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在叙拉古”:“政治精神性”中的主体性实践

福柯对伊朗革命持支持立场而被人称为他的“叙拉古问题”。他为伊朗革命中的“政治精神性”所着迷，然而遭到了知识界众多批评和指责。本文尝试理解“政治精神性”，并对福柯所持的赞许态度做出明证。通过分析福柯1978年以及之后的思想著作，文章试图阐明福柯支持“政治精神性”的两种层面，它体现出人的集体意志和超越世俗性的力量，在福柯眼中它们就是反抗西方理性政治的有力武器。加上福柯对多元文化的偏好，造就了他对伊朗革命的支持态度。“政治精神性”同时联系起了福柯思想中后期从政治到主体的两大元素，他从政治领域的“生命政治”到伦理领域的“自我技术”，都在探究个人如何转变其自身主体性，并沿着主体性实践开展他的现代性研究。福柯并非完全正确，但他借伊朗革命所体现的政治精神性，为公共政治领域讨论提供了一种主体性实践视角的新立场。     

“从无知到有罪”——福柯论“俄狄浦斯王”中的三重“知识-权力”交织

从福柯对戏剧《俄狄浦斯王》的阐释中可看到他对“知识-权力”框架所做的理论补充。福柯试图去除传统解释中知识和求知欲望之间看似自然的因果链关系,而代之以引入知识与权力的复杂关系,以此阐述现代真理话语系统机制的产生。福柯认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解释的俄狄浦斯确实打破了传统认知,但过分抬高了性欲望的理论地位;俄狄浦斯剧更能反映的,是知识话语中真理的发生以及权力机制的运行。在福柯看来,《俄狄浦斯王》不仅体现了自我知识的揭示,还展现了不同类型知识的冲突、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复杂交织,并且反映了真理审判程序的应用。福柯对《俄狄浦斯王》的分析视角,也喻示着他从具体权力机构考察到古典时期诸权力思想研究的转变。     

当思想史家进入思想史--重提福柯的"间断性"概念

间断性是福柯早期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它的意义、地位一直的是国内外学界争论的焦点,甚至福柯本人也加入了战团.在了解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细心地梳理福柯的著作,我们发现他在不同的作品中对这个概念的用法不是完全一样的,从而此概念的意义也就呈现为一个变化的过程.因此,面对一个"戴面具的哲学家",探讨其思想的变化历程可能比弄清他的立场更有意义.     

追随幸福的脚印

“活着不是应该,需要你的选择,无聊但我不空虚,这是我个人的决定。我快乐,因为我没有主义;我快乐,因为我什么都放弃。”他唱着陈底里的《我快乐死了》,心越来越迷惘,什么是快乐?哪儿才有幸福?如果他像陈底里那样什么都放弃,能站在幸福的门前吗?他把疑问装进背包,决定寻找他的“幸福伊甸园”。     

批判的抵抗——福柯和布尔迪厄

人的身体究竟是不随历史和文化而变,还是随社会制度而生?现象学,特别是梅洛—庞蒂会选择第一种答案,而后来的法国思想家,象M.福柯、P.布尔迪厄等人则认为,主体性在更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和历史因素构筑的,这些因素不在意识之中,因此很少为现象学的省思看破。福柯和布尔迪厄想在较早先现象学运动所涉及的更大范围内表明:我们的大部分行为是如何已经由各种我们没有注意、或许不可能注意到的方式内置到我们的身体之中的。     

人际关系智能在高中作文教学中的应用

加德纳教授所提出的人际关系智能使我们能够理解他人并与他人交流,还能够注意到人们在情绪、气质、动机和技能方面存在的差异。这种智能的拥有者能够与他人形成并维持关系,并且能在群体中承担不同的角色,如小组成员或领导等。因而,人际关系智能比较强的学生喜欢与人交往,具有影响其他伙伴的能力,这些学生往往在小组工作、团队努力与合作项目中表现出色。     

马克思主义需要辩证地解读——试析福柯的微观政治理论对唯物史观的挑战

福柯的微观政治理论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发起了严峻的挑战.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需要辩证地阐释和理解,而不能直接挪用.福柯的挑战不仅源于福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而且源于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本性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效应.资本的霸权使揭示资本奥秘的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仍然是根本性和基础性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是面向21世纪的基本议题和理论旨趣.福柯虽然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忽视或重视不够的问题,但我们认为,任何理论、范式和视角都既是一种澄明,同时又是一种遮蔽,马克思主义并不必然要涵盖所有的主题.任何理论的探索都不能取代和置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视域,马克思主义仍是我们赖以出发的基石和必经的桥梁.     

