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传入与"五四"前后中西文化和哲学的碰撞--西方哲学研究百年反思之一

本文就一百年来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作了反思.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具有启蒙倾向的西方思潮、特别是近现代哲学思潮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发生大碰撞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在"五四"时期一传入,其分歧不在是否应当,而在怎样使中国走上民主科学的道路,后来的对峙,主要是由于中国现实的政治斗争发生了重要变化,二者之政治背景不同所致;而科玄论战是现当代西方哲学中科学哲学和人文哲学这两种最主要思潮的论争在中国特殊条件下的表现.     

论马克思哲学对启蒙的扬弃

生活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理解马克思哲学需从其对启蒙传统的批判继承角度出发。马克思对启蒙的扬弃立足于三个层面:以全面整体性地超越"当代现实"扬弃了启蒙哲学对现代世界的论证;以实践活动或感性对象性活动原则扬弃了启蒙的理性自由原则;以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统一的历史科学扬弃了启蒙唯一信赖的自然科学方法。这一区分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内涵、精神实质及其思想史意义,进而敞开其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批判性对话,使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得以凸显。     

再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导模式

将恩格斯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对立起来并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主导思维模式",上述对立的源头不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比较研究,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理论的曲解.以往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对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全盘否定态度应当改变,这不是"颠覆"马克思主义,而是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应当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与时俱进.     

论哲学语言的历史意义

哲学是一种反思的活动,人们只有通过读解哲学惯用的语言符号的意义,才能理解哲学家们所创生的思想,也只有通过哲学语言才能使其思想理论得以展现并被记载、保存下来。从中西方哲学思想发展史来看,不同时期的哲学语言标示出不同时期的哲学思想,而哲学语言引领、反映、记载着中西方哲学思维及哲学发展的历程。可以说,哲学语言的历史就是哲学思维和哲学理论的发展史,哲学语言是哲学历史发展中"不变灭"的基础。     

论陆九渊心学的思想史地位

中国思想史的启蒙时代应定位于宋明理学。启蒙是个外来概念,评判中国社会的启蒙须确立本土标志。以"睁开眼睛看世界"确定启蒙是以西方思想为判据;以本位立场看,中国思想的启蒙在于确立"凡事都须讲道理",因而宋儒树立天理概念当确认为启蒙标志。陆九渊心学是启蒙思潮重要一支。宋明理学释天命之性为天理,把先儒认定的天命之性贬低为气质之性,在理论上是有毛病的;然而其思想史意义很重要。其一,这个说法确认人与生俱来具备高贵性,从而为论证人的尊严奠定理论基础;其二,这个说法主张仁义礼智是人的存在组成部分,可解读为确认人之存在中有文化存在一维,这一发现在思想史上领先于西方思想。同为启蒙思想的理学、心学,心学独特贡献为良知返照。心体返照相当于西方哲学自身意识。"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是对《中庸》"未发之中"之主宰义的证成。参照德国古典哲学遂知,主宰,即道德主体,相当于抽象人格。陆九渊心学的历史意义在于开启了自身意识觉醒之路。     

百年来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

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启蒙介绍时期、引介与自创并举期、改革开放前的发展滞缓期、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研究繁荣期。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百年历程,既对中国学术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也使西方哲学在中国形成了研究和发展的独特风景:第一,西方哲学在中国形成了以翻译、教学和研究三者相结合的发展态势;第二,西方哲学的研究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相结合;第三,西方哲学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结合。     

中国启蒙思潮内源性探究

启蒙思潮的内源性与外源性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启蒙与传统的关系,启蒙的本土化问题。中西启蒙思潮所要超越的不成熟状态属性相异,启蒙的任务不一。在西方,启蒙要解构神性的愚昧和偏执,将上帝理性化,从而肯定人性;中国启蒙的任务则是要让主体人从天道理想、宗法王权理想的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在思想渊源上,西方启蒙思潮是文艺复兴的继承和发展,而在早期中国传统思想中我们同样能发掘出启蒙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民权思想的最初萌芽。中西启蒙诱因不一,任务不一,且都有自身传统思想资源,彼此不可能被横向移植。中国启蒙同西方启蒙一样,都源于自身传统文化,是内源性启蒙。     

