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喧哗的《占有》

复调性是《占有》最根本的艺术特征，该小说中充斥着各种各自独立不相融合的对话性声音和意识。作者拜厄特的多元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是其小说呈现复调性的根本原因所在。本文以《占有》中后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有关历史可知性的对话，各个历史时期之间的对话和多视角叙事为例，探讨了该小说中的众声喧哗的景象，以说明《占有》研究中存在大相径庭的各种解读的原因。     

重评《三国演义》的正统思想——《三国演义》散论之七

过去评《三国演义》者,往往从“正统”立论。清毛宗岗《读三国志法》劈头一句就说:“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现代评论者多有指责《三国演义》拥刘反曹,宣扬了反动的封建正统思想,认为应当批判;也有的同志认为《三国演义》的正统思想,“有属于‘人民性’的部分,也有属于‘封建性’的部分”。的确,对于《三国演义》正统思想的探讨,多年来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和评价作品的主题、思想倾向和艺术形象,而且涉及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辨别和肃清“左”的思想影响问题。因此,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作品的客观实际出发,科学地分析和评价《三国演义》的正统思想,就显得十分必要了。笔者不揣谫陋,略陈管见,求正于论家与读者。     

从双重叙述者“我”中读出“小我”现在时

鲁迅小说双重叙述者“我”的独立性叙述造成了叙述者与叙述者、叙述者与读者、叙述者与作者之间众声喧哗的冲突与对应 ,自觉的主体性意识的艰难探寻实现了鲁迅“小我”历时性过程中的现在时价值确认     

喧嚣的世界——以狂欢化理论解析睢景臣之《高祖还乡》

本文以俄国理论家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解读元代散曲名家睢景臣的作品《高祖还乡》,认为作者以戏谑的手法将庄严盛大的皇帝出巡仪式演化为一出混乱、粗鄙的民间闹剧,以狂欢化手法———降格、狂欢化人物———乡野村夫、狂欢化的笑构筑了一个戏谑的、笑闹的、众声嘈杂的狂欢世界,而在这狂欢景观之后隐含着作者对历史的清醒把握。这才是景臣“新奇“之所在。     

伦理与审美的同一——论《三国演义》中的“义”的审美品格

《三国演义》的伦理精神,通过“义”的铺写而得到集中的渲泄和充分的张扬。因之,“义”便成为《三国演义》一书的“主脑”和核心思想。有了它,作品才有如此强烈而恒久的情感力度与艺术轰动效应。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传统道德观,到罗贯中的笔下,尤其在毛宗岗父子修订过的《三国演义》里,融铸着作者的审美理想和人民的意趣愿望,而锤炼成了这样一种精神:它是现实的,又是超现实的,闪射着理想之光;与其说它是伦理的观念,毋宁     

《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是山东东平人——罗贯中籍贯“东原说”的外证与内证

历史上东原即山东东平。从《三国演义》多种明刊本署名等情况看 ,其作者为“东原罗贯中”即山东东平人 ;《三国演义》、《水浒传》也有多处内证共同表明其作者罗贯中为“东原”人 ,而非“太原人”。近百年来被抬得很高的“太原说”不能成立     

福克纳与《喧哗与骚动》的创作

美国著名作家福克纳以《喧哗与骚动》为自己赢得很高的声誉,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小说《喧哗与骚动》命名独特,颇具深意。作品以作者熟悉的美国南方种植园主家庭为背景,弥漫着乡土气息,充斥着悲剧色彩。作品采用意识流的描写手法,从而增加了作品的感染力和魅力。     

《三国演义》里的“说客”与“辩士”

《三国演义》在塑造多种多态的“说客”与“辩士”形象方面 ,取得了小说史上独一无二的成就。一部《三国演义》,“说客”与“辩士”的活动 ,几与全书同始终。这些“说客”、“辩士”来自各方 ,身份、地位、性格与表现也多有差别 ,但作者写出了他们必备的几方面素质 ,即能言善辩、有胆量和有谋略。“说客”与“辩士”的描写在体现《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方面 ,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近六年来《三国演义》作者、成书与版本研究述要

20世纪《三国演义》作者、成书年代及版本问题的探讨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有各种分歧的认识、观点、说法。进入21世纪,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仍不减以往,仅我国大陆出版发表各种有关论著就达30多篇(部),其中不乏新的见解与资料。对近六年来的有关研究予以综述,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分歧在新世纪《三国演义》研究中的延续与演变。     

论《三国演义》中的空幻意识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魏蜀吴三国鼎立 ,以魏国胜利、蜀吴失败而告终的历史悲剧。作者罗贯中以刘蜀为汉家正统 ,把道德理想与人格理想都寄托于匡扶汉室的刘蜀集团身上。这种历史道德化的创作动机 ,却遭到了历史法则的无情嘲弄。他的“拥刘反曹”的历史观 ,因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而陷入困惑之中 ;他的道德理想与人格理想 ,也随着传统的价值体系的失落而破灭。小说留给读者的 ,只是“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幻灭 ,和“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的慨叹。这就是《三国演义》耐人寻味之处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书考

