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环境管治改革:争论与进展

产生于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主要组织决定就是创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其职能是在环境全球管治中协调联合国相关机构的环境活动并担当新政策创议的发动者。自那时以来,国际社会已经在环境全球政策(以及最近在可持续发展政策)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创建了大量的条约、组织和机制。从总体上说,进展是积极性的,并日益指向一种不断扩展着的全球环境管治体系。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尽管全球环境管治体系的规模和资金都在迅速扩大,但它在实现其实质性改善全球环境、走向可持续发展甚或扭转环境恶化趋势等目标方面并不是真正有效的,甚至可以说,恰恰是全球环境管治体系的演进本身带来了难以应付的制度性挑战。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一种渐趋一致的共识是,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如何改革这一现存体系,而且关于全球环境管治改革的讨论必须超越联合国环境署本身的改革,以便构建一种全新的体系,其中不同行为体能够更加高效和有效地相互作用,从而服务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     

后回归时代澳门特区政府的综合管治能力

澳门回归以来,特区政府的宏观管治环境发生了历史变迁;相应地,澳门的管治模式也由澳葡政府时期的"弱政府-强社会"模式向高度自治下的"强政府-强社会"模式转变.管治模式的制度转型,要求澳门特区政府发展和提升自身的综合管治能力,包括政府治理能力、社会治理能力、经济调适能力、区际协作能力和中央政策的选择性代理能力.对澳门政府综合管治能力的现状与问题进行全面评估,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就如何提升特区政府的综合管治能力提供若干政策建议.     

我国大都市区管治成本研究

大都市区管治需要关注管治成本。管治的短期成本是各管治主体在利益驱动下所采取行为而承担的成本。各管治主体目标不同,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承担的短期成本也不同:政府的短期成本以政策制定成本和行政成本为主,企业以投资公用事业成本为主,社会组织以协商成本和提供公共服务成本为主,市民以参与选举和协调成本为主。管治的长期成本是指为了实现管治目标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我国大都市区管治的长期成本包括政府职能转换成本、政府间协调成本、非营利组织培育成本。     

西方城市管治研究的产生、理论和进展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世界的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了导致了西方城市管治及其研究的产生。由于城市管治的研究时间不长 ,因此其概念仍在争论中 ,但基本思想还是明确的。 90年代以后的城市管治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 1 )城市管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 ;( 2 )学者们对城市管治的实践进行了总结 ;( 3)理论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 ,中国的城市管治研究也将开始 ,但由于中国的国情 ,不能照搬西方经验。     

传播学视角下的民意与管治

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民意在社会管治中的地位与作用迥异。一般认为,民众对政治文本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本信息与受众既有观点的吻合程度。以民意为依归正在成为中国决策层的共识。畅通言路、尊重民意、践行“王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主要中央商务区管治模式对珠江新城中央商务区的启示

以金融保险、商务办公和专业服务等为核心内涵的成熟中央商务区（CBD）的管理都融入了＂管治＂理念,即一套组织机构和行为主体以公益为基础、以共同参与和民主协商方式,形成主体多元、方式多样的发展决策机制和社会管理方式。由于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各自发展历程和结构、功能的差异,产生了伦敦＂金融城自治式＂、华尔街＂金融精英创新式＂、东京＂大.丸.有＂金融商务区＂组织共治式＂以及北京金融街和上海陆家嘴城市政府主导的＂公司经营式＂等管治模式。广州珠江新城中央商务区应引入＂管治＂理念,采取广州市政府主导的＂平台式＂管治模式,明确珠江新城CBD管治区域范围,设立珠江新城CBD统一信息发布平台,以满足区内日益全球化、高端化商务活动发展需求。     

管治理念及中国大都市区管理模式的重构

管治 (Governance)作为一种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进行权利平衡再分配的制度性理念 ,已经愈来愈成为全球性的共同课题 ,并迅速渗透到城市与区域规划、管理的具体行动中。探究管治概念的由来与本质 ,客观评价其局限性 ,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以管治的理念探讨中国大都市地区管理模式的重构 ,对我国相应的研究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管治情势下自由教育的路向与选择

政府管治工程指将政治权力转变为一种用特定的计算和干预工具将人们的某个存活范围置放到技术控制之下的管理策略。政府管治情势下,自由教育培育完人人格和不计实利地追求学问的终极理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质疑。这要求自由教育走技术化的路向,以与政府管治工程自由化的趋势交接、汇流与融合,同时这也是当前大学实现教育自由的必然选择。     

生态旅游＂非生态＂异化现象与生态管治体系的构建

我国的生态旅游产业是在先天发育不足的情况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利益驱使,偏离了生态旅游的轨道,出现了一些＂非生态＂异化现象.本文分析生态旅游四大行为主体即旅游者、旅游开发经营者、政府及当地社区居民引发的＂非生态＂异化现象,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生态旅游实践中的生态管治体系的概念及内涵,最后提出了相应的生态管治体系应由教育体系、发展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及保障体系四大部分构成.     

城市群生态环境问题制度成因及管理创新

城市群对促进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许多生态环境问题更加突出.城市群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制度的缺陷,表现为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区域失调,相应的管理创新对策为区.域生态管治,其主要思路包括确立政府的第一主体地位、完善公众参与制度、积极发展环保非政府组织、强化企业生态环境责任意识和建立协调制度.     

