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君非甚暗”透析

崇祯帝不像历史上的“亡国之君”那样遭人唾骂 ,而是颇受同情和赞誉。他个人品质不坏 ,但这不是评价他的主要标准 ,主要在于他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崇祯帝不知恤民 ,加征不断 ,逼迫千千万万老百姓背井离乡 ,饿死沟壑。崇祯时的大饥荒实际上是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崇祯帝用人多疑 ,赏罚颠倒 ,自作英明 ,委过臣下 ,终至亡国。身为亡国之君却赢得好名声 ,形成这一特殊历史现象的原因是 :崇祯帝汲汲邀誉 ;处死魏忠贤 ,获得了士大夫的同情和赞美 ;汉族士大夫把对满清的敌视化为对崇祯帝的怀念 ,清统治者借崇祯帝笼络民心     

论崇祯帝与明清兴亡

明清兴亡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重大事变.它是明末社会矛盾总爆发的必然结果,但也与参与事变的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所起的作用密切相关.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就是明清兴亡的一大关键人物.他在位十七年,最终导致明朝连同他的生命与之俱亡.他至死不悟,宣称:“朕非亡国之君.”事实上,他的所作所为,一切举措,包括他的性格,无不给予明清兴亡以重大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崇帧帝的全面评述,以辨明清兴亡之真相.     

刘基的悲剧及其在诗文中的表现

刘基是元末明初重要的诗文和寓言作家,也是明朝的开国元勋,然而其一生却是悲剧,刘基无法与没有受到多少教育的、游民出身的朱元璋磨合在一起。这与刘基的教养、能力、才情和既往的经历都有关系。朱元璋以他才略和特殊的机遇赶走了蒙古统治者,建立大明。然而正如清代历史学家赵翼所说,朱元璋是个“圣贤盗贼兼而有之”的开国之君,他的雄猜刻忌和独断独行的性格大大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而且他的残忍好杀在示范作用影响了后世明朝历代皇帝。     

船山爱国思想以忠君为内核

<正> 王船山以君臣为大伦,为明朝君主奋斗到最后一息,说明——在明清交替的社会大变动时期,王船山的以君臣为大伦的忠君观念,成了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内核.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他为明朝君主呕心沥血直至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王船山看来,要解决社会由乱到治的问题.关键在于臣民必须忠君,在于严格地维持封建宗法君臣的关系。因此,不管君主坏到何等程度,臣民只有救君失误之责任,而无咒君、辱君甚至反君之道理.就是说,即使是暴君在位,也只能听其自亡。他说:     

谈李煜及其词

一、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 南唐后主李煜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他作为一个小小封建帝国的亡国之君,在政治上是彻头彻尾地失败了,除了赢得了南唐父老洒给他的一掬哀伤的眼泪之外,他所得到的只是荒淫昏瞆的坏名。但是,作为一个词人,他是完全成功了,赢得了“足当太白诗篇,高奇无匹”(谭献《谭评词篇》)天才诗人的桂冠。他的词流传千古,至今仍能撼动着人们的心灵。因此,失败的政治家和成功的艺术     

甲申之变前明朝面临的历史选择

甲申之变前的两年中,明朝一直在试图摆脱危机,事实证明,也确有许多转危为安的历史机遇。朝臣对当时的局势认识相当清楚,先后提出多种可行性建议,先是倡导创建地方军,而后提出及时召回边防戍军保卫京师和迁都南京等。如果崇祯帝很好地采纳这些建议,明朝便很有可能转危为安。但在历史机遇面前,崇祯帝作为最高决策者,缺乏主观能动性,一再错失良机,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读通鉴论》二题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说历代兴亡之事,意在对明朝历史作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尤其是在民族问题上,他借古讽今,表现了他在明朝灭亡后坚持民族气节的高尚操守;因家国亡于异族入侵,借《资治通鉴》以诉亡国之恨,在王夫之前有胡三省注《通鉴》,后有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每当国家民族处于危亡之际,一些有民族气节的学者皆会从历史中寻找精神寄托,鼓舞信念。     

