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谱》误收之元曲考辨

宋词的词乐在元代逐渐散佚,元曲取代了宋词。二者同属于音乐文学,亦同为古典格律诗体的长短句形式,因而词与曲自元代以来在文体上出现混淆的现象。这种混淆主要源自词学内部,在词选集里混入了不少的元曲作品。清初王奕清等奉旨编纂的《词谱》一直成为词体格律的标准,编者们为备体而误收了元曲十七调。兹以曲调产生的时代、作品的文献来源、声韵的音系和体制特征作为区分词与曲的标准,对《词谱》误收之元曲进行考辨,以证实其非词调。这有助于重新编订词谱,亦有助于对词与曲体裁的区别的进一步认识。     

道教与元散曲的虚幻意识

元代道教盛行,对当时的文人创作影响甚大,在元曲特别是散曲作品之中,体现出极为浓厚的虚幻意识。表现在对历史兴亡更替的透视与淡漠,对功名富贵的消解与否定,对避世隐居、学道求仙的追求与向往,以及对纵情声色、及时行乐的认可与肯定等几个方面,反映出了元代的社会环境、文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     

游走于宋词元曲间的萨都刺咏史词

元代文人萨都剌的咏史怀古词表现了人生如寄的深沉感慨，具有浅直流丽的风格。其词兼取元曲的内力饱满和宋词的余韵深味，形成了独具个性的特色，在宋词与元曲的同题材作品中居于关联前后、融合二体的地位。     

市井平民的真情与失意文人的悲怆——关汉卿、马致远叹世、情爱散曲比较

关汉卿和马致远同为元曲大家，都写有大量的叹世隐逸、表现情爱的散曲，但由于他们出身、经历与生活道路的不同，使作品的基调、主旨、思想蕴含诸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可以说，关汉卿散曲中所表现的主要是市井平民的潇洒，马致远作品中流泻的则是失意文人的悲怆；关曲是市井平民胸臆的外现，马作则是困顿儒生的心理写真。他们分别代表了元曲作家中两个判然有别的创作群体，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元代社会意识的多元性，其作品共同织成了元代社会生活的鸟瞰图     

元代散曲漂泊意识的文化阐释

元代文人存在着浓重的漂泊意识 ,这是一种由农业文化的后顾性与游牧文化的前瞻性共同构建起来的漂泊 ,形成了元曲特有的游子形象。也正因为这种漂泊意识 ,悲剧感就成为其永远解不开的死结     

试论元人元曲批评之目录体

王国维《宋元戏剧考》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元代文学以元曲创作的高度繁荣为特征,元曲不仅从数量上,而且从质量上看都占据了元代文学艺术的主流,进而成为“一代之文学”。然而与繁荣的元曲创作相比,此时却没有产生相应的元曲理论。理论著述仅见于研究歌曲与演唱的《唱论》,论制曲与曲韵的《中原音韵》,记述作家、作品、艺人并略加评论的《录鬼簿》和《青楼集》。另外还有一些象胡祗等在一些文集中专论元曲的序跋。不过,我们在研读这些理论作品的时候却发现,这些有关元曲的理论大部分采用的都是“目录体”。那么何谓“目录”呢?照现代汉语…     

元代艺术史分期刍议

元代艺术史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特征,这是对其进行分期研究的基础。通过系统的理论分析,可以艺术中心转移作为元代艺术史分期的主要标准,再结合元代艺术发展的实际,可知1315年朝廷重开科举是元代艺术史前、中期的分界点。前期,元曲繁荣发展,占据艺坛中心,风格本色自然,生动活泼;中期,受理学思想影响,以元曲、诗歌、绘画为代表的中期艺术,呈现出温和典雅、严谨工整的风格特征。中、后期以1350年为界,抒情写意的文人画占据后期艺术史的主流,文人介入同样使南戏走向繁荣。文人画与南戏一起铸就了后期艺术史抒情写意的风格特质。     

亦俗亦雅 雅俗交融——元曲语言网络及其成因浅析

元曲语言兼有通俗活泼与文采典雅两方面因素,虽然不同的元曲作家对元曲语言的某一因素有所侧重,但事实上这两种因素密切结合,使得元曲语言达到雅俗共赏的高度.笔者分别从文学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这一纵向角度,与元代社会的特殊状况这一横向角度两个方面,初步探讨了元曲雅俗交融的成因.     

从《青楼集》看歌妓和元剧繁荣的关系

《青楼集》记载了元代歌妓生活的片断,这些歌妓实际都是戏剧和曲艺演员,广泛参与了元代戏剧和曲艺各类艺术形式的演出,与当时文人士大夫和杂剧散曲作家有密切交往,为元曲的繁荣作出了特殊贡献.     

