夏时期还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即所谓军事民主制时期。例如《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曰“诸侯”,曰“万国”,只是译成后世的     

试析英雄史诗分部本《赛马称王》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分部本《赛马称王》中所体现的崇尚勇武、赞美力量;公平竞争、胜者为王;部落议会、军事民主等道德现象,是当时部落社会道德理想的一个范本。将这种道德现象以一定的形式进行传播和发扬,对社会的稳定、文化的传播、思想教育等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可以说是起到了"习惯法"的作用。     

孔子与“军旅之事”

<正>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是我国古代的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至于孔子关于“军旅之事”的思想,史家或认为孔子“是文士”,“没有学过军事”(《郭沫若全集》第一卷,第93页);或仅指称其为“旧的军事思想”的代表,而未及孔子军事思想的全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124—166页,第185页);而多数史家则弃之不论。为了还孔子思想以本来历史面目,正确地全面地揭示他的学说的全部内容并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则不能不对孔子的军事思想作一考查与分析。(一)孔子学过军事,教过军事,懂得军事。《史记·孔子世家》称:“其(孔子)先宋人也。”《世本》说:“宋湣公生弗甫何,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为宋司马,华督杀之而绝其世。其子木金父降为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为华氏所偪,逃奔鲁     

郭沫若文学创作与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不但在塑造郭沫若文化心理结构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在郭沫若文学创作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甚至可以这样说,郭沫若一生文学创作上的优长与不足,都与儒家文化、儒家美学密切相关。儒学的中心命题是“仁”。孔子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人而不仁如礼何,     

必须加强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建设——学习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述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邓小平同志不仅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而且为我们指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两大内容,即包括理想、道德纪律等的思想建设和包括教育、科学、文化等的广义文化建设。他说:“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67页)在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中,直接关     

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论略

（一）广义地讨论文化，其内涵与外延都难加以严格的界定，其概念的模糊性更使汉语中的“文化”一词有了无所不包的特性。然而若认真研究起来，文化却又“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令论者扑朔迷离。在古代汉语中，文化一词泛指文治与教化，常与“武力”对举。汉代刘向《说苑》卷15《指武》云：“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这一番话无非是讲先礼后兵，“文化”即“以文化之”。显然，古汉语中的“文化”一词的内涵与现代汉语中的“文化”内涵，不…     

《诗经·有狐》正解

《卫风·有狐》,古今说家持论不一。或曰寡妇欲嫁鳏夫;或曰怨女求旷夫;或曰贫妇见剥削者衣华贵之衣,而伤夫劳役无衣;或曰男女幽会;今人多以为属妇以夫从役于外,而伤夫无衣之作。窃以为均难浃畅。理由如次: 一、“狐”。前人说解此诗,均泥于《说文》:“狐,妖兽也”之释,实误。据考,在先秦人意识中,通常认为:①狐是一种狩猎对象,它的实用价值在于毛皮;故《诗》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七月》)、“狐裘蒙戎”(《旄丘》)、“锦衣狐裘”(《终南》)等语。②狐是一种具有高尚品德和具有神性的“灵兽”;《礼记·檀弓上》说:“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白虎通》说:“狐死首丘,不亡     

魏周府兵组织系统与赐姓之关系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云: 魏恭帝元年……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 一般据此认为,赐姓与魏周府兵组织系统密切相关。而魏周府兵组织系统,据《周书》卷一六传论: (柱国大将军)自大统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太祖位总百揆,督中外军。魏广陵王欣,元氏懿戚,从容禁闱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十二大将军又各统开府二人,每一开府领一军兵,是为二十四军。 分六军——十二军——二十四军三级序列,那么,“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的规定,是以哪一级作为军人姓氏的依据呢?陈寅恪先生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六《兵制》说: 西魏废帝元年即李虎卒后之次年,达奚武以攻取汉中之功应继虎之后任为柱国,而 武让于元子孝也。……元子孝为虚位柱国,既不统军,而实领李虎旧部者当为宇文泰亲信之人。《周书》二○《阎庆传》(《北史》六一《阎庆传》同)云:“赐姓大野氏。晋公护母,庆之姑也”。依西魏赐姓之制,统军之将帅与所统军人同受一姓。庆与李虎同姓大野氏,虎之年位俱高于庆,则庆当是虎之部下,庆与宇文氏又有戚谊,或者虎卒之后,黑獭即以柱国虚位畀元子孝,而以己之亲信资位较卑若阎庆者代领其军欤?此无确     

军人成本、效用及其市场价值转移补偿──换一个角度考察军人利益

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的一切同他们所争取的利益有关”，军人也不例外。军人利益指的是社会为满足军人行使其特殊使命而产生的各种需要所提供的体现为物质形式或其他形式的条件。长期以来，人们侧重于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考察军人，很少注意到军人行为与军人利益之间客观联系。本文着重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市场经济中作为个体的军人利益的变化趋向，提出浅见，诚清指正。一、军人利益、军事利益、国家利益《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也，生死之道、存亡之理，不可以不察。这讲的是军事利益的极端重要性，而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因…     

如何評价司馬迁的道德观

在《史记》的研究中,不少研究者认为司马迁的道德观是进步的,他站在被压迫阶级方面,揭露与批判了封建道德的虛伪性。如有人说:“司马迁指出当时有两种道德,一种是有财富有权势的人的道德,一种是被压迫者被统治者的道德。”又说:司马迁之反对封建主义的道德律,居然敢于给道德范畴打上阶级对抗的烙印,这的确是前无古人的创见。”有人则说:司马迁“不仅区別了不同阶级的道德,而且是站在被压迫阶级方面猛烈的攻击压迫阶级道德,这是他的道德观点的非常进步的一点。”有人更说:司马迁“怀疑封建统治阶级所谓圣贤和所谓仁义道德。而从实际出发,‘已饗其利者为有德’,肯定了另一类人     

唐·唐人·大唐街——读史札记之一

宋代以后,下迄近世,外人习称中国为“唐”,“唐人街”之称,更为世人所熟知。宋人朱或《萍洲可谈》卷二说,“汉威令习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崇宁间,臣僚上言,边俗指中国为‘唐’、‘汉’,行于文书,乞并改为宋。”又说:“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不但外人称中国为“唐”,即中国人在海外者亦自称为“唐”。宋人赵汝适《诸蕃志》卷上说:“交趾……王系‘唐’姓。”所谓“唐姓”即中国姓。又说,“占城……‘唐人’被土人杀害,追杀偿死。”所谓“唐人”即中国人。交趾、占城皆东     

孙思邈在医学中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继承

孙思邈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医药学家。他不仅为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在医学中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本文拟对此谈几点看法。 第一,“人命至重”、“志存救济”、“普同一等”的道德伦理观念。 中国古代文化中,孔孟等儒学的仁义、人为贵和民本思想,道家的养生思想和佛学的人生之学等,都是重视人生的。孙思邈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故他把“人命至重”作为从医的根本指导思想。他在《千金要方·序》中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达于此。”他主张:“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病,至意深心,祥察形侯,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否则就是不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