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时期江东大族的形成及其地位的变迁

中古之世 ,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影响。就江东地区的情况而言 ,儒学世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而且其社会地位也是随着江东地域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变动不居的。汉魏六朝时期江东儒学大族形成、发展有其一定的历史轨迹。江东土著大族初始于秦汉之际 ,在西汉时期出现了个别文士代表 ,但儒家化程度不高 ;两汉时期 ,部分中土人士或宗族陆续南迁江东 ,如陆氏、张氏、虞氏、贺氏等皆如此。在宗族繁衍过程中 ,其儒家化进程加快 ,比之汉魏以降南徙之北方大族 ,这些早先南徙者已成为江东土著 ,他们在东吴之世充当割据政权的支柱 ,势力急剧膨胀。西晋混一南北 ,江东大族势力遭受压制 ,沦为“亡国之余” ;东晋立国江东 ,起初借重江东土著 ,但从根本上说 ,整个东晋南朝时期 ,与侨姓士族相比 ,江东土著大族在政治上始终处于从属地位。不过 ,从民族文化的延续与江南地域社会的发展而言 ,江东大族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漠视的。     

明清之际关学与外界的学术互动--以李二曲与顾炎武的交往为例

明清之际,社会发生急剧变化,士大夫对历史文化进行反思和总结,他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理学,集中对曾经左右他们的文化进行批判,这一过程从地域上讲是各种学术流派进行交流、融合的过程。作为重要地域文化的关学在交流互动过程中,影响了一大批士人,推动了关学与其他地区的学术交流与发展。     

晋宋之际士人新变文化心态的佛学背景

晋宋之际士人新变文化心态的形成,与佛学东渐有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佛学东渐造成中土传统文化的新变是影响士人文化心态新变的重要背景;二是佛教中的新变观念是促成士人求新文化心态形成的重要因素;三是晋宋之际佛教新思潮的大量涌入是推动士人文化心态新变的重要动力.     

孙吴统治者之文化特征及其与儒学士大夫之政治关系

孙吴统治者出身寒微,与儒学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背景不同,表现出轻视儒学、不守礼制、崇尚巫术、喜好驰猎游戏等,在婚姻上则重色轻德。在政治上,孙吴统治者与江东士族屡有冲突。孙权立国后,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虽对江东大族施以笼络,但政治观念的冲突与斗争不断激化。对于留寓江东的士大夫群体,孙氏有所扶持,以作为对抗本土士族的工具。但相同的文化背景与长期的交往,造成了孙吴两大地域士人群体的逐渐融合。     

澳门文学的传统与文化格局

澳门文学的基本格局中,侨寓文学因素一度占据着突出的位置,并形成了澳门文学的独特传统。离岸文学现象则说明澳门文学曾有侨寓外地的传统。澳门文学概念的正式形成是在1984年,这一概念形成以后,对澳门文学的文化格局建构起到了有效的唤起作用。澳门文学概念的讨论与学术辩证,也突出显示了澳门文学文化格局的独特性。     

晋宋之际士人新变文化心态的佛学背景

晋宋之际士人新变文化心态的形成，与佛学东渐有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佛学东渐造成中土传统文化的新变是影响士人文化心态新变的重要背景；二是佛教中的新变观念是促成士人求新文化心态形成的重要因素；三是晋宋之际佛教新思潮的大量涌入是推动士人文化心态新变的重要动力。     

两晋江东大族群体政治心态演变的历史考察

江东大族群体是一支在两晋之际江东政局中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重要力量。随着两晋天下及江东形势的不断变化 ,他们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政治心态。在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挣扎后 ,他们选择了与“侨姓”士族合作的道路 ,最终促成了东晋王朝偏安江南的政治局面     

"违志开道":洛学与永嘉元丰九先生

永嘉学派是以"永嘉"(今温州)这一地域性名词命名的学术派别.宋代以前永嘉的学术传统、地域声望毫不起眼,学术上的荒芜与地理位置的偏僻近乎正比.宋代伊始,借助于科举制度的革新,部分永嘉士人开始跨越地理障碍,去学习后来成为永嘉思想来源的洛学,并在求学的过程中,以"永嘉学子"这一集体性称谓获得了学界的重视;同时,洛学或洛学者身份还成为永嘉士人社群集聚或凝聚的媒介,既确立了相互之间的认同关系,又拥有了对本土和群体本身共同的情感.这一基础为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相互关系及对学脉延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平台,也为洛学在各地传承的社会图景提供了缩影.     

论南宋台州地域文化传统的重建

 从东晋至北宋,台州一直以“仙源佛窟”著称,地域文化主流是佛道二教。台州山水成为文学家笔下常见的题材,神仙人物、灵异古迹、紫烟青藤、寺庙宫观、奇峰异岭,往往是唐宋士人“天台想象”的核心。自北宋中后期起,儒学（主要是胡瑗春秋学）开始在台州传播;南渡后,大批北方士大夫流寓台州,他们在此地兴学校、建乡祠、整理乡邦文献、与当地学者切磋学术,诗歌唱和,将儒学（主要是二程理学）带到台州。由此,台州地域文化由“仙佛之国”向“海滨邹鲁”转变。
      

明清徽商与侨寓地的社会救济

明清时期徽商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后,积极投身于侨寓地的社会救济事业。他们从灾荒救济和贫困救济两方面积极帮助那些受灾群众和贫苦人们,给侨寓地的人们很大的帮助。这种行为不仅为徽商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空间,也体现了徽商助人为乐、仁者爱人的良好美德。     

浅析上江文化对泰州的影响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从历史维度看,传统文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积淀;从地域维度看,传统文化是由不同地域文化相互交融而构成的产物.泰州有着特殊的区位环境--处于吴越文化、楚汉文化的交汇点;有一个特殊的社会变迁和积淀过程--多次接纳外地人口的迁移,所以,泰州区域文化的形成主要受吴楚南北文化的影响.但由于泰州历史上处于长江的最下游,且泰州一直是发达而平安的地区,所以,泰州在接受南北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了上江文化的重要影响.     