元代隐逸散曲小令审美特征略论

元代文人在社会地位的下降与经济生活的困窘中,普遍以出世隐逸为主题创作散曲小令。与宋人隐逸体裁词相比较,极力消解儒家治平思想和士人责任,否定入世生活中的个人价值,改变"怨而不怒"、"怒而不伤"的传统诗美规范,成为元曲隐逸题材小令的新特点。而作品结构的程式化、抒情手段的趋同性,以及文学意象的雷同,则限制了元人对宋词理趣创作传统的发扬,使元曲隐逸题材小令的理趣感受弱化。     

共荣与互鉴:元代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文学特色

多元的民族文化对元代文学创作有重要意义。草原文化有自身的文化特性,如坚毅勇武,豪爽真率,注重经济等,这些草原文化的民族习俗深深影响到了元朝的治理。蒙汉治国存在着文化差异,大元王朝始终以蒙古贵族利益为上。在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中,少数民族文人取得较高的文学成就,元曲和诗歌都深受草原文化的熏陶,这种文化使元曲的语言更加生动活泼,诗歌的风格更为雄浑壮丽。多元的文化格局促使元代文人更为关注自我,重视自我的生命意义。     

“虚名无处逃”——元散曲叹世归隐之作中的儒家精神

元代鄙视功名利禄、赞美隐逸生活题材的作品之多、感情之强烈,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个朝代能与之并驾比肩。这固然有一定的社会原因,但也不可完全视其归隐为真。元代的下层文人大唱归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牢骚,他们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愤懑。那些达官贵人也是受了时代的传染,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大唱归隐当作官场倦怠时的自我安慰罢了。虽然在元代道家思想对文人有所影响,儒家思想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有所动摇,但他们骨子里仍是儒者。     

论元代文人的异端性格及其文化底蕴

元代文人在面临仕进绝途的人生失落中丧失了对皇权仰仗与依附的信念 ,感受到摆脱传统思想控制与约束的轻松 ,激发起他们对社会历史的反省和对生命价值的沉思 ,意识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功名利禄的虚幻和生命本体的珍贵 ,在元曲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冷峻的否定意识和执著的恋生意识。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心态和艺术批判精神 ,既体现了元代文人的“异端”性格 ,也涵藏着他们对全真道教义和老庄哲学的欣赏与接纳、体验与解读的深层次的文化底蕴     

一代文人多命蹇——论关汉卿杂剧中文人命运

元代文人命运是元杂剧所集中反映的一个题材领域 ,而关汉卿杂剧中所描写的诸多文人形象 ,可谓开其先。关汉卿的杂剧 ,描写了元代文人在现实与理想之矛盾中痛苦坎坷的人生 ,又出于对元代文人凄凉现实补偿心理 ,为他们安排了理想的结局。关汉卿笔下的文人身上 ,既有沉抑下僚而生出的极度怨愤与痛苦 ,又有志不获展而发出的美好梦幻与追求 ,由此构成了元代文人普遍的文化心态 ,展示的是元代文人多命蹇的现实。     

《元曲选校注》的成就

《元曲选校注》（以下简称《校注》的出版是元曲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一次将百种剧曲整理出版，这在元曲研究史上是空前的。《元曲选》是明·臧晋叔编定的元代杂剧（内含少量明初杂剧）选本。但经过近四百年的流传，错误不少，给后人的阅读造成了很多困难。著名元曲专家王学奇教授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对《元曲选》进行校注整理．河北教育出版社克服重重困难将该书出版。《校注》的出版对教学、科研乃至弘扬祖国文化将发挥其重要作用。《校注》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元曲作家考订、元曲作品述评、文字校勘、词语注释、版本研究、曲论探讨等等，举凡…     

睢景臣散曲《高祖还乡》的新解读

睢景臣的套曲 [般涉调·哨遍 ]《高祖还乡》运用“陌生化”的艺术变形手法 ,讽刺了最高统治者刘邦 ,是一部讽刺喜剧。这是大家普遍认可的结论。但作品的意义不仅此而已。如果我们换个角度 ,联系到元代文人的现实处境来理解 ,就会得到新的启示。作品内涵应该还包含有对人的本质性思考与争取人格平等的意识在内     

元曲女作家述略

元曲是元代文学的代表样式,但没有唐诗、宋词留名传世的作家作品多,并且,元曲作家队伍几乎成了须眉的世界,在《录鬼簿》所录的一百五十余人和《太和正音谱》所录的一百八十余人中没一个女曲家。然而,我们翻阅一下资料,也觉裒然成帙,并且女曲家以妓女为中心。虽没有象蔡文姬、朱淑真、李易安这样的大才女,也没有象黄峨、徐媛、吴藻这样     

试论元散曲中的江湖意象

在元散曲中,涉及自然江湖意象的作品不计其数。江湖与元代文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不再是官僚士大夫致君尧舜后的心理调剂,而真正成为了元代文人保全生命、安放心灵的场所。这些描写自然江湖意象的散曲是元代文人自身情感和经验的折射,是特定历史阶段文人精神与性格的写照。在这些描绘江湖意象的散曲中蕴含了元代散曲作家的几种思想倾向,本文试图寻找出这种倾向并作出适当阐明,以此来发掘元散曲中江湖意象的独特之处。     

从元代历史剧看元代文人的二难情结

在元代,由于蒙古贵族的入侵,中原文明遭受践踏,造成了文人地位的历史性失落:政治上失却晋升之路,经济上毫无生活保障,同时还承受着残酷的民族与阶级压迫的双重灾难.仕与隐、进与退的二难情结成为元代文人普遍的心理状态.这种心态,在元代的历史剧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元代文人用历史人物来淘写自我情怀,使作品处处烙印着作家自身的复杂心理特征.     

"斯人真有道,名与日月悬"--陶渊明在元代的接受探析

元代对陶渊明的接受从多方面显现出来。元曲中陶渊明成为广泛援引的创作题材,“和陶”在元代文坛成为一种非常普泛的文化现象,而在元代诗论家们的评介体系中,陶渊明也高于谢灵运而广受推崇。这与元代诗风朴素、自然,不尚文采的时代审美风潮有关,也与缘于元人尚隐的心理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