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土断“阶段性”特征刍议

南朝土断着重于对侨置政区的整顿,其所针对的社会群体也发生明显变化,这两方面内容构成了与东晋土断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对当时政区之影响述论

东晋南朝时代,侨州郡县普遍设置乃至成为一种制度。侨州郡县对当时政区建置与政区制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政区增滥现象、其他种类特殊政区的成立、政区制度的没落与虚妄等等,都与侨州郡县相联系。虽然如此,东晋南朝设立侨州郡县、实施侨置制度,起码在当时仍然是利大于弊。     

追慕乾嘉考证 追求卓越史识——胡阿祥新著《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评说

胡阿祥新著《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一书,围绕《宋书·州郡志》与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具体考证,颇得乾嘉考证的传统;而围绕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的系统探讨,则显示了可谓卓越的史识。     

侨州郡县判断标准探析——兼议侨州郡县发端时间

目前学界对侨州郡县发端于何时,尚存不同看法。究其根源,不难发现,侨州郡县滥觞之争在于侨州郡县判断标准不同。侨州郡县判断标准至关重要,是讨论侨州郡县发端及相关问题的先决条件。本文在前人关于侨州郡县判定的三条标准,即侨人、旧壤之名、设置侨置机构基础之上,增补一条判断标准,即无实土、不役不税。并据此提出侨州郡县产生于东晋南朝时期。     

东晋南朝吴兴沈氏之尚武及其地位的变迁

吴兴武康沈氏两晋之际以江东“武力强宗”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对东晋南朝之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其发展过程看,东晋一代,沈氏尚武,成为门阀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且有覆家之祸。晋宋之际的社会变革,给沈氏武将提供了发迹的机缘,至宋、齐间,其勋业达到鼎盛。由于沈氏社会地位的上升,他们受到了门阀社会的影响,家风逐渐趋于崇尚文化。而南朝后期的沈氏文士预武,则是其尚武家风的余绪。     

两晋南朝陆机文学接受论

陆机才高博洽,工于诗文,辞采富赡,其才思与作品备受时人及后人的赞赏。从西晋经东晋至南朝,诸多文士或继承其创作技巧,如陆云学习其模拟技巧、陶渊明承袭其挽歌诗创作手法、谢胱追踪其锤炼字词技法等;或评议、鉴赏其文学作品,如张华、葛洪、刘勰、钟嵘等皆通过品评的方式对其诗文予以褒扬;或选录其名篇佳作,如萧统《文选》,采用的具体方式虽不同,但都对陆机之作予以高度评价,体现出较大范围、较高程度的接受。     

再论两晋南朝时期的弹劾文化

两晋南朝时期,弹劾文化已经形成并趋于稳定。探讨这一时期弹劾文化机理是深入理解古代监察体制的重要视角,可以从三个角度加以阐释：其一是弹劾精神文化,两晋南朝的君主和大臣都极力弘扬弹劾精神,营造浓厚的弹劾文化氛围;其二是弹劾行为文化,君主通过各种制度手段规范监察官员的弹劾行为,增强其本身及弹劾实施的庄严性和权威性;其三是弹劾激励文化,君主从地位待遇及情感两个方面激励监察官吏,认同其职任身份,以刺激其敢于弹劾,更好地发挥监察效能。文章从多维度解释、分析两晋南朝弹劾文化,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体系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试析"的卢"成为凶马的原因

"的卢"马成为凶马大概产生于东晋南朝,其原因大约有五个方面忌讳白色,南方少马,南人不习战,社会风气萎靡不振以及跨马一事在政治上所带来的风险.     

《高僧传》所见部分东晋南朝巴蜀地区僧人事迹及推论

巴蜀地区的“高僧” ,多与当地政府官员有交往 ,佛教与世俗政治有着密切联系。巴蜀地区道教势力强大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佛教在该地区的传播 ,也使得巴蜀地区的佛学 ,在境界上与三吴地区始终存在着差距。     

从白门到紫陌：“地”在文化史中的隐显与浮沉

从南朝到唐代,建康/金陵和“江南”在话语层次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建构过程。南朝诗歌通过对“金陵帝王州”的想象和对“江南佳丽地”的再现,逐渐把建康从偏安王朝的行政总部改变为帝国名都,经过唐代诗人的继承和发展,从而把建康写入文化版图,而“江南”的文化意义也逐渐和它的地理意义出现张力,甚至颠覆了它的地理意义。最后,通过对“紫陌”作出的词语考古,展示一个在南北朝时期曾真实存在的地点如何从文化版图上消失,从反面说明一个地方的文化历史和地理历史、社会历史的不同,以及它对文本特别是某些文本和某些体裁的依赖。     

