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主产区小农水治理绩效分析

利用实地调研资料,对河南、山东、安徽、江西、吉林5个农业大省的小农水"建""管""用"情况进行分析表明,小农水治理绩效并未完全释放。原因在于:小农水"建"的环节,乡村基层组织投资意愿及农民投工投劳意愿微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之间对接失灵、小农水建设项目质量监督失灵;小农水"管"的环节,真正管护主体缺位、管护经费不足;小农水"用"的环节,用水农户与灌区基层水管单位之间对接失灵、小农水承包者与用水农户对接失灵、用水农户之间的合作失灵;小农水"建""管""用"之间对接失灵。因此,要提升小农水治理绩效,就要全面推进小农水"建""管""用"的协同共治与协调发展。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逻辑及动力

农地产权制度变迁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主要表现为农地产权结构从“权能合一”到“两权分离”,再到“三权分离”的变动过程。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内部动力来源于宏观层面上的原有农地产权制度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微观层面上的农地矛盾、农民的主观创造性、原有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对各项权能的分配不合理而导致的较高交易费用;外部动力来自于变迁主体的动机及变迁环境。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需要规范政府力量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促进经济性因素在制度变迁中的推动作用,并有效发挥农民在制度变迁中的先导作用。     

长三角海域海洋环境合作治理之道及制度安排

基于公共事务的多中心治理理论,面对长三角近海海域环境“公共池塘”治理困境,需要完善推进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法律制度,形成地方政府绿色GDP政绩评估制度,出台鼓励环境治理方式创新的政策制度,形成多元多维治理网络,构建有利于政府、公众、企业、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合作的制度环境,实现长三角海域多中心合作治理有效运行,最终走上政府、企业、公众、非政府组织多方的合作治理之道.     

基于制度激励与约束视角的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行为研究

以邓州市农地整理项目区的后期管护为例,研究管护制度环境下农民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为完善农民参与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在禀赋方面,受教育程度及耕地面积对农民影响较大;在制度约束方面,内部管护制度完善程度、外部监督制度有效程度、后期管护制度改进程度对农户参与行为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建议提出: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建立后期管护奖惩及监督机制,并且不断完善后期管护制度,保证管护环境的稳定和可持续性。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探讨

中国现代第三次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质是在不触动农地所有制的前提下进行农地使用制的创新。随着这次制度变迁优势的逐步释放 ,农业经济发展步伐开始放慢 ,农地产权制度的弊端再次凸现 ,这又为新一轮制度变迁创造了现实需求。本文认为 ,决定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是土地使用制而非所有制 ,但完善的土地所有制却是土地有效配置的必要条件。当前农地产权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复归真正意义上的农地集体所有制 ,其次才是完善土地使用制     

乡土场域的信任逻辑与合作困境：定县翟城村个案研究

分散的小农必须合作起来才有出路,这在理论上已为学界所公认,也得到了政府部门的积极回应,但在实践中,农民往往难以合作。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这一困境,但都忽视了信任这一重要因素,因此难以解释农民合作中的种种复杂、甚至矛盾的实践。文章从转型期乡土场域中特有的信任逻辑出发,探讨农民特有的合作理性,而这些合作理性解释了我们在合作实践中遇到的种种困惑。乡土社会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关系形态锻造了小农特殊的信任逻辑——差序信任和具象信任,而当前传统村庄的急剧转型使得乡村社会的信任结构发生失调,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农民特有的合作理性和合作行为。     

乡贤治村:主体角色、制度契合与实践机制--基于赣南农村乡贤治村实践的考察

基层组织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不同于中农治村、能人治村、富人治村等,乡贤治村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重构了双轨治理的结构和机制,既能够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也能够嵌入乡村社会激活乡村社会内生性活力。通过考察赣南农村的乡贤治村实践,探讨了乡贤治村的制度建设与实践机制。研究发现,村庄熟人社会是乡贤主体角色与乡村治理相适应的内部调适器,以乡贤为首的村庄精英群体结构再生产在村庄治理中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激活乡村社会内部资源。村庄内生需求与乡贤组织建设是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关键因素,村庄公共事务是新时代乡贤参与基层事务的载体,政府积极引导乡贤组织自我建设保证了乡贤治村的正规性和规范性。乡贤参与基层治理是完善基层组织建设,以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     

农地产权制度与农户投资行为实证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通过对河南省农村产权制度现状与农户投资行为的调查 ,研究了农地产权制度与农户投资行为的关系 ,分析了农地产权制度影响农户投资行为的途径 :即地权稳定性效应、资源配置效应 ;提出了在目前条件下提高农户对农地投资积极性的农地制度创新举措 :即土地使用权长期化、拓展使用权范围并予以法律化、建立平等占有而又长期稳定的土地使用制度。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参与者,引导其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对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安徽省304个微观调查数据和MOA分析框架,构建Double Hurdle模型,从动机、机会、能力三个层面分别分析巡视行为和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耕地流转年限、知识技能水平对巡视决策有显著正向作用;耕地规模、耕地流转年限对巡视程度有显著促进效果。耕地流转年限、知识技能水平对管护投资决策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耕地规模、耕地流转年限、耕地集中程度、农业生产经营投资、小农水供给水平、农业收入水平对管护投资程度均有显著正向作用。最后,基于研究结论,从扎实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通过新建、续建和现代化改造推动小农水达标提质,鼓励实施联合管护等方面提出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发生的政策建议。     

“三权分置”改革促进乡村治理有效的路径与逻辑——基于湖南鹊村的经验考察

通过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促进乡村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以湖南鹊村土地合作经营模式为例,探讨农地“三权分置”改革重构乡村治理的实践过程及其内在机理。农地“两权分离”的制度安排造成村治主体能力不足、村庄治理资源匮乏和治理规则失效等乡村治理困境。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是对乡村治理困境的积极回应,其促进了村治主体能力提升、治理资源集聚和治理规则重塑,从而实现了乡村治理有效。研究发现,乡村治理重构的关键是再造集体治理能力,这涉及资源配置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两个方面。“三权分置”改革通过产权结构调整提升集体的资源配置能力,通过激活村庄利益关联和政治关联强化集体的组织动员能力,实现了集体治理能力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