汉末流寓江东之广陵人士与孙吴政权之关系考述

东汉末期,江淮之间战乱加剧,不少大族名士南徙江东,其中包括一些广陵籍人士,他们对孙吴政权之创立及建国后之诸多军政活动,都有较大的影响。在学术文化领域,广陵人物涉猎经学、子学及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多有贡献。     

南京历史文化的时空解读

文化是时间和空间的产物。南京处于沟通长江中下游、黄河长江下游的枢纽位置 ,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大时空中 ,南京历史文化是长江流域区域文化的融合进程催生的 ,南京历史文化的兴衰则是与两大河流的文明交融和中国文化中心转移的节律联系在一起的 ,并且最终成为中国农业文明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北而南、由西而东格局变化的结穴     

吴地居民人格特征成因分析

生活在长江下游、太湖之滨的吴地居民 ,具有独特的生态自然环境 ,吴人在适应这种“水”环境的过程中 ,形成了以稻作农业和商贸为主的经济生活模式。以此相伴 ,产生和发展了吴地文化类型。吴人在与特殊的生态环境、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传统的相互作用中 ,经世代累积、长期积淀而形成了共同的人格特征 ,因此 ,吴地居民人格的区域特征是人与自然、人的生产活动、人与文化的互动中作用的结果     

蜀汉永安都督考

蜀汉永安都督设于蜀吴边境上的战略要地-永安,先后出任蜀汉永安都督的有李严、陈到、宗预、阎宇、罗宪.他们并不是行政官员,而是纯粹的军事长官;由于他们的职责是防御来自永安下游的入侵势力,亦即吴的西陵驻军,因此永安都督的辖区只有巴东一郡.     

吴国历史与扬州城市性质刍议

"邗城"的涵义与江岸无关,而与吴国人对刀剑的神秘崇拜有关,"邗"字乃吴国人特殊钟爱,吴王自称邗王。邗城是吴国在江北的桥头堡,是吴国向北发展的大本营。考古证明吴国的核心地区长期在镇江,直到吴国后期核心地区才东移。邗城在吴国政治军事格局中始终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邗城营建历史比吴王夫差开凿邗沟早很多,关于扬州建城2 500年的结论有待推敲。     

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水平的空间差异及成因

创新是五大发展理念之首,也是长江中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发展对推动长江经济带打造新的区域增长极具有重要作用。正视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地区在创新发展方面的差距,是推动各地区依托创新驱动走高质量发展之路需面对的一项重要且紧迫的工作。基于资源能力观视角,从创新资源基础、创新能力支撑、创新产出绩效等三个层面,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其空间差异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各地区创新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其形成的原因具有异质性,而城镇化、地区生产总值、地区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外商直接投资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等是对其产生显著影响的重要因素。对此,新阶段应进一步提升城市群城镇化水平、增强地区经济实力、促进规模实体经济发展、推动开放经济发展、推进地方高校产学研结合,从而提高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创新水平。     

哥老会在长江中下游的崛起

19世纪70～90年代,哥老会在长江中下游迅速崛起.曾国藩遣散湘军直接导致了哥老会的迅速蔓延;清同治年间,哥老会在两湖地区首先崛起,规模和声势已凌驾于活动不多、处于相对沉寂状态的天地会以及斋教等秘密社会组织之上;约在光绪朝中、晚期,哥老会势力从湖广地区伸展到长江下游,并在反对外国教会的过程中成为斗争的主角.至此,长江中下游哥老会的活动广为"世人所注目".     

从魂瓶看吴晋时期的庄园生活和丧葬礼俗

魂瓶作为一种综合性的丧葬明器,它所反映的吴晋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以及丧葬礼俗是相当丰富的。本文从魂瓶上的堆塑内容探讨当时地主庄园的生活情况,包括庄园建筑的特点以及为庄园生活服务的舞乐杂技俑和家兵僮仆俑,再现了吴晋时期江东世家大族的奢靡生活。关于魂瓶所反映的丧葬习俗方面有四个特点,可见其对汉代丧葬礼俗的继承性。     

1957年费孝通重建社会学的遭遇

1952年院系调整后,社会学专业被取消,社会学研究者大部分被迫改行.1956年,如何发挥知识分子积极性的问题引起国家的重视,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面对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转型期大量亟待研究的社会经济问题,费孝通、吴景超等老一代社会学家启动了社会学重建运动.但是,反右运动中断了社会学重建的进程,由于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运动,参与重建运动的社会学家遭到政治上的整肃,有的甚至被划成右派分子,如费孝通,遭遇了疾风暴雨式的大批判.社会学重建的中断造成学术传承的断裂,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被认为是伪科学、反动的学科,在中国大陆被迫中断近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