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都市区管治成本研究

大都市区管治需要关注管治成本。管治的短期成本是各管治主体在利益驱动下所采取行为而承担的成本。各管治主体目标不同,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承担的短期成本也不同:政府的短期成本以政策制定成本和行政成本为主,企业以投资公用事业成本为主,社会组织以协商成本和提供公共服务成本为主,市民以参与选举和协调成本为主。管治的长期成本是指为了实现管治目标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我国大都市区管治的长期成本包括政府职能转换成本、政府间协调成本、非营利组织培育成本。     

大都市区政治碎化与中国的大都市区治理改革

大都市区政治碎化,一直是困扰西方特别是美国大都市区发展的重大问题。传统区域主义理论认为,解决政治碎化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的出路,就是建立具有独立权威大都市政府结构。大都市政府一般是指大都市地区政府的结构或制度安排,根据政府的层次以及权力在不同层次政府间的分配,可以分为单层和双层大都市政府结构两种类型。在学者和政客的共同推动下,20世纪中期大都市政府改革在西方大都市区付诸实施。在经历一段时期的低潮之后,20世纪80年代之后大都市政府改革在西方社会得到复兴。以科层体制为基础的大都市政府,对于推进中国大都市区治理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美国大都市区的形成与“大都市革命”

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同时,美国城市的生态组织结构也在不断地发展演变,由结构简单的步行城市逐步演化为结构复杂的大都市区。这种演化使城市的人口分布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而对美国的阶级结构和种族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体制改革到治道改革——美国大都市区管理模式研究重心的转变

美国大都市区内地方政府数目庞杂、权力分散,与大都市区一体化发展的客观需求相去甚远,这自然成为美国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研究课题。持续近一个世纪之久的理论探讨与改革实践,成效不显,重大问题远未达成共识。但在以“新”、“老”区域主义及“公共选择”学派为代表的重大学术交锋过程中,研究重点从推崇构建大都市区政府的体制改革转变为注重地方政府管理结构的治道改革,体现了向地方政府发展客观现实倾斜的理论选择。     

大都市区化与我国区域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从城市化的历史轨迹看,大都市区化已经成为世界城市化进程的主流组织模式,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具有重大启迪作用。大都市区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区域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基于国家协调区域发展的战略背景,我国四大区域应选择不同的城市化道路。     

新区域主义:美国大都市区治理的新思路

20世纪以来,大都市区治理一直是美国公共政策争论的主题.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改革传统与公共选择视角问的争论一直主导着当代美国的大都市区治理,但由于两者都有着内在的局限性,只能为大都市区治理提供有限的指导.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区域主义应运而生.与改革传统和公共选择视角立足于结构性改革不同的是,新区域主义更强调治理过程,主张通过在相关主体间建立健全有效的协调机制以提高区域性竞争力.尽管新区域主义面临诸多挑战,但它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大都市区治理思路,对促进当代中国城市群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基于空间相互作用的大都市区卫星城发展路径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卫星城作为大都市圈的组成部分,与母城之间有较密切的经济联系、交通联系和居住生活联系,对控制大城市的过度扩展,疏散过分集中的人口和减轻工业污染有重要作用。为此,论文以成都市卫星城为分析对象,依据区域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对其卫星城与中心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潜力进行实证测算后发现,成都市卫星城虽然功能相对完善,但因受到中心城区产业和交通的影响可大致分为先发型卫星城、支撑型卫星城和特色型卫星城三条发展路径。     

中国大都市

这是地球上城市化最快的国家。2025年之前将建造超过170座大型铁路交通枢纽。到2030年，该国城市居住人口可能超过10亿。因此，当人们谈论城市化及城市发展之路时，中国是不可忽视的。统计数据是惊人的：美国仅拥有9座人口达到或超过100万的城市，而中国则拥有近100座。其中5座内地城市被列入了本年度的榜单。     

超大城区行政管理体制重构及其在大都市密集区的应用

为了破解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科学发展所形成的障碍,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等一大批超大城市新区应运而生。与老城区相比,这些城市新区空间规模超大、功能布局特殊,全面区域管理亟待加强,但旧体制整合难度较大,需要运用综合配套改革的理念从行政层级、管理幅度、公共服务运行模式、官员政绩评价与选拔任用机制、富余官员安置等领域做出新的制度设计。城市新区新的管理模式在我国基本实现均质化发展的东部大都市密集区的行政区划整合中具有推广价值。     

