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自治”原则在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适用中的适用限制

本文认为:“意思自治”原则已经成为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各国对合同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选择法律的时间和选择的法律等均有不同程度的限制;我国宜有限度地承认涉外合同的当事人默示选择法律的方式;不宜禁止当事人在合同订立后争议发生前这段时间选择适用法律,也不宜禁止当事人在合同订立后协议变更原选择适用的法律;而对合同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所涉及的问题则应作出相应的限制性规定。     

论国际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当事人在国际合同中有权选择支配该合同的法律 ,这是国际私法中确定合同准据法的最基本和首要的原则。本文对意思自治原则适用范围的扩张和各国对该原则在适用过程中的限制及该原则在我国的运用与完善等几方面 ,进行了一番考察 ,旨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意思自治原则的全貌作出一个新的阐释。     

“一带一路”倡议下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合同法律关系中的适用

意思自治原则是国际私法的主要原则之一。以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合同法律关系中的适用为切入点,探讨当事人根据意思自治选择条款的效力、法律适用方式、适用时间以及适用限制等相关问题,提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逐步完善意思自治原则的相关规定,建议意思自治条款的效力由准据法的内容决定,明确约定涉外合同关系中的法律适用,适当限制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合同领域中的适用,从而避免上述法律冲突的产生。     

亚轨道旅游合同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适用

亚轨道旅游合同作为新出现的合同种类,对应的法律适用原则需要满足该合同的特点所提出的具体法律适用要求,当事人意思自治在此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受到该合同特点的影响,需要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做出限制的情况无法避免。在亚轨道旅游合同领域,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做出的限制应当是为确保其适用效果而做出的,其属于意思自治原则的自我调节功能。这种限制不应扩张到对当事人的选法对象做出具体限制的领域。     

按照“意思自治”原则选择合同准据法的若干问题

本文根据我国关于涉外经济合同法律适用原则的规定,结合其他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对按照“意思自治”原则选择合同准据法的一系列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和阐述,包括选择法律的方式和时间、法律选择的变更、准据法的内容及适用范围、能否选择两种以上法律、准据法发生变化应怎样确定准据法、法律选择的效力以及“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等。     

涉外合同选法中意思自治的限制——《罗马条例Ⅰ》的规定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涉外合同选法中的意思自治在世界各国国际私法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罗马条例I》通过区分一般合同和特殊合同,以及对强制性规则类型化的方法,对意思自治基于不同条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意图既能最大限度尊重当事人意思自由,又能够实现保护弱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法律政策。《罗马条例I》在较好地实现这一目标时,也存在着保护弱方当事人不足和空白的地方。对比《罗马条例I》的规定,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存在笼统、适用条件不明确的缺点,会导致法律适用中的不确定性。我国的理论界和实务界在解释适用我国的相关规定时可以借鉴《罗马条例I》的相关规定来进一步发展我国法律。     

论“直接适用法”在合同领域的新发展

长期以来,在国际私法中,基于以意思自治原则为指导思想的合同领域,当事人对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具有相当大的选择权。但是,随着二战之后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干预的不断增强,当事人对合同法律适用的选择权正在日益经受一些限制,这突出表现在当代国际合同法律适用的领域中呈现出“直接适用法”的适用场合逐渐增多,而且“直接适用法”对合同法律适用的影响也显现出逐步扩大的发展趋势。     

论国际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国际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principleoftheautonomyofwill)是指国际合同的当事人有权合意选择合同的准据法。该原则经法国学者杜摩林首先提出以后 ,即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至今已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确定国际合同准据法的基本原则。本文就意思自治原则的创立与发展、理论学说、适用与限制以及中国立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与完善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国际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则新探

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范围应加以扩大。意思自治应该是有限制的、相对的,但采用唯一选择的意思自治规则违背了意思自治的本质。意思自治条款应体现约定的优先适用性。为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应由法院在一定范围内选择对受害人最有利的法律或限制对需要特殊保护的一方当事人不利的法律选择。     

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刘卫翔，余淑玲文章指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在国际私法上关于合同法律适用的理论中提出的，但它的意义绝不仅止于国际私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显得更为重要。这一原则与契约自由有着天然的联系。它早于契约自由而产生，但后来又...     