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历程

西方哲学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这块土地之后就与中国文化发生着微妙的关联,顾不上很好地倒时差,就适者生存下来。西方哲学在中国语境下既保持其自身独有的风貌和品格,又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着中国化转变。对这一历程加以梳理和把握,认真离析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经"与"历",认真总结中国人对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认真规约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未来与愿景,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与形而上学统治权力的共谋——基于《启蒙辩证法》和《否定辩证法》逻辑关系的探析

《启蒙辩证法》指证了启蒙理性囿于自身蕴含的抽象的同一性原则,从而使得作为神话"祛魅"之进步观念的启蒙理性倒退为神话的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其结果导致了启蒙理性的"滥觞":启蒙理性成为非理性.《否定辩证法》旨在以概念的非同一性消解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困境,洞穿了启蒙理性抽象的同一性原则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统治权力之秘密.《否定辩证法》是对《启蒙辩证法》之真正的逻辑承续,这种逻辑关联在本质上提示为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与形而上学统治权力之间的共谋关系,而其哲学根基就奠基于抽象的同一性原则.     

中西哲学形而上学的对比研究

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与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具有本质区别。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是对"存在是什么"的"追问",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则是对"如何去存在"的"演示"。这两种本质不同的形而上学决定中西哲学的不同命运。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在对象性的世界中找不到形而上的本体,从而无法安顿世人的身心性命,却发展了器物层面的科技理性思维;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以整体性的"中道"思维安顿了中国人的身心性命,却因为重道轻器而阻碍了对物理世界的认知。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

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 ,启蒙不仅包括自由主义启蒙 ,同时也包括社会主义启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 ,社会主义启蒙取得了最终胜利。 2 0世纪中国文学在社会主义启蒙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启蒙历程包括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17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四个发展阶段 ,它们所具有的共同本质特征和内在精神联系使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成为可能。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无论是对于 2 0世纪中国社会进程还是对于 2 0世纪中国文学自身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存在的启蒙

福柯:我曾想着重指出哲学的质疑根植于“启蒙”中,这种哲学质疑既使得同现时的关系,历史的存在方式成为问题,也使自主的主体自身成为问题。另一方面,我曾强调,能将我们以这种方式同“启蒙”联系起来的纽带并不是对一些教义的忠诚,而是为了永久地激活这种态度,也就是激活哲学的“气质”,这种“气质”具有对我们的历史存在作永久的批判的特征。 引子 “康德以几乎完全消极的方式下定义,称之为Ausgans,即‘出口’,‘出路’”。这一“出口”是“人类摆脱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     

“和合学”的实践与当代中国哲学核心话题——再访张立文教授

正导语:中国哲学从其产生伊始就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返本开新",即要从哲学传统的逻辑出发开创新的哲学形态和研究路径;其二是"经世致用",即要将一种理论推向社会实践,使之能够在社会中寻求到发挥其现实作用的空间。由张立文教授所开创的"和合学"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在当代学术体系中实现"自己讲",构建自身学术独特性的重要代表。从"和合学"在目前的发展来看,它充分展示出了中国哲学的这两个特点。早在2005年,我刊就"和合学"的理论     

知识启蒙——《东方杂志》对近代启蒙思潮的贡献研究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发展历程中须臾离不开知识启蒙,在政争频仍、思想激荡的中国近现代启蒙历程中,<东方杂志>不似<新青年>等刊物一直处在思潮的风口浪尖,但它却是唯一自始至终坚持担当知识启蒙重任的刊物.以<东方杂志>为研究对象,介绍其与商务印书馆的渊源及第一位对<东方杂志>作出重要贡献的主编杜亚泉,分析了他的"另一种启蒙"--一方面依守传统资源,一方面又积极引进西学新知中的科学与民主,力求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之间调适折衷.这种特立独行的知识启蒙,虽然在彼时悬浮于整个启蒙思潮的轨迹,但在此时看来却在更深层次上真正做到了启迪思想和改造国民.这"另一种启蒙",在近代启蒙思潮中润物无声,其贡献却史册彪炳.     

