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敬之对新诗形式的探索和创造——《贺敬之诗歌论》之一

用更多的好形式来表现新的时代。 ——郭沫若 新诗的形式问题,是一个进行过多次热烈讨论的题目,至今仍在讨论、探索、尝试实践中。许多诗人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试验,贺敬之就是其中取得重要成就的著名诗人之一。 历来杰出的诗人,他们都不菲薄形式,忽略形式,而是重视形式。他们不是形式主义者,而是形式的创造者。他们创造着诗,同时也创造着诗的形式。贺敬之是注重诗的形式的,他说:“诗,不能没有形式”,又说:“形式,当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关于新诗形式的创造,他提出了相当完整的见解:     

“手抓黄土我不放”——再读贺敬之《回延安》诗

“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贴在心窝上”,这是贺敬之《回延安》诗中的著名诗句,意思是说,诗人回延安时因心情十分激动,但却又一时难于用语言来表达,因而就用一个不是千言万语而又胜过千言万语的朴素的动作来表示。他没有忘记培育他的母亲延安,深深地记着党对他的多年教育。 贺敬之的这首记诵犹新、思索有味的《回延安》诗,写于距今三十五年的一九五六年,是他从北京回延安参加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时,因受到延安人民的热烈欢     

从何其芳的诗看“自我”

人们对于抒情诗中诗人的“自我”问题,已经发表了很多值得重视的意见。不过我总是认为,如果只是抽象地讨论诗究竟应当表现的是“大我”还是“小我”这样的问题,恐怕一时是不容易得出一个公认的标准结论来的。因为每一个诗人都在走着自己不同于别人的生活道路和艺术道路,任何人也无法规范出一种亘古不变的诗歌创作模式。与其进行马拉松式的争论,不如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来加以研究,从中探讨诗人的“自我”是怎样体现在他的创作中的?怎样地影响着和决定着他创作的基调的?它是一种凝固不变的存在吗?作这样的研究和分析,就可以把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使     

生命的清流——尚建国诗集《蓝色的梦幻》读后

尚建国在而立之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蓝色的梦幻》。这对于一个诗名并不太响亮的诗人来说,诗集的出版或许带给他的不是声誉,而是冷遇和寂寞。但是,对于一个真正以诗为自己生存方式的诗人来说,这种外在的声誉也许显得多余。诗人之于诗,别无它求,只是为了坦露自己的“心路历程”①,证实自己的生命价值。面对这样的诗人,我们无须过多赞誉,只想随他的诗,作一次心路历程的旅行。或许,在这种旅行中,我们能采集、收获     

论艾青国际题材的诗

l 半个多世纪来,艾青紧紧追踪着时代,瞩目于世界,以他卓著的成就步入世界大诗人的行列。在现当代的中国诗人中,似乎还没有一个诗人能家艾青那样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国际友人这样评价艾青:“中国诗坛的泰斗,迷人的艾青。”——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艾青的诗确实写得很美,这些诗给我的感觉超过许多年来任何西方诗人的诗给我的感受。”——新西兰女作家玛利·庆“艾青的诗,政治态度鲜明,表达了他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和对大自然的热爱。”——阿尔及利亚教师伊尔什“艾青的诗,虽然是以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人民,但诗的思想却超越了民族的界线,读来同样令人生情。”     

惠特曼《我自己的歌》：一首抒情史诗

惠特曼在《我自己的歌》一诗的开头写首：“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我承担的你也将承担,／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尽管这个“我”总是以叙事者的身份在诗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这个“你”却始终伴随着“我”,歌唱着《我自己的歌》。在惠特曼之前,从未有哪个美国诗人像他这样如此重视过自己的读者。文章从诗人戏剧性地表现“我”与“你”的关系中,探讨这首诗中抒情性与史诗性兼容并蓄的创作特点,从而窥视美国现代长诗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     