福柯的哲学谱系及其修行面向

福柯受哲学好奇心的驱使，踏上了摆脱自己、超越自我的哲学征程。考察福柯晚期思想演变发现，福柯一直做的是哲学工作，其中对自我的关注以及对现时当下的关切贯穿始终。福柯晚期在与柏拉图、斯多葛主义、犬儒主义及伊壁鸠鲁主义的思想碰撞中，对哲学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将哲学看作是一种体验、一种操练，是思想对自身展开的艰苦劳作，目的是培养一种哲学气质。     

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两种形成对照的逻辑——评 F.朱利安:《变化过程还是创造:中国儒家思想导论》

如何研究中国思想这个对我们的文化来说过份陌生的领域,而不致陷入三百年来西方的解释所提出的一大堆难免不够确切的公式中?就拿孔子学说来说吧,不是已经使他的推理方法成了某种有害的模棱两可的东西了吗?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以这种方式给他们的主要传统贴上标签,孔子第一个致力于传授这种传统,但丝毫没有打算给这种传统冠以他自己的名字。弗朗索瓦·朱利安在谈到中国的儒家思想时试图摆脱这种困境。无论如何,他是在进行某种尝试,这种尝试大胆地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中国学。毫无疑问,仅仅为了摆脱而摆脱是不可能走得太远的——归根到底,儒家这个术语不也是模棱两可的吗?但是,如果这确实是非常策略地     

你凭什么不受伤?

伤害面前,你可以选择倒下,或者成长。年轻的时候,我总认为,感情上的磨难是可以躲过的。如果碰上了,一定是这个人不够聪明,一个聪明的人怎么会在感情上遭遇失败呢?他(她)当然会遇到一个珍惜他(她)的人,然后他们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一辈子。     

一种肯定的权力理论的形成：基于福柯与康吉莱姆关系的考察

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福柯逐渐发展出一套有别于过往基于“压抑假说”之权力观的新权力理论。尽管这种权力理论具有强烈的福柯色彩，但是通过这一时期的关键词“规范”，我们仍能清楚把握到康吉莱姆对福柯的影响。实际上，康吉莱姆所厘定的作为内在的、肯定性的生命形式的“规范”概念及其使用方法，不仅为福柯提供了摆脱“压抑假说”，构建肯定的权力理论的可能性条件，而且在福柯对自身权力理论的不足进行克服时，与之产生了共鸣。     

主体性、谱系学和身体——福柯对尼采哲学的接受

福柯整体的思想方法来自尼采,福柯曾说,自己只是运用尼采的哲学方法思考了一些历史,福柯受尼采影响最大的是尼采的谱系学和透视主义.尼采和福柯的哲学实际上都是对现代的主体性进行反思.福柯的思想的起点是我思和疯狂史,尼采曾说,笛卡尔禁闭疯癫,这直接给福柯提供了思想灵感.福柯走出现象学和存在主 .义主要借助了尼采,在尼采的启发下,福柯对身体现象学进行了深入思考.     

从基督信仰维度对法治的追问

我们正面对的社会危机是整体性的,而这个整体性危机与宗教信仰和法律信仰的丧失有关。真正的法治需要人们对法有至上感、可信赖感、神圣感及对法制之于我们人类的自由幸福有可依托感。但是现实情况绝不容乐观。法律自身如何能被“信仰”?法律自身如何能“至上”?法律自身如何能“神圣”?法律自身如何堪承保障人类自由幸福之重任?法治怎能自我完善?法治的完善不在自身乃在对于超验真理的坚信,只有这种坚信才能使人生发仁爱、公义、责任感、使命感,使人类不仅能够制定良善的法律,而且能够忠心地遵从和执行法律,建立善义的社会秩序,使人们共享公义的生活。法治的完善以爱为它的最高价值目标,但法治本身并不能生产爱;惟有以牺牲之爱成全律法的基督是我们真正的自由之源、爱之源,基督的牺牲之爱能够带给人们仁爱的能力,只有这种爱能够胜过世界短暂的利益之争,法治的所有理想在基督信仰里得以成全。法治与基督信仰的完美联结是我们可以向往美好社会、美好生活的智慧选择。     

