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人诗画参融的艺术观

宋代,无疑是一个具有参融整合之文化性格的时代,从哲学思想的最高抽象层次,到日常生活之最具体的文化现象,莫不如此。宋代理学,以自出新意的创造性阐释使汉唐经学入于思辨之域,并继续魏晋玄学的思维课题以使儒学哲学化,同时意味着佛、老之学的实证化,于是造就了一种集思想史之大成而又变创生新的生动势态。而这种以学术思想精神为内在规范的时代性格,又通过道艺不二的价值选择之中介而充分表现于生活艺术和艺术生活     

理论之树常青——我与20世纪中国杂文史研究

西哲尝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而我却认为，生活是绿色的，理论之树常青。理论来自生动活泼的实践，气象万千的实践推动理论研究的深入，科学的理论又指导姹紫嫣红的实践的发展。回顾十几年来师从著名杂文史家姚春树教授研究中外杂文，...     

中和之美与诗的渗入——谈儒家思想对“三言”艺术的制约

从表面上看,冯梦龙的“三言”主要是对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进行编辑,实际上,他对宋元话本予以改造,对明代拟话本亦也有所修订,以适应其政治思想与审美追求,所以“三言”是冯梦龙的一种改编与创作。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三言”中创作倾向的杂乱与艺术风貌的独特,并非因“编辑”包容百家之故,而是因为冯梦龙以儒为主,以释道辅之,又以市民意识冲击儒释道思想,诸种思想因素融合、矛盾所造成。 儒家对“三言”艺术的制约作用不仅限于造成“寓教于乐”的小说模式,而且表现为“中庸之道”、“中和之美”对“三言”艺术诸如美的形态、悲剧意识、喜剧意识的巨大影响,以及诗的渗入等。     

生活与艺术在心灵中交融──巴·布林贝赫创作散论

一个成熟的文艺家的重要标志是他的艺术个性，而艺术个性的形成又往往在于他对生活、艺术，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独特理解，在于他的艺术感知力。巴·布林贝赫是一位始终踏踏实实站在生活大地上的诗人，他的诗主要是写草原，写用自己心灵抚摸过的草原。他写草原，写蒙古族人民，重在抒发符合民族心理素质和审美观念的特定感情。他是一位看重艺术个性的诗人。在他所建构的艺术世界中，整个地显示着沙原般的质朴、悠悠驼铃般的自然，而在自然之中，让人体味出美的内涵和艺术的灵气。     

论含蓄的生成基础

含蓄生成于深厚而坚实的哲学基础、美学基础、社会生活基础和语言物质基础之上。言与意的矛盾为含蓄的生成提供了前提,含蓄的生成使言与意在矛盾的运动中达到辩证的统一;含蓄给人以强烈而持久的美感,含蓄之美与人类的审美心理同态对应;含蓄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具体的生活情景密切相关,文艺创作反映社会生活需要讲究含蓄;含蓄通过一定的语言物质材料来体现,语言的变异特性及语言符号向艺术符号转化的可能性,为含蓄的生成提供了物质条件     

唐宋诗派

诗文派别亦至不一诗之派别又多于文自汉魏六朝唐宋有朝代之派别由朝代而又有作家之派别泛言之为搦管者所共知乃若辗转相沿相习之故由来者渐而悟入之消息则亦视乎其学之浅深若何其领受自若何也三百篇后以五言为     

中国古代散文题材领域的新拓展——从李渔的《一家言》到沈复的《浮生六记》

李渔的<一家言>与沈复的<浮生六记>均以浅显的文言赋"闲情"、记"浮生",表现普通人的生活艺术、生活趣味、生活经验以及悲欢哀乐的生活情感,以性情中人的敏感领悟生活的哲理.沈复受到李渔的影响,<浮生六记>中包含着一部浓缩的<闲情偶寄>.李渔与沈复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坐标意义在于:清代散文之一类,以<一家言>和<浮生六记>为代表,早已突破一般的"家务事、儿女情"的范围,将散文题材的领域推广到世俗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构成了中国古代散文题材领域的又一次大的解放.     

魏晋南北朝书画经济研究

六朝之世,战乱频仍,士夫多耻言功利而放浪形骸,品藻古今,寄啸山林。于是清谈之风渐长,隐逸之士日增。身怀艺技者或见役于显贵,或遁世于市井僻壤。艺术经济遂漫漶迷离,殊难辨别。然披拣淘汰,或可窥其大要。 一、艺术家经济生活 艺术活动不如稼穑纺织,可以为衣食,故古之艺者多仰仗富豪,寄人篱下,六朝土夫或出仕,或归田,艺术家亦然,其经济来源纷纭复杂,如下列: 1、为官取俸。     

对朱熹“罕言命”的思考

朱熹认为死生有定命,是宿命论者,但是朱熹又主张“罕言命”,其原因是他认为“人欲避祸,终不能避”;“气之命”无法操控、“理之命”人可以把握;“若尽言命,恐人皆委之于命,而人事废矣”。朱熹“罕言命”虽然存在瑕疵,但是当今对我们仍有启迪。朱熹的“罕言命”启示我们不畏命,把握“理之命”,相信自己,只要我们有上进心,有勇气、有信心、有恒心,就会不断战胜困难,不断进步,努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另外,朱熹“罕言命”对当今破除迷信也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言意之辨”及其美学意义