东晋南朝尼姑事迹考

东晋南朝时期,佛教有很大发展。中国的比丘尼始于晋代的净检,自此以后,代有其人。尼姑的社会阶层极为复杂,其中有因家贫守寡而出家者,有替家长、家人求佛祈福而出家者,有因不愿出嫁或对婚姻不满而出家者,有身陷强虏沦为奴婢而韬光养晦出家者,有出身高门或佛教世家而出家者,也有为解除自身病痛而皈依佛门者。出家之后,其情况也各色各样。有的枯守青灯,节行精苦;有的凡心未泯,败道伤俗;有的身披袈裟,交通王侯;有的脱离寺院,重新还俗。本文试图以梁释宝唱撰《比丘尼传》为主要史料,结合正史资料加以梳理,并以民国年间震华撰《续比丘尼传》中的材料加以补充,力求揭示这一时期尼姑生活的基本面貌。     

辛亥大牌局中的段祺瑞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各派政治势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各有坚持,也各有妥协与让步,终于使一场以暴力发难开始的大革命以南北和解五族共和而结束。在这个过程中,清廷、清政府、孙中山、革命党、立宪党人以及袁世凯和新军将领等,都各有不同作为。文章根据相关史料重新排比新军将领段祺瑞的言论与活动,揭示其在辛亥大牌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一个绝对称职的操盘手。      

论端砚铭文书法

以书法铭文装饰砚台,是端砚上一道特别的风景。端砚铭文书法受到人们关注的主要原因,在于端砚作为书法载体的特殊性,以及端砚之外人们对汉字的特殊情感和书法情结。由于端砚自身的名贵,加上名人雅士的题刻。再加上铭文书风的多样,三者相互辉映,使得端砚上的书法别有一番生趣。     

魏晋南北朝城市治安管理论略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持续动荡的历史时段,其时战事频仍、兵连祸结、南北纷争旷日持久,给社会治安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城市,由于人口的高度集中,其治安状况更令人担忧。然而魏晋南北朝的历朝政府对于城市治安高度重视,因时制宜,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法令法规,最终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治安管理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城市治安管理制度日臻成熟。     

魏晋南北朝农史研究述评

史学界和农学界向来重视对魏晋南北朝期农业发展的研究,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末至1949年的萌芽时期;1949至1978年的成型时期;1978年至今的全面发展时期。学者们研究的角度和方向也逐渐从对当时农业经济制度和技术的探讨、对古农书的整理校释,发展到将其与饮食学、社会背景、自然地理及环境气候、考古等学科联系起来综合考察,为这一时期的农史研究开拓了更广阔的领域。     

唐宋时期张家界市土家历史考述

唐宋时期,封建朝廷在湘西北设置了州、县。慈利县土家先民向氏、覃氏、田氏和彭氏等剥削广大农奴,成为土司前身。唐宋时期,由于宗教传入,在张家界留下了许多文化古迹。     

浅议土族服饰的类型及特征

土族主要聚居在青海的大通、互助、民和、同仁四县,以及甘肃省的天祝县。受不同地域历史、经济、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异民族文化的影响,土族文化显性表征之一的服饰呈现出地域文化的印记。     

魏晋南北朝考课中的监察校正机制——兼论考课与监察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各政权为防止考课中的作弊行为,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监察机制,主要包括监察机构参与考课的制度、考簿的管理及相关制度、勾检制度等。考课与监察是官僚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制度,二者的紧密配合是官僚政治正常运转的保障。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笔业考述

秦汉时期,文具制造业开始兴起,毛笔的形制确立并得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笔业持续发展,制作原料不断增加,技术水平逐渐完善,使用范围渐趋广泛。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笔业重心主要在北方黄河流域,但东晋以后,南方地区的制笔业发展明显。     

土族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

本文从民族政权疆域、高原畜牧业经济、中西交流通道、凝聚内向心力、容纳多元文化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土族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认为土族建立的古代政权首次将青海高原与塔里木盆地联结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为这一地区最终并入中国版图奠定了基础。土族先民将蒙古高原先进的畜牧业引进青藏高原,并创造性发展高原畜牧业;将丝绸之路引入青海,促进了中西经贸文化交流。土族先民凝聚内向心力,归流中华民族大家庭,自觉维护祖国统一与稳定,堪为民族史上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