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君本位的“恕道”岂可人人得而“恕”之

《论语》等儒家元典中的“忠恕之道”再生产着“君本位等级制”。如果“忠”侧重“尽己事上”而“明明德”的“真理性”要求，那么，“恕”则侧重“推己接下”而“得众使民”的“权力性”要求。这是“第一轴心时代”造就的政治伦理通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几千年来，最能知“己”而自居“己”的儒士或知识分子，大都在“大义”上极尽至善解释之能事，以为自己在做着“成人仁，助教化”的大业，庶不知乃是“为尊者讳”。     

山水与乡愁——生态美学与文化记忆视阈下的乡村文化情感建设

“山水”与“乡愁”作为一对不可分割的经典文化意象，构成了当代乡村文化情感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在当代生态理念和乡村文明建设中，传统的“山水精神”得以回归，正由一种精英式的审美转为大众的家园期待，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共生”的发展观念。而“乡土”作为传统记忆文化的根本，使“山水精神”和“乡愁记忆”在情感感知上密切相连，“山水”是“乡村”的环境载体，“乡愁”是建立“乡村”的情感基础，“乡村”则是实现二者互通的现实之场。在“山水”与“乡愁”的情感建设中，不仅可以引发大众的历史回想与审美体验，还生成了独特的美学意象，“乡村”内涵也得以真正诠释，这在塑造民族家国意识与审美共感上具有重要的现实功能与启示意义。     

从“他者剥削”到“自我剥削”——数字时代下异化劳动的新表现

“剥削”概念是透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重要切入点。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剥削方式由强制性的“你应当”转换为激励式的“你能够”，原本被动的“他者剥削”逐渐过渡为主体主动的“自我剥削”。此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合二为一，“绩效劳动”以更为隐蔽和深刻的方式成为“异化劳动”在当代的新型变体。“自我剥削”的深层根源在于，资本将它的增殖欲望转化为主体自身的欲望，并通过强制的“进步力量”和“竞争逻辑”极尽对主体潜能的挖掘与利用。在数字资本的宰制下，人的“自我异化”以“自我实现”的面貌呈现，“自我剥削”的本质仍然是“他者剥削”。     

论湖湘学派的“修身”思想

湖湘学派继承了先秦儒学重视道德修养、伦理教化的传统，认为只有通过“修身”、“养性”的途径，方能达到成道求仁、治国安邦的功利目的。一儒家的治国之道，是将伦理与政治，伦理、政治与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倡导、实行的，突出地表现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递进关系的提出，即要想“治国、平天下”，首先就要从“修身、齐家”做起；而要“齐家”，其首要又在“修身”。因为“修身”与“治国”紧密相联，或者说“修身”就是为了“治国”，所以湖湘学派在“修身”过程中，特别强调培养学子“忠君报国”、“济世救民”的爱国思想；“…     

论散曲的“当行本色”

散曲被称作“词余”，却并非词之孓遗，而是诗体的又一次革新。散曲的“当行本色”，表现在语言上乃是“贵显浅”，即“意深词浅”；表现在抒情方式上，为明快直捷；表现在艺术形式上，是“曲如赋”，重赋多比，喜用“诡喻”、“博喻”，用典以一听便懂、一读便知为原则，而与诗、词用典迥异。从本质意义上说，散曲可划入“俗文学”范畴，这种“俗”，是以其民间性、大众性、原生性为内涵的。散曲的生命土壤在北方，其“明快畅达”的本色，与北人的性情及趣味大抵有关。     

圣王制作与孔子述道——先秦两汉的圣人观与孔子身份

古代中国的“道”从圣王之“治”中推演而出，具有实践属性，“作君作师”的圣王统合“制作”之权，明道而且行道。在东周以降的治道裂变中，无位的孔子成为“制义”的圣人，“圣”“制作”的意涵从此裂变，但孔子之为“素王”，仍只限于不侵犯时王在“行道”意义上的“制作”权力，而只是述而明道之谓，统合行道与明道的圣人观念仍保有于政治文化观念中。在“时”“命”“制作”等社会政治权力背景下理解“道”，进而在“明道-行道”这一社会政治权力结构中理解孔子之为圣人的意涵边界，可以更接近自周迄汉对孔子身份的认知，可以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理想型有更切近的体会。     

“知类”的时代——存在于子、集之间的汉代“小说家”与“赋家”

