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利恒合同与美日在华外交博弈

为加快海军重建的步伐，晚清政府利用美日在华矛盾，加强了与美国的合作。清政府的“联美制日”策略与美国的“金元外交”共同促成了中美海军借款合同——即伯利恒合同的签订。民国成立后该合同重新修订后得以延续，美日围绕伯利恒合同展开了激烈的外交博弈，合同引发的美国在中国福建修建军事港口等谣言成为美日斗争的焦点。基于传统的大陆政策，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其中的多项条款均与伯利恒合同有关，随后美日围绕伯利恒合同的博弈也转移到了对“二十一条”的交涉上。由于美国的妥协，中国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条”,此后日本获得了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东亚国际关系的相对平衡被打破。     

北洋政府“联美制日”外交及其困境(1920—1924)

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形成美、英在太平洋地区共同对付日本的局面。这对中国抵制已成国家命运重大威胁的日本侵略,是有利的国际条件。以此为依托,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改此前皖段政府所为,宣布实施与美国及协约各国一致行动的外交政策,得到美方积极回应。"联美制日"外交取得重要成果:通过联络美国及与之结盟的英国,中国成功参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一国际安全机制,开始受到《国联盟约》及《九国公约》为核心的国际公约保障,外交上不再孤立,并因此赢得一段应对日本大规模侵略的准备时间。北京政变后,直系失去对中央政权的控制,"联美制日"外交受挫,这为日本扩大侵华目标提供了方便。直到济南事变发生,中国才重新回到联络美国抵制日本侵略的外交轨道。     

公共舆论与晚清联美问题

"联美"是清政府在20世纪初年实现均势外交、制造列强在华互相制衡局面的重要外交理念之一,与东北有关的外债问题是实现联美政策的主要工具。东北地方官员和一些朝廷要员希望引进美国资金,在东北修建一条铁路,以促进东北的经济发展,同时削弱日俄在东北的势力。舆论界对这一策略纷纷发表评论,建言献策。但舆论界在关注、讨论联美问题时,对俄日的抨击构成联美舆论的实质性指向,显现朝野间在外交理念上的差异,难以形成互相支撑的格局。其本质原因是晚清时期的公共舆论在更大程度上是政治精英对现实政治的评断,没有与社会共众的切身利益产生直接联结,难以形成社会凝聚功能。在这一案例中,关于联美外交的舆论回应既是中国近代舆论与外交互动的起点,也是一种舆论与外交关系的常态形式。     

文化冷战视野下美国新闻处在中国新疆的宣传活动（1947—1949）

美国新闻处是二战后美国在海外的宣传机构。1947年，为向新疆民众鼓吹美国的强大、进步，引起他们对美国文化和政策的共鸣，以在冷战中与苏联竞争在新疆地区的影响力，美国驻迪化领事馆也设立了美国新闻处。在两年多的运作中，美国新闻处迪化分处不仅在迪化通过图书报刊、电影、海报、英文培训班诸方式开展宣传工作，还利用访问全疆各地的机会进行亲美宣传，对当时和之后都产生了相当影响。美国新闻处在新疆的活动是冷战在中国西北边陲的投影，也是1940年代国民党当局在新疆事务上联美制苏外交设想的体现。     

美俄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的态度之比较

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趁欧战之机,向北京政府提出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美俄两国基于自身利益,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本文拟就两国对交涉关注的方式、目的及对具体条款内容的态度加以比较,进一步分析两国在中日交涉中所采取政策的性质异同及其影响。     

越飞在华的三重外交实践与苏孙结盟原因新论

1922年7月26日,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被任命为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接替派克斯继续与中国政府谈判建交问题。越飞早在来华之前就知道,苏俄政府在外蒙古和中东铁路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与中国政府相悖。于是,越飞来华后就采取一方面和中国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正面接触,另一方面另找机缘的方法,同时派专使携函同吴佩孚和孙中山分头联系,以求尽快建立中苏友好同盟。这就是越飞的三重外交实践。越飞在同北京政府的继续谈判中遇到难度。在同孙中山和吴佩孚的交往中,了解到双方都极力反对北京政府,并准备取而代之,并都有中俄联盟意向。于是,他就积极操持孙、吴联合,希望他们能够组建孙吴联合政府,以取代受列强操纵的北京政府。越飞在给吴佩孚的信中说:"只有您和孙逸仙先生一起建立政府,才能够使中国摆脱严峻局面和建立统一而独立的中国政府。"对孙中山说:"俄国原则上准备帮助中国的统一事业,毫无疑问,俄国认为孙逸仙是能够实现这种统一的人……最好与吴佩孚联合并尽一切可能防止爆发新的内战。"但是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吴佩孚都无意与对方联手,这令越飞深感失望。为尽快建立中俄联盟,越飞经过对孙、吴政治态度及军事实力的甄别,决定联孙舍吴。1923年1月18日至19日,越飞亲赴上海同孙中山就吴佩孚与北京政府和孙     

