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喇尼出使准噶尔汗国与喀尔喀问题的交涉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朝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出使准噶尔汗国,意在了解准噶尔汗国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对喀尔喀问题的态度,更为重要的是,说服噶尔丹承认清朝对喀尔喀蒙古的管辖权。随后清朝对准噶尔汗国的政策由"限制、笼络"到"武力平定"的转变与此次出使密切相关。     

阿克敦《奉使西域集》论略

清朝前期,准噶尔贵族割据新疆。他们一方面承认清中央政府的统治;一方面又妄图扩展自己的势力,经常武装侵扰喀尔喀、西藏等地,有时还勾结沙俄,妄图分裂祖国。清中央政府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为祖国西部和北部其他部族的安宁,不得不对准噶尔进行武装征讨。在征讨过程中,曾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和乾隆三年(1738年),双方两次派人交涉议和。清朝中央政府两次和议中出使准噶尔的中心人物就是阿克敦。     

策妄阿拉布坦侵扰西藏——译自《颇罗鼐传》

清初,祖国西部厄鲁特蒙古分为四部,其中准噶尔部势力掩有天山南北,后以伊犁为中心。策妄阿拉布坦(?—1727)为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僧格之子,1670年僧格被族人所杀,僧格同母弟噶尔丹以报仇为名篡夺了准噶尔部的领导权,并向外扩张,侵犯清朝边汛。1697年,清军灭准噶尔部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遂拥有准噶尔部,自立     

康乾盛世下清准贸易与清准关系研究

清准贸易对康乾盛世下清准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它引发了准噶尔对边部的一系列战争;另一方面,它又为清廷最终征服准噶尔部落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康乾盛世时期清廷灵活地利用清准贸易政策以及对准噶尔部贸易角色的转变最终瓦解了准噶尔势力,成功地收复了天山南北。同时清廷对藩部贸易的以夷制夷政策具有极大缺陷,导致在国家贸易中内外政策使用上的混淆。     

清代伊犁地区维吾尔居民的迁徙与流动

伊犁地区的维吾尔族,旧称“塔兰奇”(准噶尔语,意为种地人)。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以后,他们陆续从南疆各地迁徒到了伊犁。“塔兰奇”人对伊犁河谷的农业开发,曾作出过重要贡献。准噶尔是清代厄鲁特蒙古族的一部,为元代斡亦剌、明代瓦剌之后裔。明末清初,准噶尔部在其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的领导下,统一了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和     

清朝出兵准噶尔中的察哈尔蒙古

公元１６７５年（康熙十四年）,清朝征服察哈尔部后,对察哈尔蒙古实行政治、军事、生产三位一体的八旗等级制度,平时生产,战时从征,使其成为一支随时供清廷调遣作战的常备军事力量。本文仅以察哈尔蒙古在清朝征服准噶尔汗国的历次大的战争中所起作用作一探讨。一、在...     

从《和鄂尔勒克史》看四卫拉特联盟

托忒文蒙古历史文献《和鄂尔勒克史》(qo urIug unteuqe)主要记载了四卫拉特联盟,汗位交替,黄教传播,土尔扈特部和鄂尔勒克西迁伏尔加河、乌拉尔河流城,和硕特部顾实汗占领青海、西藏地区,以及后来准噶尔部同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的关系,卫拉特四部对清朝和沙俄所采取的政策等重要历史事件.     

试论清朝治理东蒙古的政策和措施

有清一代,以漠南蒙古为主的蒙古各部被置于清朝的控驭之下,成为清朝北部边疆重要的防御力量。满蒙关系史也是清史、满族史及蒙古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许多学者对此有所关注,但主要集中在清朝肇建初期清太祖、太宗对漠南蒙古的治理和清政府对蒙古的封禁政策方面,或是蒙地开垦及“移民实边”政策等问题的研究上。而对清朝治理东蒙古这一特定区域的统治政策作宏观、整体研究还有继续深入的必要。清朝治理东蒙古的政策及措施主要集中在政治联姻、盟旗制度、“画地而牧”与封禁蒙地、宗教控制等方面。这些政策、措施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     

一九八○年以来我国准噶尔史研究概况

准噶尔是我国西北厄鲁特蒙古族的一部,是明代瓦刺之后,在清代,厄鲁特也称“卫拉特”或“额鲁特”,是一个“逐水草,无城廓(1)”的游牧民族。明末清初,厄鲁特蒙古分为绰罗斯特即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和土尔扈特四大部,游牧于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厄鲁特四部“虽各有牧地,而皆     

阿桂对清代国家统一的历史贡献

阿桂是清朝前期的一位杰出将相 ,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平定西北边疆准噶尔部和回部的分裂叛乱、征讨西南地区大小金川土司的武装叛乱、出兵缅甸 ,解决边患 ,为巩固清代国家的统一 ,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试论清代在归化城设置驻防的经济原因

