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1920—1925年间的天津废娼运动

近代以来,随着天津开埠通商,天津的娼妓业日益繁荣,在1920年至1925年间达到全盛。在全国废娼潮流和新文化运动"解放""改造"等口号的影响下,天津出现了一场废娼运动。运动以舆论宣传和女权请愿的方式进行,并在女权请愿时达到高潮,但运动结果最终潦草收场,呈现出雷声大、雨点小的特征。天津的废娼运动是一次存废两难的"笔墨"运动。政府的不作为和娼妓面对生存的压力是导致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领导阶层的不彻底性和不坚定也难辞其咎。     

近代中国废娼思想的历史考察

娼妓制度的存废是衡量妇女解放程度和社会文明水平的标志之一.近代意义上的废娼思想产生于20世纪初.至五四时期,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形成了颇有影响的社会思潮.在这一思想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太平天国时期的废娼运动,起到了除旧布新的作用.     

浅论近代日本“存娼”“废娼”之争

日本近代公娼制度确立之后,在“国家否定人身买卖”的大义名分之下,确立了强制性的性病检查制度,国家权力公然涉足性交易.围绕公娼制度的存废,日本国内展开了激烈的论战.透过这一论战,可以发现,双方均首肯公娼存在的所谓基本前提——男性本能的要求和悠久的历史,并缺乏在社会伦理层面上对公娼制度的严肃探讨;比起娼妓的人权来,双方均更多地考虑所谓的“国家体面”;双方均从社会卫生的视角出发,将娼妓定为“病毒的传播者”.归根到底,双方的立足点,更多的不是“文明开化”,而是“富国强兵”,在本质上均是大日本帝国的“爱国者”.     

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的主要社会问题及其治理

民国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列强企图侵占东北等因素,引发并加剧了东北地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烟毒、赌博、娼妓等。烟、赌、娼的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东北市民的正常生活。地方政府虽采取措施进行整治,但最终流于形式,收效甚微。     

疾病与时尚的观念交织——医疗社会史视角下的民国成都娼妓及其日常生活

民国成都的娼妓数量众多,性病的社会传染问题特别突出?在各种性病治疗方式中,西医的九一四标准化治疗以其有效性与方便性,成为社会认同的最优治疗方案?娼妓?性病与九一四等性病药品建构了普遍认知中的娼妓生活?与此同时,脂粉?美容药品与时髦穿着等符号表征,又建构着娼妓生活的另一个面相?娼妓的“疾病”与“时尚”,对于宏大的历史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碎片,但是对于历史的整体重构却有重要意义?     

30年代日本陆军统制派与日本的法西斯化

1931年日本走上了侵略战争和法西斯化的道路,军部是法西斯化的主要推动力量.由于军部中央领导人一再调动,内阁也频繁改组,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政治领导力量始终不稳定”.但是应该说,在不稳定之中又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其主要体现者是在陆军中握有实权的统制派.日本军部一向以陆军为主.进入30年代后,统制派日益成为陆军及其内外政策的支配者.因此,探讨统制派与法西斯化的关系,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日本法西斯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及其主观意图,有助于进一步判明日本法西斯化的主要方式和重要特点.     

日本真宗大谷派在华活动概观

日本的真宗大谷派从 1873年到 194 5年期间 ,以“布教”为名 ,行侵略之实 ,在中国大肆进行侵略性和殖民性的活动 ,并且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密切配合。大谷派初期的在华势力仅限于上海一地 ,实行“追教” ,专为日侨服务。之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政治、经济和军事势力的逐步膨胀 ,其所谓的布教活动也深入中国内地 ,到“九·一八”事变前 ,已经在中国建立了 4个教区。抗日战争时期 ,大谷派一面在东北开展“移民追教” ,为伪“满洲国”效劳 ;一面乘上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 ,在侵华日军的刺刀保护下 ,在日占区遍设布教所 ,实行战争协力 ,其在华教势也达到最大。近代大谷派在华的侵略性宗教活动成为中日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     

论日本现代派文学

本文首先扼要评介了日本现代派文学中的若干流派,然后从日本现代派具体作家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关系上,以安部公房和川端康成为例,分析了“全盘西化”与“东西结合”两种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类型模式。     

邓小平治理大西南城市社会问题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初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政大西南的邓小平,在筹划和领导大西南各项事业建设发展的伟大工程中,对城市社会问题的治理倾注了极大的心血。通过禁烟禁毒、清除赌博、取缔妓院、改造娼妓、收容游民等重大举措,有效治理了烟赌娼等社会问题,为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成功地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开创了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     

两个娼妓一台戏

《水浒》百回本里,描绘了宋江拜见名妓李师师的丑剧,读来颇有教益,我们不妨来一个“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在第七十二回里,作者精心勾划了两个娼妓:一个是靠出卖肉体、出卖灵魂,以换取皇帝赏赐的伎艺娼妓李师师;一个则是靠出卖革命、出卖人民,以博得天子的欢心,从而捞得一官半职的政治娼妓宋江。这两个娼妓互相逢迎、互相利用,在京城的妓院里     