试论李煜的生活与其创作的关系

五代南唐末代国主李煜是一位著名的诗人。李煜才貌不凡,人称他“为人仁孝,善属文,工书画,而丰额骈齿,一目重瞳子。”他“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成天混迹于粉黛裙钗里,风流倜傥,而又性情儒懦。李煜二十五岁继位,三十九岁时南唐被赵宋所灭而成为俘虏,不久被宋太宗赵光义赐死,年仅四十二岁。在他短促的一生中,既有身为国主、享尽荣华富贵的经历,又有沦为亡国之君、做阶下囚的悲惨遭遇。这种前后荣与衰、乐与悲的强烈反差,极大地改变了李煜的性情与气质,也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至尊之位 至卑之人——《水浒》宋徽宗赵佶形象赏析

在浩如烟海的古典文学著作中,很少有把帝王作为反面形象塑造的,而《水浒》作者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不成器的亡国之君。让我们来看看施耐庵是如何塑造宋徽宗赵佶这一形象的?也看看这个形象在人们中产生了什么后果? 一、“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宋徽宗赵佶,是北宋第八代皇帝。这样一个地主阶级的最高头子,虽然身居至尊之位,但是,《水浒》的作者却有些“免俗”,并未给他戴上什么灵光圈之类。作品一开头,就是那么实实在在、朴朴素素地介绍了他的素质:     

《桃花扇》悲剧精神探源

孔尚任出生在明末清初这种"血与火"的时代。《桃花扇》的悲剧精神不仅与作家生活的时代有关,还与作家的坎坷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孔尚任在淮扬治河期间曾对明朝遗老进行了广泛走访,并实地考察了明朝的遗迹,这加深了他对南明覆亡的悲剧性认识。孔尚任在创作《桃花扇》的过程中参阅了侯方域的《壮悔堂集》,可以说侯方域的悲剧人生也是《桃花扇》悲剧精神的重要源泉。     

从子君看“五四”新女性的悲剧命运

鲁迅小说《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是个"五四"新女性,她勇敢地冲破封建家庭的樊篱,选择了自己追求的路,但最终却是悲剧的命运。这既有社会原因,也有个人原因。子君的悲剧是当时整个女性悲剧命运的写照。子君等"五四"新女性的悲剧命运启示我们:女性只有经济独立,才能跨出追求"人"的独立的第一步;而只有整个社会解放了,女性才能真正得到解放。     

"亡国之臣":崇祯朝言官述论

崇祯朝,在明末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影响下,言官严重腐化蜕变,对明朝灭亡产生了推波助澜的恶劣影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终成为亡国之臣.     

王夫之《读通鉴论》中的“富强”价值观

王夫之生活于明亡清兴、改朝换代的动荡时代,他作为明王朝的遗民,亲眼见证了明朝的灭亡,在他心里打下了深深的亡国之痛的烙印。明朝的灭亡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国家积贫积弱、社会财富分布严重失衡,民不聊生导致的恶果。因此,王夫之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非常关注各朝代的经济、民生问题,他时刻在思考国家如何才能走上富强之路,于是撰写《读通鉴论》。该书中有关国富民强的经济思想在当时无疑是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许多观点与百余年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撰写的《国富论》中的自由经济思想颇有相通之处。     

明帝列传研究的新收获──读《弘治帝》

明帝列传研究的新收获──读《弘治帝》李正中明代共有十六帝，建国以来对明朝开国皇帝朱元津和亡国君崇份的研究硕果累累，但对明孝宗的研究却停留在一般的叙述和介绍。由《历史教学》杂志副主编李梦芝同志撰写的《弘治帝》则填补了这一空白。该书共分“嗣位多厘革”、“...     

廉政兴邦 腐败亡国——一代王朝兴亡的历史教训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王朝,从1368年建国,到1644年覆亡,先后16个皇帝,历时277年。这个王朝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很大,它的历史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 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出身贫寒,借助于元末农民起义,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取得天下,建立了封建社会晚期的君主专制王朝。由于他来自社会的最底层,深知政权来之不易,为了巩固这个王朝的统治。他奖廉惩贪,注重吏治,减轻赋役,与民休息。即位不久,他曾下诏给地方守令,告诚说“天下初定,     

