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者之星”周小川

周小川,人称“人民币先生”。早在2001年7月,在美国《商业周刊》“亚洲之星”评选中,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周小川被评为“决策者之星”。2006年,他被英国《银行家》杂志评选为年度“最佳亚洲央行行长”。原因是他采取多种手段致力于货币政策的改革,促使人民币平稳升值。这位讲一口流利英语的官员,在国际金融界有着良好的口碑,其市场为魂的技术派官员形象日益深入人心。     

决策者说

我曾说过,在反腐败问题上有两条原则：一条是“功不抵过”。“功”和“过”界限是分明的。无论是谁、无论级别多高、无论曾经做过什么贡献,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最终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另一条是“罪不容赦”。不管多少年前的事情,即使你已经退下去了,党纪国法都是无情的,该算的“账”还是要算。     

决策者说

作为政府公务人员。要有“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的公仆情怀。从事一项工作,完成一项任务,要处处体现一个“早”字,一个“快”字,一个“好”宇。一个“实”字。     

“三农”新政——市县决策者的“三农”之重

“我们工作中最重要的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最困难的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2004年3月14日，本届敢府总理温家宝在两会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道出了与上届总理同样的心声。的确，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责任交付这一代人，社会的目光都投向了“三农”，8亿农民是人民政府无法回避的群体。经济发展步入工业化加速时期，弱质的农业何去何从？社会进程步入城市化阶段，占总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民如何走向市民社会？     

决策者说

我知道，在网络上有人叫我“满城挖”——“十一五”在城区挖。“十二五”还要挖到远城区去。但建设不会停止，我会顶着骂名继续下去。事隔三年、五年或者十年后，当我们回头看，我们不这样做，会对不住这座城市，对不住市民。对这座城市负责，我就必须这样做。     

决策者说

论证来论证去的。到底行不行？也没有明确告诉到底是行还是不行,书面的、口头的都没有。如果不行,交通怎么琉导、怎么走,要不要开新的路,还有什么别的措施？这不是武断,可以对之前的方案说“不”,但也不能只说“不”。——厦门市鹭江道地下工程难产两年没下文,一个被专家和部f1都说好、技术上也可行的项目,为何拖了两年,迟迟未有进展？在一大批部门领导面前,厦门市委书记于伟国动了情绪发“火”。     

决策者说

广东人均GDP已近6000美元,总体进入小康社会,可以说已基本“富之”,下一步更重要的是要“教之”。以教开智,以文“化”人,既富“口袋”,又富“脑袋”。     

最长关注周期：中央“一号文件”连续6年谈“三农”

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这将是中央自2004年以来连续6年将“一号文件”锁定“三农”领域，也是建国以来决策层对“三农”问题的最长关注周期     

“三农”问题与对策新解

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今年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又提出了着力建设和谐社会的号召。长期未解的“三农”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通过对有关“三农”问题的理论和现实的分析,指出以往“三农”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强调只有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才是治理“三农”问题的根本之策。     

巢湖农村综合改革：塑造活力新农村

少取．多予是“三农”新政的重点，而重在破旧立新的“放活”已成为其中最大难点，决定着新一轮农村改革的成败。     

决策者说

孔子在《论语》中讲了一句我以为是伟大而震撼人心的话：“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同学们。作为天下人，应该以天下事为己任。勇敢地承担起来。我也讲三个“不”：条件不足畏，命运不足信，得失不足计。……英国诗人布朗宁说过：“我心寄托在什么地方。让我脑也就寄托在那里!”我要说。我心中寄托的地方是青年，是大学生，是整个青年一代；我脑中寄托的地方，是责任，是期望，是工作。     

55年非凡之旅：共和国历经重大决策“六大嬗变”

风雨苍黄55年，中国宏观决策发生与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嬗变。嬗变中，历史记录了一个民族55年不断前行的非凡之旅，世界聆听到了一个东方大国稳步登上崭新发展平台的清晰足音。     

推进农业机械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推广农业机械化,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推进农业机械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要求,可以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有利于实现以人为本,更有利于解除打工农民的后顾之忧。文中强调在推进农业机械化时要注重几个问题:一是规模经营问题;二是研究成本问题;三是是适应性的问题;四是机械利用率的问题。     

让生命远离毒品

农民收入当前增长难度大，国内棉花供不应求状况有加剧趋势，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新农村需增资15至20万亿,农行将投放4670亿支持新农村,     

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并重——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本质上并不矛盾,两者统一于有中国特设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加快城市化进程,能够带动新农村建设;推进新农村建设,能够促进城市化水平提高。本文通过阐述二者的互动关系,提出一系列协调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建设的相关政策建议。     

“三农”政策的思考

“三农”问题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性、体制性矛盾长期累积的产物。但是，目前的“三农”问题已经和过去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过去的“三农”问题主要是粮食产量、农业产业的问题，那么现在的“三农”问题已从单纯的国民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演变成一个以收入分配、公平待遇为核心的社会经济问题，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关乎全局的问题。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必须正确地认识“三农”问题，并且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大型商业银行服务“三农”的模式探索与对策建议——基于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视角

本文以农业银行为例,通过对其"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实践的调查分析,对大型商业银行服务"三农"的模式创新问题进行探究,在揭示现实问题与制约因素的基础上研提相关对策建议。     

袁纯清：在“三化”同步中再造一个新山西

近年来,山西在实施转型跨越发展、再造一个新山西的战略中,以全面小康为引领,以农民增收为核心,以壮大县域经济为突破口,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民市民化,拓宽破解“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广大农村呈现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事业进步、民生持续改善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