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段矛盾与洪宪帝制的败亡

袁世凯是北洋集团的领袖,段祺瑞是袁世凯的心腹将领,二人有着整整20年的关系和友谊。段祺瑞追随袁世凯,为袁世凯的成功竭尽全力,袁世凯则提拔、重用段祺瑞,委段祺瑞以重任。袁、段配合默契,清末民初政坛上的重大事件均与其有关。但在袁世凯集权专制完成后,袁、段关系裂变。尤其是在帝制问题上二人矛盾激化,先是袁世凯解除了段祺瑞的兵权,继而段祺瑞消极抵抗。北洋集团分裂,袁、段矛盾是袁世凯帝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民初袁世凯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

袁世凯和地方实力派在处理双方的关系时均表现出两面性特点。袁世凯利用地方实力派的依附与支持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同时又担心地方实力派壮大而经常限制他们的发展。地方实力派则始终将袁世凯作为谋取权力和利益的工具,当袁势力强大统治稳定时,他们竭力奉承与巴结袁,当袁之统治出现危机时,他们便纷纷反袁。袁世凯专制集权统治的建立与潜在的不稳定性是与地方势力派的依附与反对密切相关的。     

两宫崩逝后康梁反对袁世凯活动述论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崩逝。11月14日至16日,远在马来西亚槟城的康有为听到光绪濒临死亡的消息,立即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世界各地保皇会员和国内各省督抚等处发电报请讨伐袁世凯而救护光绪帝。当康有为梁启超得悉光绪死亡确讯后,立即致电、致函保皇会员、督抚官员、普通国民等,宣称袁世凯毒杀光绪帝,号召讨伐袁世凯;他们重点联络善耆和岑春煊作为讨袁同盟力量。11月底,康梁得悉载沣的摄政王位并非袁世凯拥立,转而采取联络载沣杀袁的行动方针。1909年1月2日袁世凯被罢免后,康梁放弃杀袁的方针,但仍希望载沣给袁世凯定罪,以防其东山再起。尽管康梁使出浑身解数,但受种种因素制约,杀袁和给袁定罪的目标最终归于失败。     

护国运动前后黄兴与日本的关系——兼论孙中山、黄兴对日战略的异同

黄兴对国内政敌袁世凯的战略决定了他的对日策略。坚决反袁时 ,即利用日本与袁世凯的矛盾 ,积极争取日本对其反袁运动的支持和援助。不急于反袁或不反袁时 ,则不积极争取日本的援助。而日本亦是根据各时期或各事件中的对袁政策如何 ,决定对黄政策。需要与袁改善关系或保持一定关系时 ,即不支持黄兴反袁 ;需要反袁时 ,则利用黄兴 ,并给予一定的援助。双方在采取针对对方的政策和策略时都是以各自对袁的战略与策略为前提。这是辛亥革命以来黄兴与日本关系的一种规律。而孙中山始终把反袁的革命任务放在革命战略的首位。因此 ,他始终争取日本对反袁斗争的支持和援助 ,孙黄对日策略不同的根源在于对袁战略的差异。     

孙中山在张振武舆论风潮中的失误及其影响

民初的张振武案所引发的反袁舆论风潮曾喧嚣一时,但终未能使袁世凯、黎元洪等受到约法的制裁,这与反袁舆论阵线的迅即瓦解有关。面对强大的舆论风潮,袁世凯采取了分化策略,使同盟会分化为稳健与激进两派,其中稳健派的代表人物孙中山被其表面行为所蒙蔽,采取保袁反黎的错误立场,对民主共和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康梁党人刊布“光绪杀袁遗诏”的历史背景——兼论“遗诏”的真伪问题

光绪帝死后,载沣摄政。康有为梁启超等全力以赴推动载沣杀掉袁世凯。载沣以足疾为名将袁世凯罢免回籍后,康有为梁启超党人为了推动载沣对袁世凯采取进一步的惩治行动,大力制造攻击袁世凯的舆论,在其掌控的新加坡《南洋总汇新报》和上海《时报》刊布了"光绪杀袁遗诏"的内容。"光绪杀袁遗诏"说流行甚广。康梁党人刊布的"遗诏"出现最早。其后流传的各种"遗诏"版本,或照抄康梁所刊布的遗诏,或在内容上与其相似。康梁党人的"遗诏"是有目的地炮制出来的。"光绪杀袁遗诏"没有实物为证,不可信。     