也谈马雅可夫斯基与贺敬之——与陈守成同志商榷

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位有贡献的诗人。他的诗曾吸引过我国的一些诗人,对我国新诗的发展有过一些影响。作为当代著名诗人之一的贺敬之也确实与这种影响有关。当前,注意这一方面的研究对于新诗的发展是不无补益的。但读了陈守成同志《论马雅可夫斯基对贺敬之诗歌创作的影响》(见本刊1980年第1期,以下简称《影响》)一文,反而产生了一些疑问,觉得其研究方法和对贺敬之的具体评价等尚有不尽妥当之处,现提出几点粗浅意见,就教于陈守成同志和读者。一《影响》一文是研究马雅可夫斯基对贺敬之诗歌创作之影响的专论,然而卒读全文,我对贺敬之到底在那些方面受到了马雅可夫斯基“最深刻的影响”,这影响对于贺敬之的创作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仍不甚了了。     

论贺敬之的早期诗歌创作

谈起新中国的诗歌创作,就不能不提到贺敬之。我们回顾他的早期创作,探讨它的长处与短处,不仅有助于认识他诗歌创作诗艺术个性,也有助于认识新诗运动的内部规律,对当前的诗歌创作不无裨益。一贺敬之的早期诗作,主要指他在1940年到1942年之间的作品,即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的作品。这样来划分诗人的创作阶段,有助于了解诗人是怎样承受时代的影响,顺应时代的要求,不断丰富与变换创作题材,探索与寻找适应于自己艺术个性的诗歌表现方式的。早在这以前,十五岁的贺敬之,已经在国统区的报纸上发表过一些诗作,但是这些作品都难以搜寻了。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贺敬之早期诗作,是收入《并没有冬天》和《乡村的夜》两个集子的,以及少量的集外诗。     

贺敬之诗歌的狂欢化色彩

贺敬之的诗,无论从其时间性,还是其空间性,都充满着浓厚的狂欢化色彩。就时间性看,贺敬之很少关注平静安逸的日常生活,而是对脱离了常规的事件和日子情有独钟。就空间性而言,贺敬之诗的空间总是伴着诗人的情感流动而流动,随着诗人高歌的时代潮流而奔涌,具有一种浓厚的广场狂欢的氛围,充溢着广场狂欢的双重性;肯定与否定、欢乐与讥笑、摧毁与新生、黑暗与光明等因素相互激荡、相互交织、相互混杂。     

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存在及其诗学价值

苏轼的诗词是高度个性化的存在,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存在。然而,这种个性化除了来自于诗人的自我之外,同时也来自于诗人一生中各时段所在地方的特性,我们称之为“地方性”。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与诗人的自我、诗中的自然、诗中的人文和诗人的思想以及诗中的地名等有着重要的关系。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来自于他所到过的许多地方、诗人自己对自然的敏感以及他深厚的地理意识,同时也来自于他对于诗歌艺术时空的建构。苏轼诗词里的“地方性”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对于当代汉语诗歌创作也具有诸多启示。     

边寿民的芦雁画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这是毛泽东同志《清平乐·六盘山》中的一句脍炙人口的词句。在诗词中,秋雁常常是诗人笔下的景物,唐代诗人孟浩然诗云:“相望试登高,心随雁飞天。”大诗人李白涛云:“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诗人往往借助于这一典型的景物,勾画出一幅幅富有典型特征的画面,寄托着自己特有的思想感情。诗和画从来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北宋画家郭熙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所谓诗情画意,往往是艺术家们所着意追求的。且不论诗中之画,但仅就我所见的清代花鸟画家边寿民的芦雁画,对他的画中诗,     

田地复活了诗的翅膀以后

智利卓越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在《献给富饶大地的颂歌》中把自己比作“不安静的种子”,当“阳光在贪婪地亲吻着它们,水的细流在滋润着它们”时,种子的外壳破裂了。于是,“……我举起/在我心灵中/诞生的/绿色的旗帜。”我们要在后面展开论述的田地的抒情短章,是诗人田地在春天里举起的“绿色的旗帜”。有识之士把田地的诗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并多次给他的     

廖公弦近年诗作漫评

廖公弦在《谈我写诗》中说:“每个诗人,每个读者,都有他自己的爱好,断不可强求一律。”我喜欢廖公弦的诗,就是我“自己的爱好”。读了他近年的一些诗作,颇有感受,就把它写下来。在看法上有与旧说相同的,也有不同于前人的,刘勰说过:“同之与异,不屑古今”姑且如此吧。廖公弦在诗歌创作道路上执着地追求着,不停地探索着;他追求一种有自己艺术个性的诗歌形式,探索一种民族的诗歌创作手法。他说:“实践会给我什么呢?只有实践知道。”他近年的诗作表明,这种可贵的探索,已获得可喜的成果。他的诗以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和     