霍伊对哈贝马斯的批判

二十世纪是个充满动荡和变革的时代,因此也是一个出思想家的时代,应广大读者的要求,我们设立了“本期学术人物”栏目,意在陆续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些对二十世纪的国外社会科学研究产生影响的国际学术人物。 本期介绍的大卫·霍伊教授系美国当代著名后现代思想家。他的The CriticalCircle:Literature,History,and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中译本译作《批评的循环——文史哲解释学》)一书早已被中国读者所熟悉。近年来,他一致致力于福柯和哲学解释学的研究,积极参与当代西方有关后现代主义的对话和讨论。他发展了福柯的系谱学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系谱学解释学”。霍伊教授是个善于思索、勤于笔耕的思想家,继《批判的循环》之后,他于1994年又出版了《批判的理论》一书,目前正在撰写另一本定名为《批判的抵抗》的著作。本期所发表的《批判的抵抗——福柯与布尔迪厄》一文便是该书的一部分,应本刊编辑部之邀,特意寄来先期在本刊发表。《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批判》、《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批判》也是霍伊很有代表性的二篇文章。加上编辑部特邀专家撰写的《霍伊对哈贝马斯的批判》,我们不难看出,霍伊是一位批判意识、参与意识很强的思想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他看作是一位“批判的思想     

没有担保的马克思主义——论霍尔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第三种立场”

斯图亚特·霍尔（stIlartHall）是英国文化研究中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他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英国文化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霍尔通过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以及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新的解读，形成了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第三种立场”。这对我们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哈贝马斯对福柯谱系学研究方法的批评

谱系学是福柯重要的研究方法,通过这一方法,福柯关注了诸如疯癫、精神病院、罪犯、监狱等处于理性边缘的"非理性的历史",其目的是要反抗追求"本源、本质、同一"的传统历史研究方法,并揭示出权力对知识和理性的控制。而哈贝马斯却指出福柯的谱系学研究方法仍然没有走出主体哲学的困境,不但深陷相对主义的泥沼,而且就连对权力概念的使用都自相矛盾。虽然哈贝马斯对福柯的谱系学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我们仍要对其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尤其是要看到这一方法所蕴含的反思精神和反抗意识对今天学术研究的意义所在。     

褚时健：80多岁了,心还是不甘

因为好奇,我问了褚时健先生一个问题,＂褚老,您最快乐是什么时候？最艰难是什么时候？＂老先生的答案是：＂别人认为我最快乐的时候,我不快乐。＂两个月前,在云南哀牢山嘎洒镇,我见到了传说中的褚时健先生。他穿着泛黄的圆领衫,领子都洗卷了,黑色的裤子松松垮垮,站在村口的小饭馆等我们吃饭。听说我们要来,他上午十点多就在这里,等了我们两个多小时。     

福柯“生命政治”中的核心概念

对"生命政治"话题的探讨无论如何绕不开福柯,厘清福柯所使用的"生命政治"及与其相关概念的基本内涵是研究并透视福柯"生命政治"思想厚度的重要前提。福柯对"生命政治"概念的使用主要是基于对生命权力及生命政治中"力"的分析和揭示。通过这样的分析和揭示,福柯赋予了"生命政治"以全新的激进内涵: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对各种人口现象的治理不再以统治而是以治理为中心。挖掘福柯"生命政治"概念中的深层次内涵对人类面对并解决治理实践中的一些棘手问题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福柯对国家理性的批判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权力系谱学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质,而他对现代国家理性的批判,就是他的政治论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揭示国家理性的性质,福柯一方面追溯国家理性的历史根源及其腐败化演变过程;另一方面又从微观政治的角度,深入揭露现代警政制度及医疗保险制度对人的宰制和治理本质。     

启蒙的意义与现代性的合理性--福柯的"现代性的态度"

福柯将现代哲学的本质视为对“什么是启蒙”这一问题的回答。从根本上说,他对启蒙所持的是一种肯定的态度,认为它对当代哲学具有根本意义。福柯把他的“现代性态度”归结为一种“哲学的质疑”,亦即“批判性质询”的品格。虽然他不满于“理性”的专断,对它的压制非理性有着尖锐的批评,但仍肯定理性所具有的“自我创造”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体现在科学文化、技术装备、政治组织等方面的“合理性”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