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笳垂千古风厉识高节——从戏剧冲突看郭剧蔡文姬艺术形象的塑造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早年以火一般的热情写下了《棠棣之花》、《屈原》等历史剧作,激荡着彻底摧毁旧世界的反抗精神,体现了革命人民争取民族主解放的要求.形成他气势磅礴,格调昂扬,诗意浓郁的独特艺术风格.伴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郭老的历史剧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创作悲剧到创作喜剧,由暴露黑暗转而歌颂光明.一九五九年《蔡文姬》一剧的问世,便是这一转折的重要标志.作者在《蔡》剧序中说:“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为实现这一艺术构想,作者选取了文姬归汉这一典型历史事件,通过对文姬一生离合悲欢独特生活经历的描绘,着力渲染了曹操文治武功的业绩.郭老以史学家的慧眼卓识,剧诗     

评郭沫若同志的《替曹操翻案》

一九五九年一至五月,郭沫若同志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第二篇是《替曹操翻案》,第三篇是《中国农民起义的发展过程》三篇文章都是因为作者在话剧《蔡文姬》里面把曹操作为正面人物来处理,改变了《三国志演义》和传统戏曲里的曹操形象,所以写点历史论文来替曹操“翻案”,同时也替话剧《蔡文姬》作点宣传。 这三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笔者当时也参加争鸣,写过《罗贯中为什么反对曹操》一文,不同意郭沫若同志对《三国志演义》中曹操艺术形象的否定,但对于历中人物的曹操也未深入研究。后来,因为写《曹操评传》,研究了东汉末年的历史,也     

试论《武则天》的人物语言艺术

郭老的历史剧在他的艺术宝库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屈原》、《蔡文姬》和《武则天》都有代表性。《屈原》以浪漫主义见长,《蔡文姬》表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有机的结合,《武则天》又以现实主义别开生面。这种表现方法的差异,就使它们各自的人物语言(台词)显示出了不同的艺术特色。《屈原》和《蔡文姬》侧重于主观抒情,《武则天》侧重于精细刻划。《屈原》、《蔡文姬》侧重于以抒情表现思想,《武则天》侧重于以议论表现思想。因此,探讨《武则天》的语言艺术,会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和评价郭老历史剧的艺术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话剧剧本是说话的艺术,或者说是人物对话的艺术,或者说是通过对话写人的艺术。所以,高尔基就指出“用来写剧本的口语对于剧本具有多么巨大的,甚至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剧作家创作剧本,总是服从主题和人物性格的需要,在认真开掘题材和编织故事情节的同时,还必然要十分注重人物语言的锤炼。郭老谈他写《武则天》的体     

杜甫过的不是地主生活吗?——兼与肖涤非、韩培基、江汗青诸同志商榷

郭沫若同志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曾立专章考证研究杜甫的生活。他认为:“杜甫的生活,本质上,是一个地主的生活。他有时也穷,但是属于例外。” 郭老此说,在近几年内,著文反对批评者确实不少。肖涤非先生留给人们约印象是深刻的。他在《关于<李白与杜甫>》一文(见《文史哲》1979年第3期)中,批评郭老是很尖锐严厉的,他说郭老是在“斤斤计较,拐弯抹角,寻章摘句来证实杜甫过的是一种‘地主     

罗素近著:《我的哲学发展》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评这本书说,没有一个哲学家能象罗素那样愉快地否定自己早期的著作。关于他第一部理论著作《论几何学的基础》,他现在写道,“我不认为在这本早期写的书里有任何站得住脚的东西。”谈到在它不久以后写的一篇论数和量的文章,“我现在看来纯粹是废话。”他在1896—1898年写的关于物理学哲学的文章似乎是“十足的胡扯”。那本现在还有读者购买的“家庭大学丛书”版的《哲学问题》,他倒认为“里面有不少地方自己还是相信的。”在收入本书作为附录的一篇论“罗素哲学”的未     

一个“曹操”还是两个“曹操”?——关于作为姓名读音的意见

从语言文字上讲,作为两个字组成的姓名,“曹操”只有一个。按照汉语人名读音的通例,这两个字(音节)都应当重读,即“cáo cāo”。但是,由于某种原因,这个名字在北京口语里却有着很特别的音调,这种念法甚至影响到电台广播以至普通话的发音(这个问题将在下面讨论)。那么,如果从人物的角度来讲呢,“曹操”却不止一个,而是两个。其一,是作为正面历史人物的曹操,那是汉魏之际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郭老还曾经在50年代中期发表过历史剧《蔡文姬》,借以歌颂这位著名历史人物的文治武功。虽然如此,这个真正的曹操,却并不为很多人所熟悉。     