《三国志》裴注的史料价值超过陈寿《三国志》本身,这几乎是史学界的共识。其所以如此,在于裴注引书甚丰。因而研究裴注引书问题者不少,主要有赵翼、钱大昕、沈家本与王祖彝诸家。然而,赵、钱、沈、王四家之说,差异颇大,以致后之学者,各承一说,言人人殊。本文试图考察赵、钱、沈、王四家差别的具体表现及其造成差异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裴注引书目为258种,分别指出其中四家均未著录者36种,各家所著录但互差异者15种及存疑待考者16种,最后列出裴注引书目表及裴注所引书目存疑表,以供参考。     

毛宗岗的《三国演义》评点

小说的艺术是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毛宗岗肯定《三国演义》最大的艺术成就是塑造了一系列“奇才”.小说情节的审美魅力,既在于犯而能避,“同树异枝”、“同花异果”,又在于变化莫测,“星移斗转”、“雨覆风翻”.尽管《三国演义》“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但并不排斥它在描述其他人物、事件时存在艺术虚构.在历史小说艺术真实的问题上,毛宗岗坚持“虚实相生之法”,分析《三国》写人叙事,“文之变者出人意外,未尝不在人意中”.毛宗岗还通过与《史记》《西游记》《水浒传》《东周列国志》诸“才子之书”的比较,肯定《三国演义》为古代“第一才子书”,表现了独特的审美趣味.     

论《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及其创作性质

评价文学的标准是艺术感染力。《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在于它有意突出的情感因素是渗透弥漫于全书的本质特征 ,使一部主要以故事取胜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诗意 ,成为耐人咀嚼的“有意味的形式” ,标志了《三国演义》的文学水准和创作性质。进而表明 :我国历史小说由“讲史”话本向章回说部的过渡 ,其实是民间创作向个人创作的转变 ;罗贯中《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 ;中国古代由个人创作长篇小说的历史从罗贯中《三国演义》开始。     

关羽在《三国演义》中的结局探微

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与历史人物关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其结局更是被赋予了宗教色彩：皈依佛门。这不是作者的凭空构想,而是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将关羽纳入佛教体系,改造成为佛教中的护法伽蓝神。这种改造反过来又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影响,并最终影响到文学领域,小说《三国演义》中关羽形象的美化、神化都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     

罗贯中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罗贯中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8月在山东泰安召开,与会中外专家学者就《三国演义》《水浒传》的版本与成书过程;罗贯中的籍贯问题;《三国演义》《水浒传》人物形象、思想文化内涵;小说艺术的运用以及《水浒传》《三国演义》的小说评点、传播、接受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而又和谐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新观点,为《三国演义》《水浒传》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拓宽了道路。     

三国蜀汉政权国号“汉”考论

三国分魏、蜀、吴,其中魏、吴是国号,但蜀不是国号,而是地域号。《三国志》陈寿开始正式用地域名称"蜀"代称刘备建立政权的国号"汉",以与建都长安的西汉王朝以及建都洛阳的东汉王朝区别,但在行文中仍然保留不少反映蜀汉政权国号"汉"的记载。裴松之的注、《三国演义》也保留一定数量的记载,后人对"汉"作为蜀汉政权国号进行了研讨。     

《三国演义》与讲史平话渊源关系研究述评

讲史平话与《三国演义》成书的关系十分密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研究者除了在“说三分”、《三国志平话》等相关资料的钩稽、发现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外,也从情节内容、叙事构架、叙述艺术、史诗母题、思想倾向、文化精神等方面对罗贯中创作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明毛氏汲古阁原刊本《三国志》的征集与价值

陈寿所撰《三国志》为世上研究三国历史最可信史书,历朝历代多有翻刻。但因其年代久远,初刻本早已杳不可寻,以至世上的明代刻本,也变得极为珍贵。今春获悉上海将有明毛氏汲古阁原刊本《三国志》拍卖,馆领导毅然派出专人参与,最终为我所得。该刻本,为明代原刻,品相完好且流传有序,多前贤眉批和夹注浮贴。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文献价值和文化价值。     

《三国演义》叙事形态的时空关系

历史演义小说每每有正史作参照,因而其叙事时空形态与历史的现实时空形态的差别显而易见。文章分析《三国演义》叙事形态与历史的现实时空形态的差别,并说明这种差别正体现了叙事主体的控制和调度,形成小说审美价值本体的基础。     

《三国演义》与韩国传统艺术盘骚俚

《三国演义》在传入韩国之后,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了韩国人民所喜爱的小说作品。韩民族对于《三国演义》的喜爱并不仅仅停留在阅读和鉴赏的层面上,以《三国演义》的人物和故事情节为底本的《三国演义》派生作品也在韩国开始出版发行。而韩国传统艺术表演形式盘骚俚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也同样受到了《三国演义》这一外来文化因子的影响。文化在传递的过程中一经与本土文化结合,就必然发生变异,以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呈现出来。这是文化传递与变异的基本原理。当《三国演义》与盘骚俚相结合后,也产生了诸如《赤壁歌》这样的文学作品。笔者在本文当中将从文化传递和变异的视角出发,运用原典实证的方法论对《赤壁歌》等韩国盘骚俚作品进行考察,阐释《三国演义》与盘骚俚作品影响关系,以求进一步加深对于盘骚俚作品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