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人”叙述者的个性化——中国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一条线索

中国白话小说的叙述传统集中体现在“说书人”叙述者身上。本文认为,“说书人”叙述者在人称上是第一人称,在视角上却属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因此具有“两栖性”。一方面,白话小说在清末已经超越了完全模仿口头说书人的阶段而进入了文人书面化写作阶段,具有“个性化”的内在可能性;另一方面,清末民初大量译介的域外第一人称小说通过翻译实践和创作影响直接刺激了“说书人”叙述者个性化的实现即从只讲述他人的故事改变为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五四”之后,“说书人”叙述者完成其现代转型,即基本抛弃说书人的口吻与程式而成为充分个性化的“第一人称全知叙述者”。“第一人称全知叙述”是传统白话小说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内在联系,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     

论现代小说“不具备叙述能力”的第一人称叙述者

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有三类不具备叙述能力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他们凸现了人物的叙述能力与小说的艺术性之间的矛盾,“二我差”部分地解释了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人物叙述者的局限性造成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功能是由人物叙述者与主体叙述者共同构成的。     

沈从文小说的叙述者与叙述策略

沈从文小说中有公开的叙述者、缺席的叙述者和隐蔽的叙述者。作为一位自觉进行文体探索的艺术大师,沈从文在小说叙事方面的贡献,足以使他与世界一流的现代小说家相媲美。他不像西方现代小说家们那样高举着叛逆的大旗,也不像某些现代作家那样以一种极端前卫的姿态标新立异,而是将叛逆的渴望和创新的激情包裹在看似守旧、朴拙的文本中。他从不张扬自己,从不夸饰自己在艺术上的先锋立场,但历史会领悟他的苦心,后人会接受他的遗产。     

“推卸”叙述责任的现代第一人称小说叙述者

第一人称小说的虚构性在五四之后基本得到了明确,但是传统的叙述者与作者合一的观念仍然存在,这就导致相当一部分作者在小说中尽可能减少第一人称叙述者对小说“真实性” 的责任,因而形成了一类“推卸”叙述责任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这类小说或者采用“我听故事”、“我读日记书信”的模式,或者采用分层叙述。作为一种叙事技巧,从小说艺术的发展来看,“推卸叙述责任”乃是使叙述自然化、逼真化的手段,这与中国现代小说总体倾向上的现实主义传统相一致。     

论鲁迅小说中的作者自我虚构

在小说等叙事虚构作品中,叙述者不能与作者相等同;同时,叙事作品中的叙述者以及人物又往往与作者有着某种关联,有可能通过它们出现不同形式的作者自我虚构,形成为独特的艺术虚构的形象。本文通过对鲁迅小说的研究,探讨其小说中作者与作品、叙述者与作者、作者的自我形象与作者自身的关系,以及以作者名义出现的叙述者在作品中的修辞意味,作品中实现作者自我虚构的不同表现等。     

中国现代小说的负面人物叙述与意义传达

本文以中国现代小说的负面人物叙述为中心,探讨这些由"不可靠叙述者"进行叙述的小说如何实现意义的传达。文章分析认为,这些小说采用了转换人称、设置超叙述和复调双声等叙述策略。而这些叙述策略之所以能够实行,是由于第一人称叙述是人物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复合叙述,并且从根本上依赖隐含作者。因此,"不可靠叙述者"的不可靠性是相对的、局部的,隐含作者从根本上控制小说意义的传达,并赋予小说总体上的可靠性。     

海峡两岸女性家族小说的叙述者干预与叙事伦理

在中国海峡两岸女性家族小说中,叙述者干预主要分为对话语的干预和对故事的干预两种方式。二者最基本的区分在于是否削弱小说之结构。叙述者干预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叙事技巧,大多受到中国古典传统戏曲和小说的影响,且部分地融合了西方现代小说和电影的理论与技巧,与所讲述的故事往往密不可分。叙述者干预对小说伦理意蕴的展现和读者的伦理取位均起到重要导向作用,有助于读者更好地把握与理解故事和人物。     

从Copyright到Copyleft:作者观念的反思与超越

通过关注从GPL许可证到CC公共版权的最新发展态势,提出作者、作品和使用者观念的并置,是Copyleft模式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共同倡导的理念。Copyleft挑战了传统的作者中心主义,是创作空间的一个颇为恰当的后现代诠释,但并不是巴尔特所宣告的作者的死亡,也非福柯所倡导的信息绝对自由交流的非理性设想,而是以版权为基础,以合同为手段,构建了一系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自由作品分发规则。在该模式下,作者可以被合法地认可,作品和使用者也得到了成功地保护。     

