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案与侦探：从《狄公案》说起

中国古代的侠义公案小说在清末随着西方小说的译入而渐趋式微,随后双水分流,一部分摒弃侠义成为侦探,一部分摒弃公案成为武侠。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公案小说《狄公案》有着比较特殊的地位。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别具慧眼地从中国古代小说中将《狄公案》译为外文,又在此基础上创作了自己的侦探小说《狄公案》系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中国的公案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之间的渊源离合的最佳案例。     

高罗佩《大唐狄公案》女性主义色彩研究

［摘要］荷兰高罗佩著《大唐狄公案》摒弃中国传统公案小说道貌岸然的话外之音，一改加诸涉案女性身上精神枷锁式的描写方式，以西方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揭示难堪的社会地位带给妇女的悲惨命运，并以平等的态度将涉案女性还原为有丰满心理活动和正常人生要求的社会群体，首次使中国公案小说题材混融东西方人文芬芳，令作品流传效果远超传统公案小说，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卓越的文化传播影响。本文即对比中国本土《狄公案》等传统公案小说，探析高罗佩在涉案女性描写中所融入的女性主义人文色彩。     

高罗佩《大唐狄公案》中的几篇小说——兼论唐代汉源县与汉水的关系

文章由三个部分内容构成.第一部分介绍了荷兰职业外交家、国际著名汉学家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系列公案小说中以汉源县为背景的四部小说作品：《湖滨案》《朝云观》《断指记》《莲池蛙声》;第二部分详细考证了狄仁杰之时的汉源县在今西和县境内,讨论了唐代汉源县与汉水的关系,并指出高罗佩所写唐代汉源县应是同西和有关的;第三部分介绍了高罗佩的其他创作和文化活动.     

夜不读《大唐狄公案》

如果那个远在盛唐时代的狄仁杰也是“七零派”的某种记忆,那么肯定是高罗佩精湛的小说技艺给他们的成长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感觉。那时候,我夜读《大唐狄公案》,常有毛骨悚然的感觉,不禁撒开书本,钻进被窝。荷兰人高罗佩在翻译中国公案小说《狄仁杰》的时候,发现传统的写法远远不能满足现代西方读者的需要,因此他利     

《狄公探案》：早期“重访历史”类后现代小说

高罗佩系列小说《狄公探案》并非西人所撰公案小说,而是一种杂糅式侦探小说,亦是启迪众多后辈作家的早期后现代小说。高罗佩以现代英美侦探小说的笔法,博采众家之长,重新演绎《武则天四大奇案》等"前文本"公案小说中的情节,淡化断案,突出探案。文本中各种"混仿"与"戏仿"技巧繁衍作为"互文"的母本中反复出现的犯罪素材,文史互证,亦虚亦实。在文本的迁徙中,以"重访历史"为指归的品格得以充分展示。这些作品以遥远时空背景中的陌生化情节迎合英文读者的猎奇心态,将前现代叙事重置于读者熟悉的当代语境中,是此后付梓的《法国中尉的女人》《玫瑰之名》等以"重访"并重塑历史为宗旨的后现代小说之预兆。     

《武则天四大奇案》的涉医叙事与晚清公案小说的转型

《武则天四大奇案》是成书于光绪初年的公案小说。受西医重视客观的检查结果、人体解剖等思想影响,作者利用狄仁杰假扮医者访案、命仵作检验尸体、医治涉案病人等诸多涉医描写,塑造了具有较强对头特性的罪犯和重视科学断案方式与客观证据的狄仁杰,体现出西方侦探小说的创作特点及西方理性主义与英雄主义思想文化。这表明该小说在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传入中国前,就已受到西方侦探小说的影响开始初步转型。只是在当时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下,《武则天四大奇案》并没有完全接受西医的思想观念,没有全盘西方侦探小说化,仍体现出传统公案小说的一些特点及对一些传统思想观念的坚持。     

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在晚清时期的“合流”

