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与社会：多维度下的中国秘密社会

文章着重研究了秘密社会或黑社会问题的缘起,介绍了前人的研究状况及秘密社会与黑社会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指出当代中国黑社会是传统中国秘密社会在社会转型期间的变异.同时还分析了当代中国黑社会(黑帮)组织类型与人员构成以及当代中国秘密社会的生成因素,指出经济、社会与文化三因素催生了黑社会.     

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来源考

本文对当代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来源从年龄、职业地域、性别等四个方面作了考察，并进一步阐述了人们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直接原因，对防治黑社会性质组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形态

本文试图从组织类型和组织名称两个方面对当代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形态作一粗浅分析。文章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将黑社会性质组织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并重点分析了地缘型、血缘型和业缘型三种类型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文章还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命名方式作了归纳和分析。     

当代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传统秘密社会组织之异同

当代黑社会性质组织和传统秘密社会是出现于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两类社会问题，二者之间尽管有着组织上的非公开性、文化上的反正统性、价值取向上的反政府性等相似之处．但在产生的背景、来自正统社会的反应、社会性质等方面却有着明显的区别，决不能随意将二者相提并论，甚至混为一谈。对当代黑社会性质组织必须除恶务尽。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构成特征及司法适用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客体既侵害了社会治安管理秩序 ,又侵犯了国家机关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正常活动 ;客观方面表现为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实施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 ,包庇、纵容行为限于事后行为 ;主体为没有参与所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主观方面可以是直接故意 ,也可是间接故意。在司法适用时应注意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以及正确适用剥夺政治权利附加刑和准确理解“情节严重”的含义。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

黑社会组织犯罪与恐怖组织犯罪、毒品犯罪一样 ,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公害。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中国大陆的滋生和蔓延 ,严重破坏了国家的正常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 ,是我国目前必须解决的一个社会问题。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 ,必须正确理解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概念和特征 ,正确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黑社会组织、普通的刑事犯罪集团、犯罪团伙的界限。只有准确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 ,才能有效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维护社会安定。     

论通过黑社会性质组织解决社会纠纷非法方式的根除

通过黑社会性质组织解决纠纷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与我国主流的、正式的、合法的解决纠纷方法相冲突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介入社会纠纷的解决是一种非常态的存在,是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毒瘤。本文认为通过黑社会性质组织解决社会纠纷的非法方式具有非法性、隐蔽性、破坏性和暴力性等特征。在分析了通过黑社会性质组织解决社会纠纷的非法方式形成的社会原因和文化原因等之后,提出了根除通过黑社会性质组织解决纠纷非法方式的对策。     

黑社会性质组织本质特征探析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在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认识。司法解释和立法解释也没有概括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且两个解释存在矛盾之处,给司法实践带来困惑。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是对社会的非法控制。黑社会性质组织对社会的非法控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控制;对合法社会成员、组织及某行业、某地域的控制。为实现对社会的非法控制,其所采取的行为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论通过黑社会性质组织解决社会纠纷非法方式的根除

通过黑社会性质组织解决纠纷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与我国主流的、正式的、合法的解决纠纷方法相冲突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介入社会纠纷的解决是一种非常态的存在,是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毒瘤.本文认为通过黑社会性质组织解决社会纠纷的非法方式具有非法性、隐蔽性、破坏性和暴力性等特征.在分析了通过黑社会性质组织解决社会纠纷的非法方式形成的社会原因和文化原因等之后,提出了根除通过黑社会性质组织解决纠纷非法方式的对策.     

试论当代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基本特征

黑社会犯罪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有组织犯罪，与恐怖犯罪、毒品犯罪并称为当今世界的三大灾难性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有组织犯罪．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呈现出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凶残性和暴力性、极强的贪婪性、高度的组织性、半隐蔽半公开性以及一定的地域性的特征。     

