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改革≠公务员买私车!

清华大学廉政建设研究所任建明教授曾撰文指出:“公车使用实质上是一种职务消费,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公车滥用现象,就要对公车进行货币化改革。在最大限度地取消公车的同时,政府也要相应地改革公务员的工资制度,在今后步入‘汽车时代’后,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早在公车改革之初,类似于此类“高薪养廉”之类的话题就屡     

公车改革，咋就这么难呢？

最近，杭州推行的公车改革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到2010年，市局（副厅）级以下一律取消专车，让公车回归“工作车”的本色。如此大规模、高级别的“车改”被誉为全国首例。与此同时，杭州发放“车贴”的政策，也引发了不少议论。公众纷纷质疑，这些年和杭州差不离的公车改革，找出几十例来不是难事，杭州的此次改革能有什么新意吗？车没来，车贴来了，为何公务员的利益永不落空？中国的公车改革咋就这么难呢？     

公车车牌“变脸”是对谁的讽刺

如今四川某些领导干部的坐骑上安装上了一种电动变换号牌装置,在车内轻触按钮,转眼间一辆惹人注目的官车号牌就变成寻常百姓或普通公车号牌。一位开官车的司机师傅悄悄告诉记者,“车牌一换,想官就官,想民就民”(人民网7月25日)。天府之国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而享誉中外的川剧“变脸”绝活,便是其中之一。然而谁会想到,如今的公车车牌也学会了“变脸”。其实,在全国许多地方的“敏感地带”,商家也经常用块掩人耳目的“遮羞布”把前后车牌挡个严严实实,实际上这不也是“变脸”吗?只是没有电动的方便而已。某些官员之所以热衷变脸车牌,无非是想…     

古代＂公车＂也改革

中国是一个受“官本位”思想影响严重的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古代,“车轮”下的腐败更为严重。因此,古代的能人贤士也曾进行过“公车”改革,细说起来,颇引人深思。     

公车改革 路在何方

中国的公车改革是从解决腐败的角度提出来的。公车腐败到底有多严重?据2003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提交的一份提案中的调查数据显示,“八五”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递增27%,大大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约为GDP增长速度的3.5倍)。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耗用约为3000亿元人民币。3000亿元人民币是什么概念?——是1999年我国军费开支的三倍,比1999年我国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之和还要多出600个亿!这笔3000亿的巨款如果摊到人头上,中国的13亿人口,无论男女老少、体弱病残,平均每人每年得交纳约230元!而这还…     

浙江为何“叫停”车改

他们在浙江部分公务员中做的调查显示,面对全国各地在车改实践中采用的四种方案,大多数调查对象选择了“公务用车货币化”和“私车公用”,而只有极少数人选择了“公车管理市场化”和“在不改变现有公务用车制度条件下,严格地监督和管理”。而无论是“公务用车货币化”还是“私车公用”,都有公车福利私化的倾向。     

复婚，你准备好了承受接骨之痛吗？

我和彦达离婚的原因很简单——他有外遇了。那时因为心疼他每天上班要坐二十多站的公车,于是省吃俭用买了一辆车。提车回来时,彦达特别开心,搂着我说“这辈子我就做定你的专职司机了。”实际上,我单位离家近,不用坐车上班,因此,车就成了他的专座。没过多久,我在车内发现了异样——座位上多了一个卡通靠垫,不是我买的。彦达给我的解释是,同住一栋楼的一位小姐跟他拼车,     

读者来信

“公车改革是一场改革者对自身进行的改革,改革方案的制定与执行集于政府一身,由此形成了改革者“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权力格局。然而,在市场经济下,“理性”的政府也是多元利益主体之一,其在进行利益再分配时难免会使公共政策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天津刘嘉     

一个车改方案的制定与暂停

早在2001年浙江就从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开始试点实行公车改革。在2004年,当地媒体还曾以《公车改革“悄然提速”》为题进行报道。当时,西湖区所有乡镇(街道)全部实行车改,义乌市取消了全市镇、街道的所有行政公务用车,对属下13个镇(街道)现有的100多辆公务用车通过公开拍卖形式进行处理,聘用的临时工驾驶员全被清退,列入正式编制的驾驶员实行转岗;湖州市南浔经济开发区全面取消公务用车,发放交通补贴实行限额包干;台州黄岩区也在高桥街道实行公车改革试点,而宁波也正从一个开发区的车改探索中,酝酿着更大范围的改革方案……但2005年3月4日,浙江的车改突然叫停。     