顾维钧与中国山东主权的收回

山东主权的收回是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外交上的一个重大胜利,影响深远。顾维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外交活动家,他作为北洋政府委派的主要外交代表,参与了关于山东主权收回的国际交涉的全过程。顾维钧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上围绕收回山东主权问题同列强展开激烈交锋,运用外交策略最终赢得谈判成功。顾维钧在这一艰辛的对外交涉过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对美政策

冷战后的俄罗斯对美政策走上了一条艰难道路，其重大变化是外交战略调整的结果。在大国外交战略的决定性影响下，俄对美政策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寻求合作，避免孤立或发生对抗；反对美国“挤压”，维护本国安全；推进多极人，反对美国独霸世界。处在国内困境之中的俄罗斯对美政策具有被动性、灵活性等特点。而且，它虽有强硬色彩，但其基点在于同美国合作而不是对抗。当前，这一政策不可能主导俄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却有望取得一定成功。     

政治、外交与媒体:1919年日本报纸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研究

五四运动时期,日本国内报纸用大量的报道构建了他们理解的五四运动。报纸在全方位报道的同时也有相对集中的主题:从巴黎和会刚开始时的中日亲善合作到"五四事件"前后中国激进派盲目"排日"、欧美人士幕后操纵等。在整个事件中,媒体明显受日本政府立场左右,同时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些许影响。虽然个别知识分子能发出批评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声音,但这些声音在当时并不被重视。实际上,日本报纸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与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变化、中国北京政府对日外交政策以及日美势力争夺在华权益等政治、外交因素有直接关系。     

日本对美外交的两难处境——1992年日美关系概览

1992年布什访日,克林顿上台宣布战后日美关系发展到了新的转折点。这一年中,日美关系的跌宕起伏,全面展现了目前日本在对美外交中的两难处境:单方让步,不堪胜负;双方磋商,障碍重重;“三角外交”,举步维艰;试在亚洲、联合国与美国较锋,为时尚过早。     

克门事件与北京政府时期的中美关系

一个美国商人死于非命,会对中美关系造成何种影响?1922年12月发生的克门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分析的实例。美国商人克门于美国领事在场的情况下,在张家口被中国士兵枪击而殒命。关于事发的缘由,中美各执一词,事件的真相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事件的结局是,美方用尽计谋,最终其要求得到了满足。本案揭露出20世纪20年代中美关系中几个有趣的面向。首先,本案争议点即在于中美面子之争。其次,中国外交官的"亲美"倾向在所谓的"北洋外交"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再次,北京政府背后的军阀政治的确制约着"北洋外交"。在实际的外交交涉中,有力的军闯控制着外交决策,而外交官不过只是办理交涉而已。     

论美国内战时期的美俄外交

论美国内战时期的美俄外交董继民美国内战时期的美俄外交是美俄关系史上的重要篇章。但国外史学界对此问题的看法并非一致。林肯政府的国务卿Ｂ·西华德当时就写道：“俄国早就成为我们的朋友，至今仍然未变。”①前苏联学者Ｍ·Ｍ·马尔金只强调友好的一面，回避矛盾的一...     

“废约”态度：北京政府、南方政府及中共之间的互动——以南方政府（1917～1927）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南北政府对峙,各派政治力量在诸多领域频繁互动。受中共废约主张与北京政府废约外交的影响,南方政府及时转变了对列强及不平等条约的态度,积极充当民众反帝运动的领导者,使自身在废约运动中取得了较大成功。同时,也对其他政治力量尤其是北京政府的废约态度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各派政治力量相互牵制、相互促进,从根本上推动着当时中国反帝废约运动的发展。     