陆定一论皇帝

陆定一同志论皇帝说:“中国历史上统治术高明的皇帝不一定是有学问的,有学问的皇帝统治术不一定高明,甚至可能是亡国之君。隋炀帝是文学家、音乐家,李后主词写得很好,宋徽宗诗和绘画、书法无一不精,这些人都是亡国之君。(以上见《光明日报》1997年5月陈清泉怀念陆定一同志文)。 我认为陆老的话很对。统治高明的皇帝首先应属汉高祖刘邦,我在《枫窗脞语》里写过《刘邦驭下有术》,刘邦在秦时当上亭长(等于今天的     

王船山的史学思想

王船山因身遭国变,创巨痛深,为了总结明朝亡国的教训,寻求民族复兴的途径,他注重研究历史。在王船山以前的史学家,多数把史学作为知识储备或作为一种知识结构来看待。比较深刻的认识是把历史看作一面镜子。     

论宋濂入仕明朝前的古文观及仕隐观——当前宋濂研究二热点新探

在入仕明朝之前,宋濂的古文观念经历了由师法司马迁、班固到以六经为本、司马迁及班固为辅的转变,这为他在入仕明朝后向文道合一观念的演进起到了桥梁作用.其古文观念的转变与元代科举程式、婺州理学风尚及师长影响密切相关.得君行道始终是宋濂的政治理想,拒绝元朝之聘、入仙华山为道是他早年所固守的必待君王礼遇才肯出仕观念的集中体现,十年后接受朱元璋之聘则是该观念发生转变的结果,这一变化是岁月虚掷、战乱日益加剧共同作用的产物.     

明专制政体下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从刘宗周之末世谏诤看

明太祖之祖制,相对而言是中国古典政治中皇权专制比较强烈的制度,然经儒家士大夫的努力,已有所化解。作为亡国之君的崇祯,是明代君主中之专权者。本文通过刘宗周对于崇祯的谏诤,揭示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君道极至,在于无为,此为"虚君"之理念。落实于明代政治制度而言,如刘宗周所争,则为以票拟归内阁,以庶政归部院(包括以刑狱付法司),以献可替否付言官。     

论王夫之理欲观

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是理欲之辩,它发端于周、张,形成于程、朱,发展于陆、王,完善于王夫之。然而,不论是周、张、程、朱、陆、王,还是王夫之,无不都把理欲之辩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观中,无不提出王道政治,使天下归于仁政,以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王夫之时代,围绕理欲中心,各家学说相竞相长。然而,他们总不能超出明清封建社会的窠臼;任何激进的思想也都不可能从根本上突破封建的伦理纲常,当然也不可能提出一套与之对立的理欲思想。尽管王夫之通论诸家,但是,对于时代的园囿,他也不能例外。在恪守封建大义的明代遗臣王夫之看来,汉祖唐宗才是践履仁义之道的风范,而明朝的衰败,正是失仁失义的结果。他以清醒的眼光,一方面对理学进行分析,洞察其中的瑕疵痼疾;另一方面又对李贽等人过火的纠偏思想,产生了忧虑与不安,决心动手解决理欲之辩的新课题。王夫之的思想传统及阶级地位,使他触目现实时,面对清贵族的统治,而痛感“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面对农民起义的风起震荡,而疾呼“举天下狺狺薨薨而相怨一方,忘乎上之有君也,忘乎先世以来,延吾生以至今者,君也;忘乎偷一日之安,而尚田尔田,庐而庐者,君也。其天性中之分谊,泯灭无余,而成乎至不仁之习也,久矣”。他痛心疾首于仁义不行、君道毁坏。正如范仲淹《岳阳楼记》所写的“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王夫之身居荒山陋室,怀揣天下王道政治的兴衰。他忧国忧民的心境,不满足偏激之说(李贽)的情绪,拯救理学的愿望,凝于笔端,曾抒发在他的诗词中。且读他的《夜坐吟》:“长莫长,冬夜寒,明霜流空天宇宽。朱灯明,思未阑,昔日之日未足叹,今日之日百忧攒。古人不可问,流俗空漫漫。吾何归,归何叹。明星烂,晨鸡喧,抱孤心,临万端。”忧愤与抱负,全然可见。充分表达了他匡救时弊,继往开来,要建立崭新的理学理欲观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