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都市民俗的文学书写

都市民俗是在都市环境中蕴育形成的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及语言民俗等。在20世纪华洋杂处的上海,都市民俗形成了其特有的兼容并蓄的特点。对上海都市民俗的文学书写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的“异质民俗”书写、40年代新市民作家的“日常民俗”书写,以及80、90年代当代作家的“民俗寻根”书写等阶段,从而建构起了一条跨越时空的都市民俗文学书写的独特的风景线。都市民俗的文学创作承传也积淀着作家个人的文化情结与国家民族的文化记忆,具有文学史的意义与价值。     

论仪俗与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审美特质

民族文学有其独特的审美特质,这一点得到了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可。然而,独特的审美特质何以形成、何以体现等问题却较少得到系统的研究。由于仪俗不但是民族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主要载体,也是民族文学中无法回避的书写逻辑,因此,以仪俗为切入口,探讨仪俗与少数民族小说审美特质的形成之关系当是一个较为合理的研究路径。研究发现:通过仪俗书写,少数民族小说在地理空间(文化空间)、生态空间、无意识空间以及空间结构等方面,形成了其复合而独特的空间美学特质。     

当代城市文学中的上海怀旧情结

在当代城市文学中,上海的文化怀旧是一个独特的典型,体现出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一种文化个性。上海怀旧情结从根本上来说,实际上体现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物质文明背景下,城市居民的文化精神的缺失和迷茫。     

现代交通工具与文学书写方式的变革

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社会生活习惯及价值观念,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具体说来主要有三方面:其一,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使人们心理体验方式存在诸多现代转型,导致了文学书写体验的现代特质;其二,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拓展了城市人的人际交往方式,拓宽了文学中故事的书写空间;其三,现代交通工具导致的机械化的生活也影响到人们的日常行为及人生选择,使文学中出现了欲望各方面都简捷化的"单向度的人"。     

《现代》杂志与上海文化

30年代的上海以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确立了在中国的中心地位 ,各种充足的文化资源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 ,催生出一份当时最具现代特质的先锋文学刊物———《现代》 ,使得该刊从多元化、商业化、开放化的文化母体中汲取养分 ,滋润和影响了它的整个生命流程 ,形成了它独一无二的编辑风格及文化景观。它为现代文学的各种样式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园地 ,以开放姿态打开了一个与世界文学连接的窗口 ,并在文化市场体制下开拓了一片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园地。《现代》杂志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现代中国市民小说的市井意识

现代中国市民小说创作充满了浓郁的“市井意识”,已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如何正视中国市民小说的这些特质及其独有的某些形态、深入到具体的历史情景中去而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概念和范畴来定义和分析现代中国市民小说,应是文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文学精神的承继与嬗变——鲁迅对满族作家端木蕻良的影响研究

满族作家端木蕻良以小说创作著称于世,作品充满着深刻的历史意识和文化观念,也传达着这位"土地与人的行吟诗人"非凡的艺术神思和民族情感.这与作家明确的族属身份和地域意识关系密切,更与作家在思想精神层面自觉服膺现代大师级人物鲁迅有关,除二萧之外,端木在文学道路上也深深受惠于鲁迅,在诸多的有关"东北"的书写中,建构并赋予民族艺术丰富而独特的文化气度和现代品格,同时以直指心灵的血泪书写,完成对鲁迅的文学精神和艺术精髓的继承和发展.     

民俗文化与中国文学精神的现代转型

整个中国文化由上层文化、中层文化、下层文化三个层次构成。民俗文化属于下层文化的范畴,其精神特质主要体现为反抗精神与平民精神。民俗文化的这种精神特质对中国文学精神的现代转型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政治中国"与"乡土中国"的谛视观照--关于李锐小说的一种解读

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李锐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叙述方式,立足本土,面向历史,深刻地书写了他所体察到的中国人处境中传统的失落与现代的悖谬的"双向煎熬",从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精神和文学现象.     

梦幻书写与现代女性主体的精神成长

现代女性小说的梦幻书写与传统女性梦幻书写截然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女性主体的精神成长,是一种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现代梦幻书写.这在现代女性小说对梦想的自主追求、回望往事与想象未来、对社会现实的梦幻思索等方面的梦幻书写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论20世纪上海书写的文学范式与图景

20世纪上海书写有两种文学范式,即以茅盾为代表的突出社会问题和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日常生活的范式。在两种范式中,突出社会问题的一翼基本上被置于“左翼”意识形态的观照之下。张爱玲将笔触伸向全体市民,书写着庸常琐事和乱世悲欢。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主要继承了突出社会问题的书写范式,但它又与突出日常生活的书写范式潜在地对接。在整个历史进程的中间环节,它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尼采的神话观与现代主义神话叙事