顾维钧:外交生涯50年

1888年1月29日,顾维钧出生在上海一座气派的洋房里。顾维钧在家中排行第四,母亲蒋氏。顾维钧的父亲在官办招商局担任轮船帮帐,大部分时间在外。家中由母亲和祖母操持。祖母是一家之主,对顾维钧十分疼爱。她为人正直,严于律己,小心谨慎,勤勉俭朴,对顾维钧童年的生活影响很大。顾维钧在3岁零1个月时,被送去读私塾,他读书十分刻苦,从不逃课。后转入英华书院读书,这是一所刚成立的教会学校,在上海英租界。当时顾维钧12岁。学校采用很新的教学方法授课,以竞争为基础,男女同班,学习英文、地理和算术等。学校里的新环境和新课程使…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对美政策

冷战后的俄罗斯对美政策走上了一条艰难道路 ,其重大变化是外交战略调整的结果。在大国外交战略的决定性影响下 ,俄对美政策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寻求合作 ,避免孤立或发生对抗 ;反对美国“挤压”,维护本国安全 ;推进多极化 ,反对美国独霸世界。处在内外困境之中的俄罗斯对美政策具有被动性、灵活性等特点。而且 ,它虽有强硬色彩 ,但其基点在于同美国合作而不是对抗。当前 ,这一政策不可能主导俄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却有望取得一定成功     

五四时期东南集团“商战”舆论和抵制运动

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北京和上海为两大重心，以抵制日货运动为一大表现。五四时期弥漫上海及江苏一带的抵制运动，“商战”舆论之风行一时，抵制运动之波澜壮阔，与“东南集团”之长期鼓吹及组织策划有密切关系。从晚清到民初，这一江浙绅商集团以张謇为领袖，据上海及江苏一省为大本营，在社会上有深厚的潜在影响力。以“棉铁主义”为号召，制订“联美制日”为策略，形成一个涵盖学、商、报界的网络，彼此声气相通携手联结。五四前后，正是这一集团的黄金时代。从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后厉行国耻教育，到1919年推广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通过学校系统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藉由报界宣传形成抵制浪潮，深度介入了这一运动的发展。值此五四百年之际，应重新评估这一集团的历史作用。      

国际环境与孙中山抉择联俄联共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势力。已退出中国,苏联则忙于国内问题,法国正力图恢复元气,均无暇东顾,英日两国在中国最为活跃。日本在关外则支持张作霖,关内则支持段祺瑞、英国势力范围伸展沿长江流域支持吴佩孚。张、段、吴倚兵自重,形成最具势力之三大系统。美国对华政策虽以“素抱正义,抑制侵凌”自诩,实受英国影响,亦持左袒吴氏态度。孙中山先生当时外交眼光,早已重视美、英、日三国之关系。纵不冀其作极大之支助,亦冀有以释其疑惧,减少其外交上之阻力。正如美国独立战争之外交动向,华盛顿联法以制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之研究——交涉停滞与进展的原因分析

中、日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当时进行得异常艰难漫长.双方在反霸条款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使谈判陷入了长期化.导致这种对立产生的关键原因在于美国推行对苏缓和政策.缓和不仅打破了美国对中、苏关系的平衡,使中、美"准同盟"发生了动摇,而且带来了远东地区大国政治构图的变化,使中、美对苏联的政治对决重新返回到只有中、苏紧张对立的状态;缓和还使日本的对华外交路线发生了改变,三木内阁为了同美国保持步调一致,把外交坐标从田中时代的追求与中、美建立两等边三角形关系转变到与中、苏保持等距离的轨道上,使在建交联合声明中得到确认的反霸条款问题化了.     

日美谈判与中国问题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日美谈判,是日美为了缓和双方日趋尖锐的矛盾而举行的外交谈判.日美谈判对日本来说,是想利用三国同盟及其在太平洋上的军事优势,对美施加压力,促使美国对日让步,以便采用外交手段解决中国问题和东南亚问题;对于美国说来,则想通过谈判,在中国问题上与日妥协,以牺牲中国抗战利益来满足日本部分要求,达到阻止日本南进和拆散三国同盟的目的。因此,中国问题在日美谈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澳大利亚独立外交的形成

澳大利亚外交曾长期依附英国，珍珠港事件后，为寻求美国的军事庇护，澳大利亚在外交上被迫从对英依附转向对美依附，这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外交从依附到独立的“半转折点”。７０年代初，工党政府在外交上逐步摆脱美国的影响，开始从国家利益出发制定本国独立的外交政策，从而在国际社会树立起独立的外交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