在传统的文学史叙述中,明清以来的公案小说在进入晚清以后呈现出逐步衰落的发展态势。尤其在西方侦探小说译介并进入中国之后,公案小说更是被认为为侦探小说所取代,这一过程通常被形象地描述为"包拯与福尔摩斯交接班"。但在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此消彼长、前后更替的表层现象之下,两类小说之间其实产生了一系列更为复杂的文本纠葛和对话关系。通过对公案小说如何受西方侦探小说影响及其在文本内部发生的种种微妙变化的分析研究,可以发现,这种影响并非是单向度的,公案小说反过来又潜在地、持续不断地影响着中国侦探小说的理论和创作,二者最终形成"合流",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侦探小说。     

译者主体性和英译《狄公案》的选材

本文旨在从选材过程中发挥译者主体性角度分析高罗佩在翻译《狄公案》时对译语文化和译文读者的关照。     

漫话侦探小说

言及侦探小说,中国亦有之。譬如传统公案小说中的包公案故事,从元代舞台上包公断案的杂剧到明人辑录的《龙图公案》一百则,其情节便几近于侦探性质了。还有描写康熙年间名臣施仕伦断案的《施公案》,也涉及不少侦探推理情节,而且形式上成为长篇小说,不再像《包公案》仅是短故事的辑成。(按:古代公案小说中还有《彭公案》、《海公案》等作品,但多为传记性质,又     

《水浒传》对前代公案小说艺术创作的继承与发展

公案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描写作案、断案的小说,是中国通俗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尽管公案小说后来被侦探小说取代,但它仍然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水浒传》在题材方面存在大量的公案故事,客观上,《水浒传》在艺术创作上对前代公案小说有一定的继承和发展。从公案小说艺术发展规律的角度,探索《水浒传》对公案小说的继承与发展,这对公案小说发展规律的研究及《水浒传》对后代小说影响方面的研究都会有积极的学术意义。     

现代警察怎样破案?——评《侦查信息化与取证规范化实例指导》

相信许多国人如我一样都曾经有一个"福尔摩斯梦",在梦中自己运用高超的断案技巧,料事如神,疑难大案尽在自己的运筹帷幄中水落石出,何等威武,何等荣耀!于是我们中国人都非常喜欢公案小说。自古至今,窦娥冤、胭脂、十五贯、杨乃武与小白菜等涉案故事在大众中有广泛传播。至于《包公案》、《施公案》、《狄公案》、《海公案》等公案小说更是脍炙人口。甚至于四大名著里面《三国演义》(夏侯惇被劫持作人质,韩浩救他,曹操说"不顾质")、《红楼梦》(葫芦僧判葫芦案)、《水浒传》(潘金莲婚     

中西合璧的侦探小说——论程小青侦探小说创作的借鉴与创新

著名现代皖籍作家程小青既是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最早的译介者,又是中国侦探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的代表。程小青在翻译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的同时,开始了他的《霍桑探案》系列侦探小说创作。《霍桑探案》系列侦探小说一方面学习借鉴西方侦探小说理念,在侦探小说中倡导侦破案件的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另一方面,小说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和文学传统,反映了发生在都市中下层社会中的各种社会问题,还在处理案件时不拘泥法律条文,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可容情的“道德模式”,是既有民族特色又符合时代潮流,并为大众所喜爱的优秀作品。     

叙述的圈套——论《橡皮》的叙事方式

后现代语境下的小说创作是以从本体论意义上否定传统小说为特征的,罗伯-格里耶的《橡皮》通过对传统侦探小说叙事模式的拆解,在结构上形成独到的叙事的“网”,将小说创作真正引向其自身,从而开启了新的小说时代。     