论形而上学的多重维度及其意义

西方形而上学就其奠基而言,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多重理论视域蕴涵的理论体系。这意味着形而上学本身就其内涵观察会看到,形而上学的理论建构和形态不是某种单一要素的简单叠加或者为内在的理论板块的外在勾连。对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历史演进逻辑的审视会发现,西方形而上学本身蕴涵着多重维度。进一步的分析会理解到,早期产生的西方形而上学既然作为探究终极原因或原则的"第一哲学",必然就有着神学的维度。而这一维度的表达又是作为人之生存的本体论诉求的理性表达,在相当程度上使得形而上学理所应当的,也同时具有体现人的自身价值的人学维度。虽然形而上学在其伊始指向的是概念的终极性和理论的超验性,脱离人的现实路径,但是形而上学在赋予人以本体论为载体的"终极关怀"的同时,也蕴含着从神圣性向世俗下移的现实性趋向。所以,纵观西方形而上学的整个发展过程,可以看到西方形而上学本身所蕴涵的多重性维度相互交替或者隐显的不同阶段,对这一形而上学的类型的分析可以在新的理论层面上把握形而上学的历史形态及其现代价值。     

"被压弯的树枝"——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之反思

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不能简单地与西方启蒙运动相比附。我们需要对"谁来启蒙"、"启蒙谁"、"拿什么启蒙"、"怎样启蒙"以及"启蒙的价值是什么"等问题进行反思。传统中国对"启蒙"的固有理解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背景,使得近代中国出现了三种路径的"启蒙":"权势型"、"知识型"和"救亡-革命型"。这实际上意味着国人把太多的任务加诸在"启蒙"这根"树枝"上,使得它有无法承受之重,以至于远离了"启蒙"自身的逻辑。基于此,为使"启蒙"持续"运动"下去,首要之举就在于剥离附加在"启蒙"之上的东西,把属于"启蒙"的还给"启蒙",使它真正拥有理性的翅膀。     

祛魅·立人·改制——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三大思想主题

与西方中世纪的宗教异化相区别,中国皇权官僚专制社会的异化是伦理异化,具有神圣化与物化的双重属性,这使启蒙在中国具有异乎寻常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中国的启蒙者既要致力于神圣化之祛魅,又要致力于物化之祛魅。通过祛魅而实现立人的使命,即不仅需要一般地肯定人的自然权利,而且更需要关注士阶层的人们能否摆脱物化束缚而真正成为代表社会良知的豪杰之士。鉴于社会制度对人的思想意识的支配作用,启蒙的使命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制度变革,因而产生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祛魅、立人、改制的依次推演,体现着中国早期启蒙思潮演进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     

晚霞,还是晨曦?——对"早期启蒙说"三种质疑的回应

关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说",跨越晚明、清初、清中期三个历史时段;与此相应,对这三个时段的学术思潮是否具有启蒙性质的质疑也产生了三种强有力的学说,即"中古异端说"、"正统儒家说"和"遵奉圣意说".通过从学理上严格辨析专制正统思想、中世纪异端与近代启蒙思想的本质区别,遵循"拿证据来"的史学原则,针对上述三种与早期启蒙主义相对立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可以对明清之际主流思潮的性质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重审中国近现代启蒙话语

中国近现代启蒙主要是知识和思想的普及.自洋务运动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经过启蒙,中国在输入和接受西方现代知识并融合中国传统知识精华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现代知识谱系,从而整体性地置换了传统的四部之学.在启蒙作为知识谱系建构的意义上,中国近现代启蒙具有强烈的知识性,在知识性的意义上具有理性.启蒙从根本上是一种话语,作为话语,它是思想形态,但这并不是说启蒙与社会实践无关,恰恰相反,启蒙话语与一般哲学思想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是玄思性的,不是抽象问题的抽象思考,而是指向实践,始终与社会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既来源于实践又回到实践,从而具有实践意向.     

论八十年代"新启蒙"的科学观念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是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启蒙高潮,在这一历史的轮回与上升中,"科学"不仅是作为一个旗帜或者思想的动力资源被秉持着,而且"科学"自身的内涵与科学精神的外延也被积极地探索着和丰富着."科学"及与其相关的科学观念始终是五四时期、80年代文学与思想领域的关键词,透过不同时代对它们不同的理解与阐释,可以从中折射出启蒙思想的变异及其深化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