"言意之辨"是关于魏晋玄学的一个主要议题。本文着重以象为中心,在易学发展的体系内来谈言、象、意三者之间的关系,并进而试论其对中国艺术创作和艺术品鉴的意义。     

喜剧美——赵树理小说创作的美学追求

凡是有成就的作家艺术家都是有自己的美学追求的,他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艺术作品来探索、揭示、提炼生活中的美。所不向的是,由于生活经历、思想修养、艺术趣味等方面的差异,在表现不同的美的形态中往往反映出各自独特的美学追求。那么,赵树理的美学追求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这位“象农民一样纯朴”、“憨直而又机智诙谐”的人民作家,所刻     

别解艺术观念——解读艺术界之惯例机制

文章借鉴社会学视域下的艺术界"惯例"概念,反思了我们一般习以惯之的艺术观念的性质。作为一种特殊的惯例,艺术观念的确立不是艺术家或批评家个人的成果,而是艺术界各行动者彼此协商而又相互妥协的产物。而艺术观念一旦确立,它又会加入到艺术界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中,作为惯例机制起着规范和筛选的作用。对于"存在着艺术与非艺术之分"等这类传统艺术观念而言,其作用甚至是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实现的。     

作家理性思维对感觉的整合和调节

这是一个长期以来陷入两难境地的问题:作家的艺术感觉究竟有没有理性思维活动的参与?由此而衍化出两种对立现象:仅仅强调艺术感觉的思维性质即理性认识的特征这一面,难免受到忽视艺术感觉本身的审美意义之讥讽;而偏重艺术感觉的感性把握这一面,则又极易遭到贬低艺术感觉活动的认识价值之诟病。于是,人们便采取了种种或迂回或折衷的办法     

孔道与国家及人生之关系

今日各种学说。不外含有国家性及人生观之关系。而孔子之道。根本即从个人修身齐家至于治国平天下。无所不赅。无所不贯。国家之安危。均由个人之安危而出个人之安危。又咸与国家之安危相关联。舍个人则无国家。舍国家则无个人。不可须臾离者也。若舍个人以言国家。则国家为空房矣。舍国家以言个人。则个人为露宿矣。本此二义。而国家组织之法以起。个人之中有男女焉。男女相偶。始为夫妇。于是夫妇之义起矣。夫妇既立。遂有滋     

义精书遗山船

俟解法语之言从。巽与之言而说。即不绎不改之心也。法言而能说。巽言而能从。说而从改。从而后绎。闻教之下。移易其情则善矣。巽言而说者。好谀之心出也法     

关于中国语言学史上一些方法论问题的探讨

一种語言的发展,和使用这个語言的人民历史,是分不开的。不同社会中搞語言工作的人,首先要碰到本社会語首发展中的問題而要求他們加以解决。我們不能离开各个社会中这些具体工作的积累过程去看这門学术的发展面貌,所以語言学史上的问题是不可以一概而論的。首先我覺得中国古代的語言文字之学和西洋早期語言学史上所謂“語文学”,情形并不是一样。     

主忠信

今天公祭先贤王船山先生是同扶圣教的盛事当军务倥偬之会本人得以参与斯典无任欣幸先生之事迹载在国史先生之学问具见遗书。又年来经诸耆宿阐发尽致无待本人缕述本人以先生注周易数十万言注张子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无形其语为仁礼之方其学帅忠信之本故今取论语「主忠信」为题屯诸先生共同讨论在未讲明本题之先。     

治事王荆公张江陵合论

商书有之曰。君罔以辩言乱旧政。臣罔以宠利居成功。宠利居功之失。咎固在臣也。辩言乱政之失。失在君而其咎亦在臣。因此而有感于宋之王荊公。与明之张江陵矣。荊公之在宋也。其始说神宗。谓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固将欲尧舜其君民者也。乃从政未久。而泉府利权之说。不木诸尧舜。而取诸桑刘。且又托名于周礼。由是新法大兴。如农出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手实     

漫将苦调谱哀弦——清杂剧之悲剧论略

谈及杂剧,论者往往动辄称元,而对于清代杂剧则有所忽视。实际上,“有清一代,作者皆文学名家,愈益研炼渊雅,若吴梅村、王船山、尤西堂、洪日方思、孔东塘、万樊榭、蒋心馀诸子,无虑十数,出其歌诗之绪余而撰剧,大体言之,又远胜于明”①。而其中所体现的沉郁顿挫、...     

谈艺术创作中的灵感、潜意识

就象探索人类的起源一样,自古以来许许多多的名士哲人一直在追寻着艺术的源泉.当人们以大量的事实证明艺术的源泉是生活时,又一个新的问题困惑着人类:置身于大千世界的人类,都有着同样丰富的生活经历,为何只有艺术家才创作出流芳千古的艺术杰作呢?面对着这一困惑,历代文艺研究家不断地思索着,社会学家追寻着,就连艺术家本身也在觅求着这一奥秘所在.他们穷毕生之精力,尽一世之心机,不停地探索、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