异质文化中的身份建构——从叙述者“我”的出场与缺席看严歌苓小说的创作

新移民作家严歌苓在不同的创作阶段采取的叙述策略不断发生变化,叙述者"我"的出场与缺席经历了几次循环往复,呈现出作家在异质文化中进行身份建构的焦虑和艰难,作家在经历"原本的我"——"失去自我"——"找寻自我"——"我就是我"的漫长旅程后获得了自我身份的确认和主体视野的超越,其文本创作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内涵。     

都市计划:从传统到现代

在人类历史上,进行有计划地发展城市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世界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引起了公众与政府更加重视都市计划的价值与重要性。都市计划理论作为综合研究城市建设的学科,从现代主义规划原则、“倡导性规划”、20世纪6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到90年代规划界对规划的后现代主义及“联络性规划”的探讨,勾划出50年来都市计划理论自身的演变,这个演变充满了复杂性和矛盾性。因此,都市计划理论研究尤为迫切,其重大的现实价值也更为突出了。     

从叙述者看《伊坦·弗洛美》的叙述艺术

本文从叙述者的角度入手 ,通过剖析《伊坦·弗洛美》双重叙事框架下三位叙述者的形象与功能 ,指出他们不仅帮助搭建了叙事框架 ,而且推动了叙述进程 ,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文学隐喻:从传统到现代

隐喻是西方文学理论传统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文学基本问题之一.西方从文学方面关注隐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研究向现代研究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语词研究向语义研究的转变;思维探讨向结构研究的转变;语义研究向话语研究的转变.     

论小说叙事的叙述主体

小说叙事就是采用特定的叙述方式来讲述一个或者一系列的故事。小说要叙述故事,那必然要有一个进行叙述的主体。在小说叙事领域,与小说有关的主体有作者、隐含作者、人物、叙述者等。作者是写作作品的主体,他只存在于小说文本之外,而不能进入文本;一旦完成了作品,他的任务就履行完毕。隐含作者虽然存在于文本内,但他只是作者安排在那里来体现作者的思想规范的,没有声音,归根结底是作者在小说文本中的第二自我。小说文本中某些人物的讲故事看似是叙述,实际上这只是发生在文本内的故事世界的行为,也即人物和他讲的故事最终也只是被叙述的客体。叙述者是一个叙述行为的直接进行者,既然叙述者具有叙述行为,对于小说文本而言,自然应该是小说叙事中承担叙述的主体。     

信任与秩序: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

信任和秩序的适应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传统社会,统治者依靠思想灌输,建立起与统治相适应的外控型秩序,促使人们对统治者产生超乎寻常的个人信任,普遍的人际信任则难以建立.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基于理性规则及普遍信任,产生民选政府并管理社会,形成了自下而上的自控型秩序,这种秩序又反过来巩固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在转型过程中,社会自发产生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需要,统治者是否主动适应并改变外控模式,对社会平稳转型至关重要.     

国家治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明确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列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不但预示着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进入现代化进程,也的标志着我国政治伦理从传统到现代的重大跨越.在构建我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过程中,治理主体从一元变为多元,治理手段从德治转向法治,治理目标从善政迈向善治,体现了现代政治伦理对国家治理的新要求.     

从聚焦模式看《微暗的火》叙述者的可信度

以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话语理论为指导,探讨纳博科夫《微暗的火》中叙事者的可信度问题,以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该小说的叙述艺术研究。     

叙述者的主体表达与新闻的意义建构

"主体表达"指的是叙事中叙述者通过话语手段,将自身视角、情感、认识融入所叙之事中,从而在话语中留下个人印记的一种表达方式。新闻叙事中常用的主体表达手段包括词汇手段、句法手段、篇章手段。新闻叙事的"主体表达"表现出"含而不露"的低主观度特征,这是由新闻"还原事实"的真实性要求所决定的。主体表达是实现新闻社会功能的必由之路,其意义在于:提供识解视角、传递特定情感、塑造社会共识。     

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

文化长时间的稳定发展构成一个民族的传统。一般地说,古典时期形成的传统发展到近晚的某个时间点,或者由于社会内部工业化、资本主义化的兴起,或者由于外来优势文化的输入,古典传统就要面临现代化的挑战。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不论我们对传统抱着怎样的深情,改变是大势所趋。当社会进入这样的转变时期,古典传统的完整形态就会发生蜕变。     

从传统到现代:和谐视界的新转向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传统和谐观向现代和谐观的实质性飞跃,实现了和谐视界的新转向.传统和谐观强调静态和谐,内部和谐,当前和谐,物人和谐与人人和谐,以"天"为中心的"天人合一",破坏性和阻碍性的矛盾观.科学发展观观照下的现代和谐观则强调动态和谐,内部和谐与内外和谐的相互统一,当前和谐与未来和谐的相互统一,物物、人物、人人和人我四和谐的相互统一,以"人"为中心的"以人为本",建设性和动力性的矛盾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