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散文化:诗歌文体演变的历史选择

中国文学行进到21世纪之际,遭遇了文化转型带来的重大挑战.电子传媒的便捷性与文化消费的多元化,改变了传统的文学书写与文学消费的程式.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带给文学文体的变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驳杂,怪异多端.以风雅名世的中国诗歌,也无力再续昔日的辉煌.当我们在回望古代文学或传统文化的辉煌成就时,偏偏多对新诗抱有责难,这是因为我们的古老文学曾经骄傲于世的只有诗歌,在诗文并提的正宗文学传统里,散文是一个宽泛扩大的概念,小说戏剧的地位只是到了现代才被认可.这样对照一看,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戏剧就少了许多优秀深厚之传统的对比压力,唯独新诗的每一步改革,都笼罩在古老诗歌的辉煌历史之中.一方面传统是新文学发展的宝贵资源,另一方面它又是新文学变革的强大阻力.当代新诗面临的处境,又多了一份复兴国学与传统文化思潮回望历史辉煌之际的抱怨与责难.     

从文类渗融和越界谈新诗的散文化

诗歌的散文化是一个古已有之的经验事实.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这一现象肇始于唐代韩愈"以文为诗"的创作实践,它催动了宋诗整体风格的转换,对古典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脉流的孑遗--延续到晚清诗坛的同光体(即宋诗派)诗潮,更是催生胡适文学主张的不可忽略的背景.但总体而言,古典诗歌的散文化是旧文学内部的结构性调整,它并未达到新诗的散文化这一根本性变革的高度,两者是不可等量齐观的.[1] 从更宽泛的视野来看,无论是古典诗歌或是现代新诗的散文化,都是一种文类的渗融和越界现象,它们共享了一些相似的文学机制运作规律.     

新诗格律化的诱惑与限度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以自由诗为主流,但格律化的创作时起时伏,也从未真正中断,在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还分别形成了两个关于新诗格律化的讨论高潮. 20年代新月派倡导的格律化运动是新诗格律化的第一次尝试.当时不加限制的口语化创作充斥诗坛,闻一多发表<诗的格律>一文强调新诗格律化的必要,提出以格式、音尺、平仄、韵脚来作为诗歌格律的基本衡量尺度.除听觉方面的格律外,他还特别强调视觉方面的格律,即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突出音乐美以外的建筑美,试图为新诗发展确立严密的规范.[1]     

重建新诗的节奏经验

一直以来,新诗的散文化问题颇受现代诗坛关注,尤其是在当下,诗歌创作遭遇许多困境时,重塑诗歌规范也颇受争议.一些学者开始极力倡导现代诗歌应该回到格律,回到古典诗学理论.传统诗歌固然有其经典传承之佳作,也不乏沁人心脾之意韵,然而主张将现代诗歌回到传统,笔者认为这规避了对现代诗歌的重新认识与阐释,不但不能解决现代诗歌目前遭遇的困境,甚至会将现代诗歌的发展引入歧途. 持有返回传统诗歌主张的人大多认为格律诗才是有节奏的诗歌,这无疑从另一个方面否定了现代诗歌的节奏.一般来说,节奏可以分为客观节奏和主观节奏两种.客观物质的规律性运动产生的是客观节奏,而人类大脑所产生的节奏感是主观节奏,主观节奏是体现在人的感知过程中的一种较强的主观性活动.     

新诗的散文美与散文化

主要探讨新诗的散文美与散文化问题,较深入地论述了诗与散文的不同艺术特点与文体特点,认为诗的散文美的命题不够科学,也阐发了克服诗的散文化的方法途径。     

以《女神》为例反思新诗"散文化"之路

<女神>是20世纪新诗散文化的典型代表.郭沫若对内节奏的强调与重视,使新诗的抒情本质得到了进一步凸现和强化.但同时,<女神>诗性建构方面的粗疏与随意也清晰地表明,第一次新诗革命留下的只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成熟和完善的现代汉诗形态,这正是21世纪第二次新诗革命的起点和必须担负起的历史使命.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生

以新诗文体为例,首先论述译诗集中体现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特征,引领中国新诗朝着“现代”的方向发展;进而认为翻译诗歌是中国新诗现代性的推动力,反映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诉求;最后从具体的角度出发,分别论证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形式、精神情感以及先锋特质、颓废色彩等现代性因素与翻译诗歌之间的关联,从而说明翻译诗歌在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翻译与中国新诗

翻译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世界文学的经典，而且在经典之外使我们第一次形成了世界文学的概念，在我们旧有的文学传统之外也提供了一个新的传统，一个自身传统之外的传统。它也使文学进一步获得了独立意识。回顾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我们注意到，文学翻译与新文学运动几乎是同步进行，影响也是互相的。     