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社会治理何以“取信于民”?——以“乡村振兴”样板的山联村为例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裂变公开与守规绩效兑现是建构社会信任的充要条件。从信任建构的二维性出发,农村党组织通过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取信于民",可以破解"中央很好,村干部很坏"的社会怨念。"未富先污"的山联村成功转型"美丽乡村",富含农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振兴"的社会治理经验。从山联村经验来看,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一方面应选培具有"新能人"特性的农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健全农村党组织"上下级"关系协调的日常制度,增强农村党组织长期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夯实自身的战斗堡垒作用;另一方面,应整合信息公开的"互联网+"模式,实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治村政策,"有诺必践"兑现村民守规绩效,创新农村事务合作共治,实现互联网时代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全球治理失灵难题的必由之路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价值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是全球性风险日益增多和全球治理日益陷入失灵困境双重压力之下的理论自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球治理理论及其实践的发展历程、宝贵经验大跨度回顾总结的科学性和创造性结论,蕴涵着广阔的历史背景、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博大的中国智慧。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实现对民族国家主权意识的超越,破解强权国家主权意识日益膨胀难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融合传统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提升全球治理效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民族国家主权平等为基础推动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新体制的形成,为全球治理走出失灵困境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现实指引。     

习近平网络治理思想的理论特色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开创性地提出了有关信息安全和网络治理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形成了内涵丰富、逻辑缜密的互联网治理思想。习近平的网络治理思想立足“四个全面”大布局,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网之道提供了新思路;聚焦“网络强国”大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辟了新视角;把握“网络安全”大命脉,为实现国家总体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新路径;对接“人类命运共同体”大主题,为构建全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方案。准确把握习近平网络治理思想的理论特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城市社区“企业”的角色重构——基于治理理论的探究

治理理论是新保守主义政治观中继保护型民主理论之后政治学知识再生产的选择,其与城市社区建设的融合形成特色的社区治理理论。城市社区治理的三大主体之一——社区＂企业＂一直为人们所忽视和抛弃,成为社区治理的核心缺失部分。通过分析治理理论与社区＂企业＂的融合,重构了物业管理企业在社区中的角色,即坚持业主委员会主导下的社区治理主体。这种新的分析角度,相信对未来社区治理的研究会有很大裨益。     

和谐话语与抗争文化：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新机制

本文主张通过政治话语“和谐”来导引抗争文化,寻找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新机制。农村社会的抗争文化与抗争事件密切相关,往往经过长时间的沉淀比较稳定。近年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集体公共文化不断弱化,抗争事件中政治因素趋向增强,使得抗争文化转向“激烈”。通过引导地域文化、关注抗争过程、尊重司法结果,化解抗争政治,使得基层治理更加有序。通过重建公共领域文化、引导外来多元文化及去除抗争性的文化,使其转向“温和”,从而达到治理的目标,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     

我国社会治理理论创新及其意义

社会治理理论创新是我国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是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的必然前提,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起步。党的十八大以来,综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分析各种矛盾的根源,处理好国家、社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需要从理论上下功夫,而我国的社会治理创新是主体更加广泛、客体更加充盈、目的突显协调的治理理论,为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过渡,形成普遍接受的治理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下社会治理风险的解决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中国与其他参与国共同发展之路，它以中国"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为基础，搭建了一个让沿线各国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为中国的开放发展构建了更深远的格局。但"一带一路"建设也给我国社会治理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在当前全球治理遭遇危机和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双重背景之下，如何构造和谐的国际关系与稳定的国内环境，为中国乃至世界发展打造良好格局，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一带一路"倡议与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具有内在契合性，因此优化我国社会治理的路径措施具有深远意义。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进程中，可以从更新社会治理理念、协力共筑稳定的社会秩序，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形成良好的社会情绪，提升社会制度的认可度、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等层面来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优化，从而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构筑有利的时空环境。     

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生成路径、治理困境与对策探析

网络空间已成为意识形态生成与传播的重要场域,科学把握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具体内涵,厘清其生成路径,有助于进一步延伸和拓展关涉网络空间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触角与研究空间。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治理困境,不仅与其生成路径类型紧密相关,还与其技术结构特征紧密相连。基于网络空间意识形态问题凸显,实践中需紧紧扣住建立健全网络立法和规制工作、加强网络社会组织行业自律制度建设、充分利用新兴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党员干部的网络素养以及践行网络群众路线等基本着力点。     

“大党治理”:涵义、价值、视角及途径

"大党"概念的考量,涉及党员数量、组织规模与政党功能等多重维度。世界几大政党的衰颓及大党治理大国的中国现实愈发凸显出"大党治理"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现代治理理念的变迁则为"大党治理"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视阈开拓和理论启鉴。从传统政党管理向现代政党治理转型,是现代大党维系科学持续发展的理性的路径选择。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内涵、意义与建设路径

在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不是并列关系，自治是法治和德治所追求的目标，法治是自治和德治的保障，德治是自治 和法治的基础。“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要强化党的领导，立足自治体系建设目标，推进 乡村法治和德治建设，使得自治、法治、德治协同作用于乡村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