论刑法“报应限制功利”原则在配刑中的实现--“点刑罚”理论之提倡

刑法中的"报应限制功利"原则,其内涵与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中的责任原则的意义相近,因其重视对人权的保障而符合现代法治国家基本精神。但在具体的立法和司法运作过程中,各国通行的做法与这一原则尚存一定差距,甚至常常与之发生背离。要使"报应限制功利"原则在配刑过程中贯彻始终,关键在于坚持"点刑罚"理论。     

论行政处罚适用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

"一事不再罚"原则是行政处罚适用中的原则之一.本文结合法理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的一般理论、原则,对我国<行政处罚法>中"一事不再罚"原则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指出其在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诸如处罚主体的表述欠缺唯一确定性,对法规适用的冲突没有提供合适的冲突规范,对相同行政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作出的相同处罚是否排斥未提供法定指引等问题,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和建议.     

“信息”与知识产权对象

“信息”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含义。作为知识产权对象的信息不应是信息论意义上的信息，而应是控制论意义上的信息，即具有“同型结构＋意义”双重结构。这有其法学上的规范意义。具备“源于人、有价值、法定性”条件的信息即可成为知识产权的对象。     

私法公法化——论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的法哲学基础简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所设定的制度是惩罚性赔偿制度。这一制度与推定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及无过错责任原则同属私法公法化的必然结果。虽然它们的内容有别,但都是为了纠正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悖离。19世纪资产阶级民法典为了最大限度地确保私人自治而设计的抽象人格体、意思自治及绝对所有权是形式平等悖离实质平等的原因所在。对它们三者的修正,即从抽象人格体到具体人格体、从意思自治到意思限制、从绝对所有权到相对所有权,也正是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哲学基础。     

"法制"与"法治"

“法制”与“法治”是两个容易混淆且在实践中易被人们通用的概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用法治国家代替法制国家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众多思想家的不同观点及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旨在阐明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揭示依法治国方针的重大意义     

从法律行为的制度结构看民法中的私法自治原则

私法自治原则是民法的灵魂与核心,其自产生以来与时俱进而不断完善,尤其曾面临私法社会化思潮,私法自治原则通过自我修正,不仅保存了其固有内核,而且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使民法走向现代化。现代民法创设了法律行为制度来具体体现这一原则,产生了法律行为的双重结构。法律行为的成立和生效既分别适应了私法自治在不同方面的原则要求,又相互连结,珠联璧合,共同实现并维护着私法自治的民法价值与功能。     

论意思自治原则在诉讼时效制度中的体现

本文认为。意思自治原则在诉讼时效制度中的体现有三：诉讼时效不得约定排除或延长,但可以缩短;法院不应该主动延长诉讼时效;已完成的诉讼时效利益可以抛弃。     

"执中致和"本义考

"执中致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和"表示协调不同声音,构成美妙的乐章.当人们认识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事物发展规律后,便逐步向认识、政治法律、伦理道德、心灵审美各领域拓进,要义是将利益不同、政治要求不同的力量协调起来,实现国安民悦的"大和"目标.甲骨文"中"为"王旗"形,表示王法之中道,后伸延为道德之中正,认识之正确,以及人性之至诚、人情之中节."执中致和"就是执政者以其中直之性和中节之情,实行合乎中道的法律制度,让矛盾中的各方各得其位,使创生中的万众各张其性.但由于"执中"权在君不在民,而原本作为协助君王"执中致和"的士人,在利禄的诱惑下成为官僚机构的一员之后,竟投王所好,使君权失去了稳定的、理性的制约力量,这样,其"中"不中、其"和"不和便成为经常的社会现象.在经过长期的治乱循环之后,人民最终以民主革命的形式推翻了君权专制制度.而今天,当我们运用"执中致和"的思想资源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时,一定要忠实地分析这一理论的本义,注意克服其主客观的历史局限性,使它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     

论民间文学艺术传承人的法律地位

民间文学艺术传承人是指在民间文学艺术流传过程中继承其精华并加以传播的人。在现代社会里,由于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后继乏人,民间文学艺术面临着消亡的危险。为此,必须加强民间文学艺术传承人的法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传承人既可以是公民,又可以是单位,其认定应当体现意思自治与国家公力干预相结合的原则。法律既要界定各类传承人的权利,又要明确其权利保护方式。     

从宪法变迁视角看法治的发展

清末立宪以来,中国宪政走过了百余年历程,产生了十多部宪法与宪法性文件,反映了中国走向宪政与法治的艰辛与曲折。当代中国由于实行不同于西方法治国家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之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法治的涵义也不完全与西方法治原则相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宪法变迁,对法治原则的体现又可分为法治的蒙昧时期、萌芽与发展时期和法治地位稳固确立与法治内容进一步发展时期。法治因素的成长与快速进步主要发生在第三阶段。今后一个时期宪法所反映的法治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公民权利的保障及宪法实施机制进步的层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