闻一多新诗与中国古代诗歌的联系

闻一多对待中国古诗的态度 ,不同于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及其反对者 ,主张精神继承传统 ,技巧无妨西化。他的诗承继传统诗歌的爱国气节和维护人格独立与尊严的精神。文章将闻一多诗歌理论与古代诗论作比较研究 ,阐明闻氏诗论的渊源 ;将闻一多诗与古代同类题材诗比较 ,阐明其相通之处 ;将闻诗与李义山等人诗词的词语作比较 ,阐明闻诗在诗化语言方面所作的特殊贡献。     

论当前新诗语言存在的问题

当前新诗语言的口语化、散文化,犹如一把双刃剑,为新诗开辟了道路,也为新诗带来了很大流弊.为此,重新审视新诗语言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从吴芳吉白屋体新诗看中国新诗的发展途径

吴芳吉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对新诗发展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并身体力行写下了大量的白屋体新诗.吴芳吉主张新诗要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要与西方平等交流,要继承传统精华为我所用,要创新,要有时代新精神,倡导写真诗、抒真情.     

余光中"适度散文化"的诗歌理论与实践

余光中是诗、文兼擅的当代作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在诗歌理论与创作中倡导和应用"适度散文化"的艺术方法.此一方法既是对中国古代"以文为诗"传统的回顾和借鉴,更是一个现代诗人、诗论家为促进现代诗创作的健康成长而提出的开拓性命题.     

闻一多、何其芳的新诗格律理论之比较

闻一多的新格律诗理论和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理论是新诗史上最重要的两种格律理论。前者奠定了新诗格律的基本框架。后者在批判地继承前者的基础上创造出更科学、更自由、更成熟的格律规则。从形成原因、具体规则和历史得失三个角度比较两种理论是本文的归旨。     

英美意象派诗歌理论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

英美意象派诗歌在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诗歌理论不仅直接加速了中国的新诗革命,还参与和影响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理论的建构。论文对英美意象派诗歌理论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阶段及特点进行了梳理,以期揭示其与中国现代新诗的不解之缘。     

毛泽东诗词与中国新诗的发展

由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创作成就,他的诗词对中国新诗的影响,是方向性的、全局性的影响。在新诗和旧诗多元共生的战略格局中,毛泽东的诗词在内容和形式、生活和艺术、诗歌和读者诸方面,都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毛泽东诗词不仅属于过去和现在,也属于将来,它将激励我们去创造无愧于中华诗国传统的民族新诗歌。     

中国现代“散文化小说”论

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便有“散”的一脉存在,“散文化小说”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本文旨在描述其状貌,廓清其特征,认为,中国现代“散文化小说”是抒情的小说,非戏剧性小说,抒情性与结构的非戏剧性就是其核心特征。     

胡适与中国新诗艺术

胡适是中国新诗的开拓者。本文论述胡适与新诗艺术的关系，论述他的理论、创作实践对新诗艺术的贡献，他在理论上、创作中的失误和局限以及对新诗艺术的影响。试图在对胡适在新诗艺术中的作用的评价中，探讨新诗艺术的形成发展、艺术特色与局限等问题。     

新诗与歌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转折

新诗的出现和歌谣运动的发起都是新文学运动影响下的产物。新诗吸收了歌谣在语言、节奏方面的优点,从而使其走向现代化、中国化、本土化。歌谣在发生源泉、创作者以及形式方面向诗歌靠近,借助诗的影响提高其在学界的地位,从而奠定歌谣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新诗歌谣化,完成了生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统一,推动了现代诗的发展;歌谣诗化研究,完成歌谣身份的转化,为歌谣成为现代学科奠定基础。新诗与歌谣的相互影响,加快了文学现代化的步伐,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新诗名家与中国古典诗学

20世纪的新诗名家,大都有着深厚的古典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这些新诗名家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现身说法,坦承自己新诗创作与古典诗学的密切联系;另一种是虽未明确表述过自己对古典诗学的纵向师承,但其新诗创作得力于古典诗学之处仍斑斑可见.关注新诗名家与古典诗学的承传关系,对于打通中国诗歌史、提升新诗创作和理论批评水准、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诗学体系均有补益.     

文化转型与中国新诗

在考察文化转型期本土与外域的文化联系与冲突时，时间差和空间差有助于为中国主流诗人定位，也有助于对中国新诗发展前景的把握。中国新诗应当是现代的，面对现代人的外在世界与心灵世界，面对传媒的现代化和２１世纪文学主潮，有所调整与回应。中国新诗应当是中国的，在世界诗歌的开放网络中，实现中国时空的自主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