迈向良性的互动——论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及与政府的关系

文章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界定了中介组织的本质、含义及特征,认为中介组织并非社会团体,而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是经济和社会的支持系统.作为社会的一域,它有自己的运作逻辑.当前,中介组织的问题在于政府的越位和失位造成其功能的扭曲.因此,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建立起二者良性的互动,让政府和社会走向善治,是当代中国改革实践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宗教接力”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宗教的社会性及其功能愈来愈发展,逐渐成为独立于政治和市场之外的独立的社会力量。在当下中国,多元宗教呈现出明显的社会性特征。首先,宗教组织正在成长为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主体,这使“政府放权、宗教接力”成为一种可能;其次,当代中国宗教组织在实际运行中逐渐发展出服务社会的强大功能,这为它本身成为社会建设中的主体又奠定了现实的基础。这就要求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新阶段,进一步发挥宗教的社会作用,使“政府放权,宗教接力”成为一种现实。     

作为当代社团的家族组织——公民社会的视角

家族组织在结社形式上是传统的,但是家族作为组织实体却是当代的。大量关于家族组织的研究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未能把城乡各地在近三十年涌现的家族组织作为当代的公民自愿结社看待。本文以号称"江南第一家"的郑氏家族组织为例,论述家族组织可以被看做当代普通的社团组织的观点,并说明家族组织归根结底是利用传统组织资源的一种当代社会的公民组织而已。此种研究对于在认识上摆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传统与现实的关系、农民与公民的关系都具有意义。     

社会建构还是资源动员？——社团卷入与人际关系影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网络机制研究

中国的社团组织和人际关系一直以来都被认为与西方社会存在显著差异,在独特的制度、文化及组织情境性下,我国社团组织和人际关系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其网络机制是否具有独特的情境效应？基于CGSS 2005城乡居民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团卷入对我国公民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都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在公民政治参与中主要发挥了一般普遍性的社会建构作用;而人际网络对公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反向作用于公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在公民政治参与中发挥了独特的资源动员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中,社团卷入与人际关系具有相互增强的交互作用,这拓展了现有研究中人际网络依赖于组织网络的调节机制模型。     

现时期中国政党制度的适应性变革

政党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产生和发展于一个国家现代化和民主进程,具有整合与凝聚社会的功能。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以何种模式发展,取决于本国国情,呈现出其独特性。任何不顾本国国情、照搬他国政党制度模式的做法都会导致不良后果。长期以来中国的政党制度保持着良好的合作性民主传统,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团结协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政党制度要继续跟随时代的潮流,进行适应性调整和变革,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朝着更加健康和有序的方向发展。     

中国工业反哺农业的实现机制和路径选择

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政策是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后的重大战略决策。反哺的主体应当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反哺的实现机制相应地包括市场机制、政府机制和社会机制;反哺的政策取向是“造血”型反哺、重点型反哺、适度型反哺;反哺应当遵循的原则包括统筹协调原则、互利双赢原则、效率公平原则、循序渐进原则。工业反哺农业应选择多条途径。     

试论中国社会公共组织的兴起及其民主意蕴

社会公共组织的兴起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深刻变革的必然结果。社会公共组织的发展对中国民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利于培育“有容”的民主意识,有利于形成“有衡”的民主制度,有利于养成“有序”的民主行为。为了充分发挥社会公共组织在中国民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政府要转变观念、调整职能,为社会公共组织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社会公共组织要加强自身管理、完善组织的治理结构和运作机制。     

乡土社会、伦理传统、法治实践与能动司法

司法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环节,建设和完善中国的司法体制必须以当代中国社会特质为基点。社会的司法变革、完善是不同力量之间的不断互动和不断选择的过程。能动司法为当代中国司法界的热门议题,对之需要从乡土社会、伦理传统、法治实践等方面进行分析,需要在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特质、全面理解当代中国司法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探讨。能动司法与民众的司法期待和司法需求基本相契合,根植于中国固有社会的司法传统,但是能否成为中国司法体制和司法制度的核心内涵,尚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     

网络动员中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领域中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政府管理体制的变化,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各种社团组织蓬勃发展,国家权力开始发生了一定转移,这为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提供了酝酿的土壤和发生的条件.由于行政控制和法律约束,现实社会动员转向成本低廉、传播迅速、监管较难的互联网动员发展.作为公民社会重要主体的中国非政府组织通过影响政府政策、动员公众及联动其他组织三个渠道,在网络空间中对社会动员的发生和扩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由于非政府组织的网络应用能力和自身治理能力的欠缺,其在网络动员中的作用也不应被夸大,中国非政府组织欲在网络空间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应致力于治理能力的提升.面对非政府组织在网络动员中的作用,政府也应转向在＂公共治理模式＂下探寻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