汉代是一个“知类”的时代，“家”意识觉醒。赋与小说成“家”的最大学术背景是《汉书·艺文志》将王道分崩离析后的民间私家之学和汉代众多新兴的学术重新汇聚起来，在新的统一帝国建构“新王官之学”，故以新参与者身份择“小说家”与“赋家”分别入“诸子略”与“诗赋略”，观采新王政之道。在早期中国知识学系统化的过程中，小说家和赋家又以“艺文类聚”之法，将从“类”的知识体系文学化。从知识归类视角考察“小说家”与“赋家”，既要以逆流而上的思路，由“四部”返回“七略”，在文集未炽盛之时，视二者为“一子之学”，在“新王官之学”建构体系中观其流别；也要以顺流而下的思路，观子学与文集成合流之势，觇见二者在流衍中互有交织，可资观采，又繁类成艳而“艺文类聚”，逐渐与子部疏离，进入集部视野。     

《三姊妹》中的“过去”与“未来”解析

在契诃夫的戏剧《三姊妹》中呈现出两个世界，即决定主人公命运的现实世界以及主人公的幻想世界。幻想世界的建构，在时间维度上表现为主人公对“过去”的依恋和回归，以及对“未来”的期待和展望。以“莫斯科”为载体的“过去”作为理想化的诗意生活，在剧作中代表一种“幻想”；而主人公所构想的关于人类进程的“未来”则代表一种“信念”。主人公回归“过去”的“幻想”的破灭，反映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面对生活的苦难，主人公没有放弃“活下去”的“信念”，他们将目光投向“未来”，守望“新生活”。     

中华文明“仁爱”精神特质的内涵演进、逻辑层次及其当代价值

“讲仁爱”是中华文明发展孕育的独特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从纵向时空性看，“仁爱”精神特质的内涵先后经历了“仁者爱人”“仁民爱物”“博爱谓仁”到“民胞物与”的与时嬗演。从横向层次性看，“仁爱”精神特质在逻辑上主要存在“亲爱亲人”“爱众亲仁”“爱惜万物”“博爱宇宙”四个层次。“仁爱”精神特质在历史上对于维系农耕时代的温情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代社会，“仁爱”精神特质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对于破解当代“四大友善”难题、涵养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意义重大，借鉴“孝悌之道”“仁者爱人”“博施济众”和“民胞物与”思想，能够促进“家庭友善”“人际友善”“社会友善”和“人与自然友善”。     

试论“再”的词义与词性

试论“再”的词义与词性栾允庆“再”是个古老的文字，早在甲骨文，金文中已经出现，在古典文献中也屡见不鲜，可以说是个常见的古汉语虚词。“再”在甲骨文中写作“”，从“二”从“”，“”是鱼的象形字，但该义项并不多见，这正如“难”、“而”等常见字一样。“难”造...     

“废统”与2006台岛军事新动向

新年伊始，陈水扁在两岸关系上不断抛出“台独”言论。先是在元旦讲话中重申了2008年台湾“法理独立”的时间表，即2006年制定台湾“新宪法草案”，2007年进行“新宪法公投”，2008年实施“新宪法”。接着在大年初一，正当两岸同胞欢庆佳节、融融相贺之际，陈水扁抛给台湾民众的新春贺礼，竟是所谓“三个诉求”的“台独”言论，再次为两岸关系蒙上厚厚的阴影。     

战国纵横术与“形”

战国纵横术在“纵横”本义上即与地“形”联系紧密，使得各诸侯国在聚散中遵循着特定的规律。从纵横术的使用角度来看，地“形”亦为游说之重要切入点，而“三晋多权变之士”则说明地“形”是促动纵横术多向衍生的一种重要间接因素。纵横术之“短长”、“抵蛾”、“捭阖”核心要旨，也都在于创造有利之“形”，将潜在的有利因素具象化、实物化，使之现之于“形”，易于控制；亦善于顺“形”顺势在巧处对阴阳双方进行转化，及把握“形”转化之间的时机。这种对“形”的重视和利用，是对老子“反动”、“弱用”思想的补充和发展。     

圣代复元古 大雅振新声——李白《古风》（其一）再解读

李白《古风》（其一）将“圣代”拟为西周，又将诗歌在当代的振兴拟为“大雅”重现。圣代复元古，大雅振新声，这是李白对大唐盛世从诗歌（文学）与政治两方面的赞美与期待，亦诗之主旨所在。“我志在删述”，是李白欲效法孔子，对“圣代”诗歌加以总结性的整理加工，编成一部类似于“诗三百”的“圣代诗”、亦即当代的“大雅”以流传于后世。“获麟”意同“杀青”，表明“删述”之事完成。诗对扬、马赋持正面评价，“扬马激颓波”之“激”意为遏制。诗将建安以来诗歌演进的总体特征概括为“绮丽”，既是以“大雅”、以扬马赋为参照，更是以盛唐诗歌为参照，“清真”正是对“绮丽”的反正与批判。     