论《野草》的语言美——《〈野草〉研究》之一章

读过《野草》,人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这部散文诗集的语言写得很美。远在二十年代末,鲁迅曾同冯雪峰多次谈及《野草》和《彷徨》艺术美的特质。冯雪峰后来这样回忆说: 而据我看来,《野草》和《彷徨》,作为艺术品看,鲁迅先生自己是很爱的。事实上,除去艺术的高度优美性之外,如《野草》,其中不少篇仍都是思想健康的、战斗的作品,……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鲁迅先生自己也不愿对它们予以过低的评价。所以,当谈到《野草》,他自己几次地说他“现在,不会再写那样的东西了”的时候,我都觉得这句话有两种意味,好像他为自己不能再写那样的作品而感到可惜,但同时又分明是宣告他以后不再写那样的作品了。这里姑且不谈鲁迅对于《野草》思想内容看法变化的痕迹。就艺术方面来说,鲁迅显然是十分珍爱这部散文诗集的。他“不愿对它们予以过低的评价”,甚至为不能再写出这样的作品而     

从《短歌行》看曹操的抱负

曹操的名篇《短歌行》向为人们赞赏,历来为人传诵.但有的文学史家却认为它流露了曹操的感伤情调和消极颓废的人生观,曹操对人生所持的态度是“人生无常”’,当及时行乐.例如,有说“它集中地表现了曹操性格的矛盾”说曹操“心常叹怨,戚戚多悲”.而所举之例正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乎?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说这首诗“一方面是人生的无常,一方面是永恒的追慕,这就是《楚辞》里解不开的矛盾.”甚至更有把《短歌行》作为曹操表现“人生无常的苦闷”的典型,并说:“人生无常富贵如梦的色调,总是浸透着全篇的字句.”     

在爱的妊娠中痛苦痉挛的原始强力——评路翎的《求爱》

路翎的《求爱》是同名短篇小说集中的一篇.这本集子中的作品有二十三篇,写于1944年到1946年之间.作者曾说:“这些小说里所写的都是攀住历史的车轮的葛藤,但既然是在生活着,这里面是有着力量的本身.”路翎自己曾有过一次没有开花的爱情,那是他的初恋,那位小姐叫李露玲,后来和路翎的一位“挚友”结了婚.“路翎”这个笔名,就是为了纪念这次没有开花的爱情.这篇小说写于1946年,带有契诃夫式的阴冷.路翎在1943年下半年,曾读过不少契诃夫的著作.路翎曾说:“契诃夫写平凡的小人物们的命运,看似冷静,骨子里则是火辣辣的,因为作者参加到人物中间去,与他们同悲同喜.”     

浅谈《孔乙己》的主题

关于《孔乙己》的主题,以前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小说“揭露了封建文化教育、科举制度和孔孟之道的罪恶”,对此,我感到有商榷之必要。 《孔乙己》写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也就是辛亥革命失败,“五四”运动即将爆发之际,而科举制度据资料记载于一九○五年七月已正式废除,实际上早在一八九八年的维新     

《骆驼祥子》的构思及其他

一老舍曾经说:“关于洋车夫的生活,我很熟悉,因为我小时候很穷,接触过不少车夫,知道不少车夫的故事,但那时我并没有写《骆驼祥子》的意图。”是什么引起他创作《骆驼祥子》的欲望呢? 一九二八年,我国文艺战线上曾经发生过一次较大的论争,即创造社、太阳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及他们同鲁迅、茅盾之间的论争。在论争中,大家初步阐明了文学的阶级性、作家的世界观、革命文学的对象和形式等问题,并强调了要反映劳苦大众的生活和斗争,进一步明确了革命文学的实质和任务。一九三○年三月,党领导下的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左联的理论纲领宣告左翼作家要“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曹操是成功的艺术典型

由郭沫若同志发难翦伯赞同志响应的替历史上曹操翻案工作,近几个月在国内学术界鼓起了轩然大波,这是大有益处的学术讨论,根据郭、翦和其他学者的意见,至少曹操对中国社会发展曾起过好作用,历史上的曹操不应一笔抹煞等等,看起来是没有疑问的了。讨论历史人物曹操,不免涉及《三国志通俗演义》和舞台的曹操,郭沫若同志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没有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的真实性,认为迟早要把其中被“歪曲”了的曹操案翻过来,他说:     

《捉放曹》是尊儒反法的坏戏

历代反动阶级及其代言人贯用捏造情节歪曲形象的戏剧来篡改历史,颠倒是非,为他们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服务。旧京剧《捉放曹》就是一出尊儒反法、歪曲历史的坏戏。这个戏写曹操刺杀董卓未遂,逃至中牟。县令陈宫捉住曹操,因被曹操说服,自愿弃官与曹操一同逃走,途遇吕伯奢,吕家杀猪待客,磨刀声引起曹操疑心,错杀了吕伯奢一家。这出戏篡改史实、捏造情节,把曹操诬蔑成一个杀人不贬眼的“刽子手”和“狂妄分子”。     

毛泽东是否印发《华阳国志》?