一位老人和公车的较量

区伯是广州一名普通的老人，每月拿480元的低保，租住着不足48平方米的房子。可就是这样一位不起眼的老人，却在6年的时间里，“解救”了一百多辆被私用的公车。     

对中国公务用车改革的思考

目前中国公务用车改革备受关注,公车的滥用和公车腐败现象已经成为我国行政管理成本居高和行政效率低下的因素之一,我国公务用车管理中存在这比较严重的问题,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只有通过对公务车使用部门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公务车供给引入竞争机制和加强立法等途径才能提高公务车使用效率和行政管理部门的效率。     

"共产"理想的另类范本

有这样一个国家,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工资在税后只是一般职工工资的两三倍,全国只有议长、首相、外交部长等内阁成员配有公车:首相殉职后只葬在一个普通的公墓里;公民从生到死都没有生存压力,“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小人物"告倒北京作协

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北京市作家协会先后3次成为被告,而告他们的人均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而且这些“小人物”告倒了这样的“大单位”     

公交车上

公车靠站，一对白发夫妇跌跌撞撞地挤上了车。老爷爷看上去比老婆婆要稍显矍铄，可拎着3个大包明显力不从心。老婆婆端庄柔弱，手里有一精致小包，一边关切地嘱咐老爷爷“小心一点儿”，一边费力地要接过其中一个。老爷爷强装站稳，微笑着说：“我还没老，能行，你找个地方站好。”     

苏州农行员工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

日前,苏州农行荣获全国“学习型组织”先进单位和全国金融系统“学习型组织”标兵单位,成为江苏省金融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苏州农行还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农行“先进单位”和江苏省“文明行业”等荣誉称号。近年来,苏州农行积极实施人才强行战略,通过开展“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员工”活动狠抓员工培训,倡导终身学习理念,着力提高员工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环境,形成全员学习、全程学习、团队学习和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的氛围和机制。     

历史上官府应对信访的规则

投诉公车，必须接纳两汉以公车署为中央信访接转机构的制度沿袭到魏晋南北朝，惟隶属关系常有变化，如三国魏时，公车归皇宫警卫司令（卫尉）领导，东晋和南朝宋、梁的公车，归皇帝的侍从顾问机构门下省领导，北齐则将公车署划归卫尉等领导。总体上看，该机构一直是君主于行政、司法乃至监察系统以外直接了解社情民意的管道。如北魏文成帝在太安元年（455年）发过一个诏书，道是特派尚书穆伏真等三十人巡行州郡，     

体势纵横 大气磅礴—康有为行草诗轴赏读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长素、广夏，字更生，别署西樵山人，晚号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世称“南海先生”。早年随岭南大儒朱次琦学习经学。曾七次上书光绪帝，要求变法图存，又讲学于广州万木草堂。1895年发起“公车上书”，同年中乙未科进士。1898年发动变法维新运动，史称“戊戌变法”，失败后出亡海外，组织保皇会，     

动态

“邓州护士”成为劳务输出金字招牌 眼下，“邓州护士”以其过硬的自身素质、丰富的临床经验、高超的实战技能，深受用工单位的欢迎，正成为河南省对外劳务输出的一个金字招牌。截至目前，获得“邓州护士”资格证书的已达3．15万人，他们分布在国内20多个省份，成为一支活跃的“劳务大军”。     

漫画与幽默

不公平 有一位牧师和一位公车司机同时过世了。但是公车司机上了天堂,牧师却下了地狱。牧师一生贡献于教会却下地狱,觉得相当不平,于是向上帝抱怨。 牧师:主啊!我一生都贡献于教会,每个礼拜天都带着您的信徒做祷告。为什么我却不如一个公车司机,下地狱了呢? 上帝:对啊!就是因为如此你才下地狱的。你每个礼拜天都带着信徒们祷告、讲经,他们却都在下头睡觉,     

中国古代的公车制度

在中国古代,公车一方面是官员的代步工具,另一方面也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对于公车的使用,历朝历代都制定有相关的规章制度。在汉代,读书人一旦被朝廷征召,就可以乘坐官府指派的公车到衙门上班。为了完善这一制度,西汉景帝中元六年,朝廷颁布了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最成型的官车使用规定:一、不同官员驾车马匹数量有异,马匹越多,意味着主人的地位越高;二、公车的装饰体现等级差别。车厢左边漆成红色,表示里面坐的是一位俸禄六百石以上至千石的官员,而俸禄两千石以上的官员,则可以将车子两边都漆成红色。同时,车辆上避雨遮阳的车盖也因官员的级别而不同。普通百姓的车辆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