在文化自信的视角下谈“好心文化”的传承

城市乃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荟萃所在，是民族灿烂辉煌的文化蕴藏之所。习近平总书记每到一座城市调研，基本会强调文化传承保护的重要性。在文化自信的视角下，本文以“好心文化”传承为例，从“根”与“魂”分析“好心文化”培育根基，从“源”与“流”分析“好心文化”历史渊源，从“变”与“常”分析“好心文化”内涵要素，从“承”与“启”角度分析“好心文化”传承路径，以此探究在文化自信视角下“好心文化”及其发展方向。     

当代政治哲学的走向——从阿伦特到马克思

在当代政治哲学重新兴起的过程中，作为“爱这个世界”的阿伦特和“追求人类解放”的马克思是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政治观”都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阿伦特对“政治”的理解，走的是一条从哲学“沉思”开始，最后又回到哲学“判断”的“政治的哲学解答”之路，所以她无法根本跳出“沉思生活”的领域。但阿伦特对人类“黑暗世界”思考的背后，却巍然耸立着马克思的形象。而马克思通过其在现实“经济”领域中阐释“政治”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根本上实现了对“政治的经济学解答”，使政治问题在现实经济事务中得到了实现，从而在实践中“直接左右政治的发展”。在此意义上，当代政治哲学的走向，必然是一个从阿伦特“复归”马克思的过程。     

民进党为2008大选铺路

因应“三合一”选举的大败，台湾民进党的执政人事布局，到50天后的1月22日才算“尘埃落定”。当然仍由陈水扁在“总统府”领军决策，苏贞昌掌“行政院”，游锡垫任党主席，组成新的“三头马车”。一般认为，这是陈水扁、民进党为2008年“总统”选举确立的架构，届时民进党推出的候选人很可能就是“苏游配”。但在2008年5月之前，显然还是陈水扁“说了算”。     

“达瓦孜”新探

“达瓦孜”。维吾尔语又称“达尔哈奇克西”，意为上高架踩大绳。我国汉文文献称“绳伎”、“走索”、“绳舞”、“高嬗伎”、“戏绳”、“履绳”、“[纟亘]戏”、“踏索伎”、“走软绳”、“绳技”、“踏绳”、“踏软索”、“走绳”等。这一高难度惊险的技艺，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创新、发展并日趋成熟。不仅是使用的道具随着时代的演变而不同，在演出的技巧上也不断有新的突破，成为灿烂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支耀眼的奇葩。它先被列入“百戏”，后又编人“散乐”，晋以后称之为“杂伎”。     

以人为本，以特为美——对大学非艺术类专业艺术教育问题的几点议论

作者认为大学培养的人才应是“知识人”与“文化人”的结合。艺术教育使人在“内敛”的同时，又有“外显”态度和方法；获得的“动物性”的幸福，而又不违“社会性”的要求；在“实力”的基础上，增加了“魅力”，提高竞争力。非艺术类专业的艺术教育是成为艺术“消费者”的条件，其形式可以是简易、活泼、轻松、通俗的，应当更多地有“民间意识”，而在艺术内容上则要坚持严格标准，要用大学的文化取向引导社会文化趋向，而非相反。艺术教育要“扬优”与“护短”结合，注意发现学生的天赋、背景和爱好，指导他们形成个性专长。隐性课程在艺术教育中的作用显著，要主动创建优质的环境，放大、校正其作用。     

倡导和平的伊斯兰教

追求和平是伊斯兰教的基本宗旨之一。“伊斯兰”阿拉伯语意即“顺从”、“和平”，“穆斯林”即“顺从者”、“和平者”，就是顺从其主并谋求和平的人。和平意识体现在穆斯林生活的各个方面：真主的99个美名之一就有“和平”；天堂名之一就有“和平”；穆斯林彼此见面互道“色俩目”，敬祝和平；天房周围的诸多门中有一道叫做“和平门”，可见“和平”在伊斯兰教中的分量。在伊斯兰教发展史上，从来就不主张胁迫非穆斯林改信伊斯兰教，而是和睦相处。伊斯兰教是讲求“中道”，不走极端、不偏激的宗教。     

善钧从众：道心与人心之间

“民心”政治可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十六字心传”，关键是在“道心”和“人心”之间如何“允执厥中”。朱熹将其精髓阐述为满足人民“合理”的欲望。这一世俗理性的政治理念启发了欧洲的启蒙运动，经过深度加工后又以马克思主义为中介输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以独特的方式复兴了中国传统的“道心”和“人心”政治，并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在“先善后众”的原则下，努力在“合乎善”与“合乎众”之间进行审慎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