由《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形象看高罗佩的儒家文化观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在着重表现狄仁杰缜密推理、屡破奇案的同时,也有意彰显了狄仁杰所具有的儒家理想人格以及他对诗歌创作应直面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这一儒家诗教观的认同,从而折射出高罗佩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正面价值的肯定与褒扬。与此同时,作品还匠心独运地呈现了狄仁杰武艺精深、除恶务尽等富于"侠"之色彩的形象侧面。这种对于狄仁杰形象"儒、侠互融"的独特诠释反映了高罗佩在认同儒家文化正面价值、感佩儒家理想人格精神之际,亦清醒地认识到儒家思想、文化对于传统士人群体在行动思维、内在精神等方面所具有的些许消极作用,以及他意欲通过侠文化的正面价值取向来对此进行修正的潜在希冀,由此投射出他对包括儒家文化及侠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体悟和认知,并凸显出其在呈现、诠释中国文化之时所秉持的理性思辨精神。     

中国人的本来面貌

若干年前，当我寻找用英文记载的关于中国古代传统生活素材时，我发现林语堂、珀尔·巴克及阿莉斯·蒂斯戴尔·霍巴特的小说、评论及其见解对我很有启发。他们以优美的文字向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读者介绍了当时的中国社会。二战以来，大多数西方观察家和中国人都在竭力评析国民党政府的衰败和共产党人力量的上升，再要找到中国传统的生活素材十分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的读者对高罗佩的狄公小说的问世自然持十分欢迎的态度。因为在高罗佩小说里，古代中国被描写成一个生机勃勃的文明国家，而不是一个国际列强游戏中的卒子。鉴于从当时的中国再也无法看到古老的中国，狄公小说成为了解中国古代日常生活最可靠的来源之一。     

论《水浒传》中的公案因素及其作用

《水浒传》不是公案小说,也不是公案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但它却包含了丰富的公案因素。分析其中“公案”的内部构成情况、探析《水浒传》如何融合宋元话本小说中各种题材,以及进一步研究“公案”在《水浒传》中的叙事作用,对于研究话本小说如何过渡到长篇白话章回小说无疑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乃知盖代手,才力老益神!”——记《狄公案》作者荷兰高罗佩

一看了济南市电视台摄制的电视剧《狄公案》,不禁既喜且忧。喜的是这位异国人采用我国历史人物做为侦破小说里的“英雄人物”的作品居然也随着东渐的西风而为我们所发现。忧的是,《狄公案》并不能代表作者的真实学识;相反地倒会引起人们的误解,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善于利用为西方瞩目的东方巨龙飞腾的契机来捞上一把。说真格的,就我所见到的《狄公案》的译本也的确表现出译者的学识和笔触都远远落后于作者,甚至于     

风景中的历史与人事——以《雪晴》系列小说为中心解读1940年代的沈从文

《雪晴》系列小说是沈从文在1945-1947年间创作的小说,贯穿沈从文从昆明到北平,从抗战到内战的时空变动。小说文本在叙述方式和文学风格上呈现前后断裂,作者将其作为战争语境下综合性的文学实验,不仅将小说内置于游记框架中,同时通过风景和人事的描摹呈现地方社会结构。《雪晴》系列小说的未完成性使其成为40年代沈从文研究中颇具典范意义的小说,值得从文学和历史的角度讨论重新解读。     

《大唐西域记》与唐五代小说的创作

唐代,佛教已进入鼎盛发展阶段,高僧玄奘所著录的《大唐西域记》(以下简称《大唐》)广为流传,其中所记载的异域的奇异故事亦随之传播于民间。而当时小说创作中有大量题材取材于民间,两者的相互渗透是不可避免的。本文从《大唐》中梳理出部分题材,以大量实证材料证明《大唐》对当时"征奇话异"的小说创作产生深层影响。     

《百家公案》《龙图公案》合论

<正> 中国古代公案小说,肇自宋代话本,至明中叶后面大兴,一时间出现了《廉明公案》、《详刑公案》、《律条公案》、《明镜公案》、《百家公案》、《龙图公案》等诸多公案小说集,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叙写包拯断案故事的《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它们将许多与包拯毫不相干的断案故事汇于他的名下,借这位著名的人物以扩大影响;反过来,形形色色的断案故事又使包拯变成一个无案不断的传奇人物,其影响一直波及到近代长篇小说《三侠五义》及诸多包公戏曲。本文试将它们放在一起略作探讨,以就正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