关于周作人“礼赞娼女”的辩正

一本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激烈地批判了周作人的《娼女礼赞》,称它是“毒汁四溅的黑文章”;一期不久前出版的《文学评论丛刊》中,也有一篇文章,认为周作人后来堕落到“礼赞起妓女……来”。 这是完全误解了周作人的本意的。 《娼女礼赞》是周作人一九二九年所写的《三礼赞》中的首篇。从表面上看,文章批判     

东京娼妓与北宋政府制度关系考

娼妓在中国历朝历代都占有着重要但又暧昧的地位,从历史背景看,是自由开放与礼教规矩的过渡阶段.东京娼妓业极为发达,统治者为巩固统治,有意发展娼妓业,使功臣沉迷酒色,不再过问国家大事,使狎妓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娼妓业刺激了当时商业的发展.娼妓业和当时的商业、军事、官僚体制都有密切的关系.     

从“误读”到创造——论中国新感觉派的创作策略和文体特点

论文视“误读”为中国新感觉派创造性的转折点 ,阐述了它在中国新感觉派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给小说带来文体的现代性变革。“误读”不仅限定了中国新感觉派小说的叙述对象 ,也确立了其小说的存在方式 :它们带有日本新感觉派的色彩 ,又从根本上属于文学的创造 ,是中国的新感觉派     

颓废中的跳跃--析《白痴》的隐喻意义

坂口安吾是日本“无赖派”的代表作家,其代表作《白痴》突显“无赖派”的鲜明特点,更体现着日本近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特色。其作品以独特的视角描绘出的社会样貌,折射着作者的善恶观。《白痴》中隐含的伤感与呐喊体现了当时日本青年的心态。     

山鹿素行著作中的实用主义与民族主义关联

日本“古学派”(Kogakuha)鼻祖山鹿素行(Yamaga Sokou)的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集中体现在他的两部著作———《圣教要录》(Seikyoyoroku)和《中朝事实》(Tyutyojijitu)中。其思想流脉的倒叙特征,较早地呈显了日本人的“发展论”诉求和“华夷名分”逆转的“去中华”意识。它间接地催生了日本的实学事功派“徂徕学”和“国学神道”派“宣长学”,成为江户(Edo)时代整体思想流脉中的关键一环。     

日本“战后派”文学的社会性与实验性——兼论战后派的形成及其意义

日本战后派文学是日本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他们自觉地接受《近代文学》的理论指导,在创作实践中坚持文学的社会性和实验性。社会性,使战后派文学对罪恶的侵略战争的“反思”更为深刻;实验性,使战后派文学走上了与当代欧美文学同步发展的道路     

浙江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

随着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国势危急,有志之士,多揣救国之心.“空负时局忧,无策驱胡虏……因之泛东海,冀得壮志辅.”①声势浩大的留日运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了.留日运动中,浙江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浙江官派留学生去日本较其他各省为早.1897年,杭州蚕学馆在筹办中就派二人去日本.第二,1908年以前,中国各省均派遣留学生去欧美,而浙江只派遣留学生去日本.第三,浙江留日学生人数在各省中名列前茅,“庚子举祸既息,浙人以官私费赴日本游学者,相望于道.”②1905年,徐锡麟带了妻子、二弟、四弟和侄儿与陶成章、龚宝铨、陈志军等十三人,去日本学习军     

名词典故——留学生

留学生一词起源于唐朝，是由日不人创造的。 唐朝肘，日本政而为了吸收中国的先进文化，曾多次派“遣唐使”采中国。但“遣唐使”是外交使书，不能久留，无法瘀等地探讨中国的文化，所以日本国而从第二次派“遣唐使”起同时派采了“还学主”和”留学生”。所谓”还学生”是指不ｆｏ外交，赛门学习的青少年，但他们在“遣唐使”回国时须一同返回日本，而”留学生”则不受此限制司以较长时间留在中国学习。 此后，凡是留展在外国学习的学生倡统称为“留学生”．名词典故——留学生@米娜     

论日本美术之近代化

日本“狩野派”的纪念性、装饰性绘画艺术,是日本传统绘画艺术的典型代表,而“浮世绘”艺术的市民个性特征和日本文人画的主观主义特征以及近代日本美术对西洋画的借鉴都是对传统美术的突破。日本美术近代化的最大特点在于传统并没有被轻率地抛弃,而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创新中形成了自己的“日本画”风格。     

独特的角度 新颖的表现——评野间宏的《脸上的红月亮》

野间宏(1915——)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登上日本文坛的第一批新作家之一,他们这一派在日本被称为“战后派”。 正如大多数“战后派”作家都经历过战争生活,受到过战争灾害那样,野间宏也不例外。当日本侵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前夕,即一九四一年十月,野间宏被部队征用,作为大阪第四师团第三十七联队步兵炮中队补充兵,受了三个月的训练。随后便以临时征集的名义被征入伍,先在中国上海一带,后来转赴菲律宾战场。第二年五月染上疟疾,辗转经过马尼拉医院和台湾医院,于十月间被送回到本国原属部队。一九四三年七月又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被捕受审,经军法会议判处四年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