毛泽东有一习惯,当他读到他认为重要的、有意义的、好的文章或著作时,或向其他同志推荐,或印发给有关同志阅读。“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也印发了一些东西给与会同志。逄先知在《博览群书的革命家——毛泽东读书生活我见我闻》一文中说:毛泽东“亲自挑选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张贻玖在《毛泽东读史》一书中说:毛泽东“还将《华阳国志》印发给与会同志,要求大家都了解这些历史。”石玉山《毛泽东怎样读书》则完全引用了张贻玖的说法。     

曹操和他的《龟虽寿》

自从明代作家罗贯中写了一部《三国演义》以来,人们都知道了“三国”时有一个著名的奸狠毒辣的反面人物白脸曹操。不管是“肆意歪曲历史”,还是“肆意丑化曹操”,反正流传了几百年,人们都知道曹操是白脸的。正象鲁迅说的那样,“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郭沫若同志根据历史事实才给予这位白脸曹操翻了案,换成红脸的,恢复了他叱咤风云、卓而不群、除残去秽、定乱扶衰、统一北部中国的英雄面目。     

爱国抗敌御侮 丹心光照日月──穆陶著历史长篇《林则徐》论略

穆陶是历史学者型的作家。长期以来他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明清历史交替期，并非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古今历史“接合对应”部，作现实启迪性的时代观照。他曾跟人说：写的是历史小说，目光却是对着现实的，这不是简单的“借古讽今”或“影射”，而是作者的感情和文学作品的功能，使我不得不这样。“作者的感情”蕴藉复杂，但我们觉得其主调鲜明单纯：站在历史高度比照古今激发起的忧患意识与时代期冀。写明末清初历史交替期的《红颜怨》、《孽海情》如此；写古近历史转折点鸦片战争的《林则徐户亦复如此。但（林则徐》又有新特点：一面沤歌林…     

历史系中国上古中古史教研粗举办“如何评价曹操”座淡会

从新编京剧“赤壁之战”和话剧“蔡文姬”引起关于如何评价曹操的讨论以后,得到学术界广泛的注意,成为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到(?)赞同志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2月19日光明日报),郭沫若同志发表了“替曹操翻案”(3月23日人民日报)的文章后,讨论进入了高潮。武大历史系上古中古史教研组也在四月十二日上午举行了座谈会,对如何评价曹操问题,发表各自的意见。李植枬同志首先代表系总支及行政致词:他说人物评价问题,也就是群众和个人在历史     

《屈原》与《哈姆莱特》之比较研究

一九四二年元旦,郭沫若刚动笔写作《屈原》,重庆的报刊上就预言:“今年将有《哈姆莱特》型和《奥塞罗》型的史诗出现。”这预言反映了文艺界朋友对作者的厚望及对中国戏剧发展的美好憧憬。《屈原》问世后,曾轰动文坛,受到赞誉,郭老也说:“拿性格悲剧一点来说,要说象《哈姆莱特》,也好象有点象”,①但“究竟是不是《哈姆莱特》型和《奥塞罗》型不得而知”,然而历史已作出了回答:《屈原》同《哈姆莱特》并立于世界文学之林是毫无愧色的。本文试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屈原》和《哈姆莱特》作些比较研究。     

試論《三国演义》中的曹操

在最近替曹操翻案的文章中,有不少的学者把批判的矛头描向了《三国演义》。有人认为,只有打倒了《三国演义》,方才能还历史人物曹操以本來的面目庵忠庖姷奶岢?是有一定的現实根据的,那就是《三国演义》在过去人民生活中的影响,的确是太大了,要使人們对于曹操的认识完全摆脫掉傳統观念的影响,也的确是需要費許多唇舌和一定的时間的。既然許多的历史学家都承认,曹操在他的时代里是做了許多有利于人     

《柳家大院》的主题思想和艺术特点

老舍说:“我自己是寒苦出身,所以对苦心有很深的同情”(《老舍选集·自序》)。又说“我能描写大杂院,因为我住过大杂院”(《我怎样学习语言》)。大杂院是北京的贫民窟,寒苦出身的老舍常在他的作品中,通过对大杂院的描写,来反映“苦人”——城市下层劳动者的命运。抒发自己对社会的观感。《柳家大院》便是典型的篇什。熟悉生活并不意味着认识了生活,老舍认为一个作家“最要紧的”。是要“在平凡的事情中看出意义”(《事实的运用》)。《柳家大院》写的是王家小媳妇的惨死,但作品的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