作为现代哲学的开创人之一,尼采在其悲剧的起源和历史的研究中,摈弃了德国浪漫派试图利用神话恢复有机统一性的观点,提倡以酒神精神抵抗现代科技文明和理性带来的人力孱弱和颓废困境,以期唤醒和恢复作为人类生存本质的强力意志。而现代主义也从神话中找到了现代理性批判这一契舍点,使神话叙事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显要特质,发挥着其在现代语境下的隐喻和救赎功能。尼采的神话思想对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神话回归产生了一种启示作用和预见性影响,在促进神话的现代书写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从而使现代文学中的神话回归得以产生一种哲学内涵和意义。     

论上海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流失

上海文化的开放性、个体性、商业性,使上海文学具有先锋性、多元性、消费性的特征,逐渐形成了上海文学独特的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文学的传统开始逐渐弱化。虽然新时期的上海文学有着新的生机、新的面貌,但是在继承上海文学传统中仍然有着诸多的缺憾。     

论中国现代小说的感伤倾向

在中国现代叙事语境中,苏曼殊以其独特的风格,开现代浪漫感伤小说的先河。五四时期的文学普遍存在着浓郁的感伤,郁达夫为现代感伤抒情小说提供了成功的审美范式。本文缘现代小说的感伤倾向,考察其流变和风格表征,剖析其审美特质和生成机制。     

韩国的上海文学研究及其"本土化"启示

上海是中外文化的交汇点,上海文学也是中外文学交汇的产物.外国人参与的"文学上海"不仅塑造了上海文学,也深刻地参与到了上海城市品格的塑造之中.对于韩国汉学家而言,上海不仅是他们熟悉的中国都市,也是现代中国乃至东亚城市的缩影.研究上海文学,不仅寄托了他们通过文学观看上海及现代中国的心愿,也是另一种反观与思考自我的方式.韩国汉学研究富有个性与创见,能够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本土化带来启示.     

革命现代性语境中失语的“大他者”——论“十七年”文学的上海书写

在现代文学中独领都市文学风骚的上海,1949年后,遭遇到了自己的尴尬境地。在红色共和国追寻革命现代性的主流话语规训下,上海,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言说革命现代性的话语承载"主体",在"十七年"文学的上海书写中历经几度变形。在主流革命话语叙述视野中,上海的现代性承载"主体"角色,被工农兵革命者赋予了道德化的变色外衣。由于对城市疑虑、警惕、恐惧,表现在文学中便是对上海的"恶魔化"处理,上海作为腐蚀革命意志的渊薮,成了一朵"恶之花",成了革命者对城市恐惧症的替罪羊。经过一系列改造的知识分子话语诉求载体的上海开始遵循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训和召唤,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红色转身"。上海作为共和国追寻革命现代性的异数与另一种风景,"小资"式的华丽与精致的"狐步舞"却又在红色的外衣下悄然现行,勾起了人们对繁华的艳羡目光和现代梦的渴望。在共和国追寻现代的革命语境中,上海始终无法以自己的话语言说自己,无奈地几度上演"变形记",尴尬地成了失语的"大他者"①。     

论上海文化语境中现代派的“传统质”

上海文化是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形成的一种开放多元的综合文化,在其无比"现代性"的另一面,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传统质"。在上海文化濡染下产生、发展和嬗变的中国现代派文学在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经验的同时,也鲜明地彰显出怀乡情结、浪漫情怀、通俗意识等传统文化的精神特征。     

记忆的想象与重构——论新世纪以来上海文学中的城市怀旧

新世纪以来上海文学中的城市怀旧展现出了很多新素质。这些新素质从上海的表里两面全方位地挖掘记忆中的上海形象。它的怀旧一方面走着时尚化和商业化的路线,为我们呈现光彩夺目的上海风情;另一方面它又深入到城市深处,对上海进行祛魅。这两种不同的解读方式使上海的怀旧书写形成一种张力,在此之下我们窥见了上海的表与里,真与幻。     

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融合——论王安忆《天香》的经典性

《天香》是一部蕴含丰富的现实主义小说。申府的兴衰故事折射出明朝上海的风云变幻和器物工艺的繁荣。陌生化的历史背景、精彩的故事和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审美的人物形象,使作品富有趣味性和可读性。对器物之美的赞扬,以及对人性本真的倡导使作品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具有知识性和启迪性。《天香》是雅与俗的结合,是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融合,具备现代文学经典的特质。     

新世纪文学视域下中国形象的诗性书写

中国形象的诗性书写是新世纪文学一种新的表意动向。这种书写实际上是一种重述中国的文学行动，它重构了中国经验与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这种诗性书写是通过回归与激活传统美学而实现的，传统文化精神与美学风格是它的基本资源依凭。美好人性人情、具审美现代性质素的文化乡愁与故乡记忆、具形而上性质的精神境界与意义世界、神秘地域文化与民族神话叙事等形构了中国形象诗性书写的审美意涵；在艺术形式与话语风格方面，这种书写氤氲着一种古典美学趣味，表现出鲜明独特的 “中华审美风范”。从深层文化意味来看，这种书写是新世纪文学关于中国形象的灵魂书写与精神烛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