试析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

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日,在袁世凯称帝的紧锣密鼓声中,《大中华》杂志刊登了梁启超反对帝制的宏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文道出了“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反对帝制复辟的心声,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公开宣告了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决裂。辛亥革命前一贯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何以要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辛亥革命后与袁世凯一度亲密合作的梁启超为什么这时举起了反袁护国旗帜?倘对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作点分析,即不仅有助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且有助于对梁启超在这段历史中的功过作出正确评价。一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确有过一段不短的合作。这既反映了袁世凯为对付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惜倾心拉扰立宪派,以壮大自己力量之事实;也反映了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倾向。     

民元孙中山黄兴心态比较研究

本文在于通过考察孙中山和黄兴关于民元共和建设的思想与实践,挖掘其推进民初中国近代化的潜在意识,揭示其所以与袁世凯合作、热诚维护民元政局的心理归因。 从众感:拥袁以稳固民国 从众感,是孙中山和黄兴在“非袁不可”的社会舆论压力下,于军事态势、政治力量整合等利弊得失的权衡之中,逐步调整自己的情绪状态所产生的适应社会心理要求和现实需要的拥袁信念与行为。这种从众意识显然缺乏对袁世凯认知的基础。“和平收革命之功”与“早巩国基”即是其拥袁的主要心理归因。 应该指出,孙中山、黄兴的让位,受制于当时深刻的政治的、社会的历史氛围:当武汉还在激战的时候,弥漫着全国的总统非袁莫属的舆论声浪,逐渐促成了国人“非袁不可”的心理定势。这种心理定势,已经完全不以孙黄及其革命党人的意志为     

对唐绍仪集团的考察

唐绍仪集团多数生长在沿海，接触洋务较早，在洋务方面有不少贡献。唐绍仪本人，留学美国，与袁世凯为密友，曾担任总理。后与袁政见不同，转而拥护孙中山，参加反袁护国。后又不同意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唐绍仪一生多变．很值得认真研究。     

试论《天坛宪法草案》制定中制度设计与政治角逐

根据《临时约法》规定,民初国会召开后,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草拟宪法。由于受当时政治斗争影响,委员会希望利用制宪制约袁世凯。他们在制度设计时将权力集中于国会,致使《天坛宪法草案》违反了分权与制衡的宪政原则,袁世凯也难以接受这种制度安排。在国会拒绝袁世凯修改宪草要求后,袁通过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的方法阻止国会开会,《天坛宪法草案》未能通过。     

辛亥革命与云贵讨袁斗争

1915年11月12日,国贼袁世凯就皇帝位,改中华民国五年(1916)为洪宪元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起义反袁,兵力不过三千,粮饷不足两月,地处边远的云南,由于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使袁世凯手足无措,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6月,在全国人民的唾骂中死去了。     

黄兴与1913年南京反袁独立

1913年6至8月,孙中山继辛亥革命之后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战争,史称“讨袁之役”、“癸丑之役”,国民党称之为“二次革命”。 1913年3月,袁世凯在国会召开前夕,派人刺杀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于上海车站。同年4月,袁世凯又与五国银行团非法签订二千五百万镑的所谓善后大借款,积极准备发动旨在消灭国民党的内战。对于袁世凯的步步进逼,孙中山坚决主张以武力进行反击,奈因党内意见分歧,迟至这年6月,当袁世凯悍然罢免国民党江西都督李烈钧(6月9日)、广东都督胡汉民(6月14日)及安徽都督柏文蔚(6月30日),并派兵南下时,始起兵讨袁。7月工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独立,15日黄兴在南京独立,18日陈炯明在广东独立,随后陈其美在上海进攻江南制造局,许崇智在福建、蒋翊武在湖南、熊克武在重庆,也先后率部分军队独立,兴师讨袁。在各地独立中,以李烈钧领导的江西独立和以黄     

