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五大悬疑待解

11月21日，上海“11·15”特大火灾58位遇难者逝去第7天。10万余名上海市民前往火灾发生地，     

官员问责需从风暴走向制度

日前，针对山西襄汾溃坝事件、河北三鹿奶粉事件、河南登封矿难、深圳龙岗火灾等几起造成人员伤亡的重特大责任事件，中华大地从南到北掀起一股“问责风暴”。无论从对象层级之高、落实速度之快看，还是究责手段之多、覆盖范围之广看，这一波问责行动的确堪称“风暴”，因而获得了国内多数民众的普遍好评，也赢得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肯定。     

官员问责，30年终成正果

继2008年以三鹿奶粉、襄汾溃坝、周久耕天价烟、林嘉祥猥亵幼女等标志事件演绎的“问责风暴”后，2009年，“问责风暴”仍然持续。据今年1月8日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透露，去年，全国7036名领导干部被问责。记者发现，去年的官员问责中，网络仍然是推动官员问责的动力，问责的范围由原来的突发公共事件开始蔓延到官员个人言行、涉及广大民生等领域。此外，去年最大的亮点是由“权力问责”向以“制度问责”转变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第一部中央层面的针对官员问责的专门法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出台。     

“问责官员”频繁复出凸显制度设计缺陷

自2003年非典时期开始,我国行政问责事件接连不断,各地纷纷出台问责办法,使行政问责制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开始,逐步走向制度化。从近年来实施情况看,问责制确实达到了推进责任政府建设、促使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忠实履行职责的目的。但人们在肯定问责制的同时,对官员被问责后复出的程序也比较关心。     

问责官员复出的中国式困境

面对各种问责制度的实施,面对各种问责官员一定时间之后继续复出,公众感到一种欺骗感和焦虑感,公众不仅不相信这些官员,更不相信这种制度。[案例]一条信息引起了一阵沸腾,"宜黄前县委书记邱建国出任抚州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宜黄前县长苏建国任抚州市公路局局长"。面对各界质疑,抚州市委组织部回应称,抚州市委、市政府对邱建国和苏建国受组织处理期满后重新安排任职,是根据工作需要以及两人的     

问责官员的复出

随着国家能源力、公室的设立,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马富才,走马上任国家能源办公室副主任。因重大事故问责制而引咎辞职的几位官员的复出,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在这份问责名单中,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现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长江等官员去职的政治意义:官员问责从“个案”到“惯例”

最近,由"溃坝"和"奶粉"等事件引发了最新一轮官员问责风暴,数十名官员被免职,这是2003年非典期间中国大规模处罚失职官员后的又一引人瞩     

官员复出:最容易伤害问责公信力

《广州日报》2013年1月21日【舆情视点】《广州日报》1月21日社评指出,涉事官员的悄然复出存在一个非常重要但未受到重视的现象——免职问责的随意性和非法治色彩。问责乃国之重器,不能成为一些地方进行危机公关的道具。是为民而问责、为吏治而问责还是为尽快平息舆论甚至敷衍民意而火线免职,不同的出发点导致问责免职的正义含     

从吏治整肃到“问责风暴”

●梳理我国问责制的发展流变轨迹,除了明显是一个不断加速的进程外,还体现并将继续实现五个转变。     

官员问责“过”了吗？

前一段时间，《中国青年报》报道，因为面临的问责压力非常大，湖南娄底48名安监员集体辞职，尽管后来涟源市煤炭工业管理局就此事作出否认，但因此引起的讨论却引人深思。     

建立科学的官员“复出”机制

这些年，行政问责制不断推进，有些官员因过失而被问责。“一棒子打死”这些官员，既不符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也不符合干部问责、任用的本义。在公开、透明、公正的前提下，让昔日被问责官员重新走上合适的新岗位，也是一种进步。     

聚焦基层百万官员大轮训

2000多位县委书记、3000多位县公安局长、2000多位县纪委书记、3500多位县检察长……直至最基层的乡镇干部和60余万村支书,自2008年年底以来,中央从多个层面、多个渠道对基层特别是县级近百万官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培训,频率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     

从问责官员复出困局审视官员问责的制度重构

近年来出现的问责官员"迅速复出"、"神秘复出"和"无痛复出"等现象,反映出当前的官员问责实践存在复出设计缺陷和功能定位误区,同时也折射出当前领导体制中的权责失衡和干部管理体制中的终身制残余等难题,因此需要从上述视角对官员问责的方向、对象、路径、程序等进行系统审视,从而推动其转型与重构。     

官员问责从“风暴”走向常态

7036,这是今年1月8日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向外界通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时透露的一个数字。2009年,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有关规定,对7036名领导干部进行了问责。     

“风暴眼”中的官员问责制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3年非典事件以后,官员问责逐渐成为我国官场的一种新气象、新文化、新看点。2008年,党和政府对于贵州瓮安群体性事件中负有领导责任的瓮安县委书记、县长分别进行了相应的处理,对于山西临汾溃坝事件中从临汾市委书记到省长进行了相应的处理,对于三鹿奶粉事件中负有领导责任的石家庄市委书记、市长、国家质检总局局长等诸多领导干部进行了相应的处理。     

官员问责从“风暴”走向常态

7036,这是今年1月8日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向外界通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时透露的一个数字。2009年,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有关规定,对7036名领导干部进行了问责。     

构建问责官员复出制度的思考

<正>问责官员复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复出指官员辞职、被撤职或免职之后重新任职。广义的复出指官员受到警告、记过、降级等党纪政纪处分,但之前已经或之后很快平级调任甚至升任他职。随着山西襄汾溃坝事故、三鹿奶粉事件等重大突发事件接踵而至,孟学农、李长江等多位高官或引咎辞职或被免职,继2003年     

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取向与职业发展

作为责任政府的产物,官员问责制进入大众视野已有一段时间。通过问责来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责任和官员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是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的应有内容。而被问责官员的出路往往备受     

被问责官员复出中的信息公开问题研究

自我国启动官员问责制以来,问责风暴迅速席卷了神州大地,问题官员因被问责纷纷落马,人民群众拍手称快。但我们在为此击节叫好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的隐忧,特别是官员问责制中的"高调问责,低调复出"问题。当然,被问责官员复出并无不可,公众和舆论质     

公开透明：克服问责官员复出之弊

近年来，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也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公众政治参与、民主监督意识的不断增强．由一些重大突发性事件所引发的官员“落马”现象日渐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