试论徐志摩诗的思想线索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是一位有较大影响的诗人。他喜好一位朋友对他的评语:“感情之浮”、“思想之杂”。(见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他自己也说:“我的思想——如其我有思想——永远不是成系统的。”(《落叶》)思想复杂,并非杂乱无章。本文所探讨的,正是徐志摩诗的思想线索。     

略论贺敬之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

贺敬之是我国当代很有才华的一位诗人.他写的诗数量不多,但质量却相当高.他的诗作豪迈、刚健、清新,有着独特的艺术个性,有着鲜明的民族风格.他曾经进行了创造新诗形式的多种尝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总结贺敬之诗歌创作的艺术特点及其实践经验,对于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诗歌创作,是会有意义的.下面,我们想以贺敬之解放后的诗篇为例,来探讨一下他的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     

在司空见惯的东西中发现出美来——略论黄仲则诗的魅力

“一生未遇庸非福,半世能狂亦可哀”.这是清初诗人黄仲则评论他朋友的两句诗。移用于黄自己是再恰当也不过的了。他四岁丧父,艰苦备尝,才华出众。二十四岁在朱筠主持的有当地名流参加的太白楼宴会上,当众赋诗,“年最少,著白夹立日影中,顷刻数百言,十数人皆缀笔,八府士子竞写,一日纸贵”。但不阿权贵,三十五岁的壮年就在贫病交迫中去世。他多才多艺,散文、词、书法、篆刻、画都精,著名诗人洪亮吉、袁枚等均与之为友,甚赞其诗,认为不是才人之诗,也不是学人之诗,而是诗人之诗(万黍维)“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包世臣)。他的诗还得到后世很多     

新诗创作散论

诗歌创作是一个艰苦的、复杂的、独特的形象思维过程,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有些问题是用语言难以表达的。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体会和感受。我是一个诗歌爱好者,经常读诗,不断与诗友们一起议论诗,业余时间也搞点诗歌创作。本文想就新诗创作谈一点自己的粗浅体会和感受。 诗人罗洛同志说:“诗,只有是时代的,才会是不朽的。”的确如此。古今中外,哪一     

谈李国文小说的诗情特征

李国文说过,他不是诗人。确实,他不以写诗见称。然而,我们从他的小说里,却分明可以感受到一种诗的情境、诗的意趣、诗的韵味。要问这种感受是怎样来的?细想一下,与他作为小说家的审美态度显然大有关系。在一篇题为《我的歌》的创作谈中,李国文这样写     

郭沫若谈诗歌创作

“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个性最彻底的文艺是最有普遍性的文艺。”真正的诗,真正诗人的诗,不怕便是吐诉他自己的哀情,抑郁,我们读了,都足以增进我们的人格。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是人格创造冲动的表现。这种冲动接触到我们,对于我们的人格不能不发生影响。人是追求个性的完全发展的。个性发展得比较完全的诗人,表示他的个性愈彻     

论诗人丁芒的文学贡献

或许可以用“两栖”、“三擅”、“四维度”来概括丁芒迄今为止的诗学与文学事业。所谓“两栖”即丁芒自己“自嘲”和总结过的“两栖诗人”：兼写新诗和旧诗两种诗体。他发蒙于旧诗,成就于新诗,复又回归于旧诗,同时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倡导着新诗与旧诗的融合。所谓“三擅”,盖指丁芒分别在文学创作、理论批评和书法艺术三方面的擅长及其佳绩。所谓“四维度”是指他的诗歌及文学活动体现着四个维度：探幽古典,面向未来,身体力行,关注青少年。丁芒还是一位始终洋溢着生命热情的诗人,生命的感兴及其诗性表现常使得他的诗情超越时代的限制而通向久远,他早期战争年代写的诗及1983年写出《生命钟》后的诗大都体现了这个特点,特别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写的怨刺之诗说明了芒回复自我生命感兴以后才使得他的诗词重新获得了个我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