洪宪时梁士诒密电签名是他人所为

多年来,史学界一直认为,1915年袁世凯筹备帝制登场时,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等十人曾经向全国各省将军、巡抚先后发出一批密电,传示主子袁世凯的命令,按袁内定步骤指示实际的具体选举工作,促各省一律拥护袁世凯称帝。如:刘厚生的《张謇传记》、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史稿》、谢本书等著的《护国运动史》等均持这一看法。但笔者根据所接触的史料来看,这一观点是与事实不符的。     

袁世凯之子品评袁世凯

窃国大盗袁世凯于一九一五年顷,帝制自为,非惟背叛民国,抑且有负清室,或比为曹操,或喻为王莽。其诸子亦大都不直袁之为人。洪宪失败之     

论唐绍仪在创建民国中的作用

本文分析了清末旧官僚、袁世凯的政治心腹唐绍仪在辛亥革命民主潮流的荡涤下转变为民主共和的追随者和支持者、并与袁世凯决裂的过程,肯定了他在辛亥南北和谈、促成共和、创建民国中的积极作用,也指出了他拥袁的调和立场给辛亥革命造成的消极影响。认为唐绍仪在这时期政治上的成败得失与辛亥革命历史、民国命运息息相关,通过对他的研究可帮助我们更好地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了解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袁世凯戍戌提兵入京质疑

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光绪帝等支持下，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但是，以那拉氏为首的顽固派，拼命反对变法。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1898年夏天进人高潮。那拉氏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帅北洋三军，控制北京和天津，并准备于10月间在天津阅兵，强迫光绪退位。在此危急时刻，维新派计划拉拢握有军权的袁世凯，以兵力支持新政，康有为等通过待读学士徐致靖，上书光绪奏荐，称赞袁世凯“家世将门，深拥军旅”，通晓西洋兵制及内政、外交谋略，建议光绪帝对袁“加官优奖”①。康又指示谭嗣同也向光绪帝上折建议“抚袁以备…     

袁世凯与丙午改制

丙午改制,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的改订官制活动。在丙午改制中,袁世凯力主“责任内阁”方案,但遭到了清廷的否定。袁世凯的失败对以后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一是改制失败后袁权势大减,已埋下宣元遭斥的机缘,而清廷“排汉”政策也从此发端;其二袁的失败赢得了立宪派的同情,从而为宣末民初二者的“合作”打下了基础。本文试分三部分对这个问题略加阐述。 一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六日,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奏请改订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而改订官制的第一条就是“宜略     

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四年间的梁启超与进步党

<正> 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后日益露骨的反对民主革命的勾当,他的随机应变并妄图“左右天下”的阴谋权术,他和进步党投靠袁世凯并被袁世凯遗弃的可耻命运,以及后来从拥袁转向反袁,都不是他个人流质多变的性格造成的。他的全部言行进退,不过是把他推向历史前台的那个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阶级意愿的反映。一、辛亥革命爆发后梁启超的“八字方针”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虽然受到清朝政府的通缉,但由于他与封建主义深厚的血缘关系,“忠君之念”却“久而愈挚”,甘愿“冒白刃之危”,拚死保皇,破坏革命。武昌起义后的月余时间内,清王朝在死亡中挣扎。身居日本的梁启超“终不能一瞑不视”,决心“躬赴前敌”,准备乘南北局势混乱之机,北上大连、奉天,企图利用袁世凯尚未控制     

徐世昌与中国军、警近代化

徐世昌是清末民初重要的历史人物。本文拟从中国近代化的角度对徐世昌在发展军事、警察等方面的活动进行探讨，以就教于同仁。军事近代化徐世昌参领军事活动与袁世凯有关。徐、袁之间关系非比寻常，二人自光绪四年即1878年即已订交。当时袁世凯“家居多闲”，“慷慨好施与”，“寒士多依为生。”①徐世昌虽出身官宦之家，但因家道中落，“幼而贫困一，或曰世昌“往游”袁世凯的别墅——仰山里，恰值周者外出。世昌也不客气，径自入内，世凯”起而揖让，互相倾服，遂定交。”后世昌无力人都应试，是袁世凯“助以川资，始克成行。”③光绪十二…     

从护国战争看蔡锷的军事思想

蔡锷是近代中国的军事家。本文仅从蔡锷在护国战争中的军事实践活动入手,对其军事思想,作一初步探讨。一、颇具胆识的战略构想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罪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声讨。在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军队中,从八月中旬“筹安会”成立时起,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九月,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