清代为了防备准噶尔部,在归化城土默特地方设置了军事驻防,驻扎了八旗军队。个中原因除了归化城一带地处南北交通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之外,经济也是清统治者考虑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文章从农业、畜牧以及商贸等三个方面阐述绥远城驻防设置的经济要素,以揭示在该地设置驻防的经济原因。     

晚清"鸦片商战"观与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非理性

经济民族主义是晚清以来民族主义充分彰显的一个领域,"鸦片商战"则是近代经济民族主义观念的重要形式.鸦片战争以后,清廷无法有效地禁绝外来鸦片.民间人士为抵制外国鸦片入侵,纷纷主张弛禁土产鸦片,扩张罂粟种植面积.这种观念不但表现在一般士大夫身上,而且清廷重臣、地方官员也不乏其意,域外人士与国内士绅声气相求,世俗报刊与教会媒介均有相关言论刊布.作为一种非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观念,"鸦片商战"给晚清社会和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     

康乾平叛战争与肃州城镇经济的发展

肃州是清初我国西北因战争而繁荣起来的典型城市。基于辟邻蒙古“准噶尔”部的特殊地理位置,清初,这里不仅是西北边防重镇和交通枢纽,而且边贸繁盛并因此出现了著名的康乾“肃州贸易”,使肃州成长为当时西北“边陲一大商埠”,推动了肃州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地方经济的繁荣。但乾隆二十三年后,随着“平定准噶尔叛乱”的结束,肃州开始内附,其地位的下降导致城镇经济发展的回落。     

满族皇室分裂与宣统退位诏书

晚清时期政局动荡,各种分离倾向日益严重,以汉族官僚的任用为由,满族皇室之间争权夺利,导致清皇室内部分裂的迹象逐渐明显。对自我经济利益的极为看重,使得清皇室不能团结起来,抵御南方民军的武力威胁,在后期的谈判中先机丧失殆尽。袁世凯利用皇室内部的分裂,成为操纵清室命运的官僚,最终诱致了退位诏书的出台。与前期谈判内容相比,最终形成的退位条款对皇室利益大打折扣,从皇室的角度来说,清帝退位诏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保护清朝皇帝物质利益的工具。     

晚清教育转型中学政的角色转变与裁改

科举时代,学政的主要职责是进行岁科考试.近代以来,对于新式人才的需要日亟,部分学政迎应变局,开始在考试和书院中增试西学.为发展新式教育,清廷废除科举,学政的角色由此转变,开始由主持考试的差官向管理教育的官员转变.但未久,清政府裁撤学政,在各省设提学使,作为督抚下属,负责一省之教育事务.这一撤旧更新的举措,体现了清代社会由以科举为重心向以教育为重心的转变,亦是晚清由传统教育向新式教育转型的主要一环.     

御门听政与康熙之治

清朝御门听政早在顺治朝即已有之 ,及康熙朝形成定制。康熙帝每日清晨御乾清门听政 ;皇帝出巡则在行宫听政。皇帝听政时辰主要经历了“黎明进奏”与“定时视朝”两个阶段。御门听政是清朝治国最重要的措施 ,它不仅是康熙帝勤政的标志 ,更是清朝前期推行皇权统治 ,迅速走向强大统一的基本保证。御门听政是抗灾减灾 ,恢复农业经济的中枢。康熙帝建立并施行御门听政制度 ,表明他的勤政思想和坚定划一的统治风格以及修明政治 ,强化皇权 ,建立强大清帝国的决心 ,乃得“守成而兼创业”的一代明君之称号     

北洋时期律师的身份及其管理体制

北洋时期的法律把律师定位于社会法律工作者,即自由职业者,与清末相比则是历史的进步。北洋政府受传统"无讼"观念和"讼棍"观念的影响,对律师制度仍存疑虑,突出强调律师的义务,确立了以司法机关监管为主,律师工会管理为辅的管理体制。     

侠义公案小说中官、侠的结合及其原因——以《三侠五义》为例

明清侠义公案小说中的侠和传统的侠最大的区别是他们大都投身朝廷、投靠高官,研究者把这时期的侠称为"官侠",而清官如包拯等则是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侠是官化的侠,官是侠义的官,官、侠结合成为明清侠义公案小说的一大特点,学界对于官、侠结合有不同的声音。本文以包拯和展昭为例分析侠义公案小说中官、侠的特点及结合,力图对"官侠"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并探究官、侠结合之原因。     

清代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素质的历史考察

本文在梳理清代设于新疆的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的基础上,从该任大臣卸任的情况、清政府对其素质的要求与官员自身素质间的差异以及清政府任官上的偏差等几个方面,对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履行职责的情况做了群体考察,得出在新疆军府制时期,专辖回疆的参赞大臣整体素质不高的结论。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并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