中国大都市发展与治理研究

联合国人口状况报告显示,世界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突出表现为城市居民数量持续增长、特大城市数量增多且规模庞大。回顾中国城市化历程,起步晚发展快,并已进入最快的发展阶段,城市规模也不断扩展,呈现出大城市快速增加、Ⅱ型小城市减少,同时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大都市圈高速发展的显著特点。以巨型工商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已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随之而来的"城市病"(环境污染、人口分布不均、资源紧张、人口老龄化、家庭空巢化、社会治安管理难、交通拥堵、房价飞涨等等)对公共管理和政策研究提出了挑战。从政府管理向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已成为世界大都市研究的新思路。梳理国内外社会治理研究的学术成果,为中国的大都市治理提出政策建议:充分借鉴国际上大都市治理的优秀成果,科学研究、综合治理、改善城市规划,利用大数据挖掘等现代科技手段把大都市治理及其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     

合作治理与社会管理模式创新

合作治理模式是对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等批判、继承、反思基础上形成的全新社会治理模式,是我国社会管理模式改革与创新的理想选择,其实现路径主要包括创新社会管理理念,加强合作治理法制建设,改革与完善合作治理体制,建立健全合作治理机制,重视与培育合作治理主体等方面。     

都市圈地方政府整体性协作治理机制研究

随着城市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都市圈公共事务的协作治理问题越来越突出。构建不同利益主体间的整体性协作治理机制是实现都市圈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间的信任与沟通机制是实现整体性协作治理的运作基础,利益分配与补偿机制是地方政府间协作治理有序推进的保障,监督和评估机制是提升都市圈地方政府协作治理整体绩效的关键。     

西部城市经济发展与西部大开发

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城市数量少、等级规模结构不完善、城市弱态集中,最为突出的则是特大城市的中心城市功能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反过来又制约了其自身的发展.振兴西部经济的关键在于强化经济增长核心与节点的有机联系,重新构筑新型的城市经济关系,强化特大城市与中等城市的联系、中小城市之间的联系,加速中等城市向大城市的发展.     

中等城市周边农村社会治理：多维困境与复合治理——以川南L市S区为例*

现代化的农村社会治理在主体、客体、方式、空间、价值维度上面既具有社会治理的一般性内涵,也有自己的特殊性表现。中等城市周边农村的传统社会结构正在面临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冲击与解构,基层社会治理面临多维困境。中等城市周边农村社会治理在整个农村社会治理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与现实性。以川南L市S区为例,这些困境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维度的农民分散性流动与组织力量薄弱;治理客体维度的矛盾分布多领域与内容的复杂化;治理方式维度的制度功能弱化与行政色彩浓厚;治理空间维度的村庄边界模糊与社区形态变化。该区因地制宜,充分利用企业这一社会资本优势,探索出了“双主体培育、合作共治、合作共建、网络治理”的“村企共建”的复合治理路径。这一路径虽然在该区取得了一定治理效能,但在实践中还应逐步完善,才能更好地把当地农村社会治理引向一条善治之路。     

全球价值链的模块型治理模式研究

价值链的治理问题是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本文通过分析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决定因素进而分析了不同价值链治理模式间的转换和演进,特别对模块型治理模式内不同价值环节模块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剖析。并且本文认为嵌入模块型治理模式的全球价值链,既是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产业升级的基本途径,又是升级结果的体现。     

洛杉矶模式:大都市区多中心模式的经济效用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新趋势,即多中心格局大都市区显著增长。洛杉矶因其独特的发展历程成为多中心大都市区的典型代表,并因其称为"洛杉矶模式"。该模式的出现对整个大都市区经济产生了积极、深刻的影响,这是以往单核式大都市区所无法达到的。     

治理理论视域下城中村改造中的公众参与机制的构建

治理理论强调国家与社会组织、公众间的相互依赖及合作互动,公众参与是治理理论的实现形式,是现代民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在城中村改造中公众参与体现出公共治理理论的基本价值,但当前城中村改造中,公众参与方面存在制度缺失、参与层次较低、缺少全程参与等问题。在治理理论的视域下,应通过重构政府、开发商和公众的角色,完善法律法规制度,构建多元化的沟通体制,发挥非政府组织、社区团体的作用等措施,构建公众参与机制,消解公众参与中的问题,以提升公众参与水平,实现＂民主化＂的和谐改造。     

开埠通商与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及早期现代化的启动

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一批城市被强行开埠通商,由此使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化,但同时也使这些开埠通商城市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这些城市开始了早期现代化进程,由农业时代的城市向工业时代的城市转型。     

村规民约的治理困境与立法保障研究 ——以设区的市立法为切入点

村规民约是基层群众自治的直接、重要手段,但是其强制力微弱和救济途径缺乏等现实困境制约了其作用发挥。在自身 力量难以摆脱困境的背景下,探寻有力的外力是治理的必然选择。设区的市的立法作为国家立法层级的末梢,贴近乡村治理 的实践,无疑是乡村法治的优越选择。以设区的市立法规范村规民约的内容,规范制定和修改程序,健全审查机制等措施是深 化依法治国实践的应有之义和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