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碑刻所反映出的内容特点及社会功能——以清代河西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水利碑刻是研究水利史,特别是水利社会史必不可少的资料.水利碑刻记载的内容众多,如地方水规、水法、水利纠纷的解决过程及处理办法等,这些碑文在基层社会水利管理和运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一方面有助于缓和基层社会因水利争夺而引起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有团结、教育和警示当地民众,以维护基层水利社会秩序的作用.文章基于上述认识,对清代河西地区的水利石碑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其所呈现内容的特点以及所发挥的社会功能.     

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产生机制、特征与功能——基于四川林镇的田野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阶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中西部农村地区逐渐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村庄社会结构,并且,在人财物外流的情况下,“在村中等收入群体”成为村庄社会和村级治理的中坚力量。“在村中等收入群体”能够在人财物流出的情况下留在村庄,也与农村社会的经济机会和资源空间有关,在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社会仍有一定滋养中等收入群体的经济机会和资源空间。本文从乡村内部的经济机会和资源空间角度,论述“在村中等收入群体”产生的基础,并从他们的经济社会特征、参政动机上来分析,他们与村庄社会的关联和在村庄社会中的角色功能。     

清代州县治理的区域特色、实施路径与基本策略——基于顺天府宝坻县的考察

在皇权下县遭遇巨大困境的背景下,州县治理成为清王朝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重要基础。清代的州县治理在基本制度设计上具有普遍共性,然而在疆域辽阔的传统中国,区域特色鲜明的生态环境以及人文背景深刻影响着县域治理的开展。就京畿地区而言,县级政权地处统治中心地带,又居于国家行政体制的底端。如果从基层民众的视角来看,县级政权统辖数百村庄,在民众看来它就是乡村社会之顶端。清代“皇权不下县”的行政特色以及简约治理的理念决定了县域治理的多元特性,清王朝将县级政权建设作为实施基层治理的核心任务,在此基础之上,国家意志与国家权力借助县级行政机制以及半官方、民间治理资源,形成了官民协同治理的基本策略。     

土地权利、经济收入与农户农业生产行为激励 ——以四川什邡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对比分析为例

在农户收入多元化背景下,以实地调研问卷为基础,对比分析四川和新疆农户将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的差异,并运用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农户家庭自身拥有了更大的经营自主权,随着农业经济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的不断下降,导致土地产出对于农户的重要性程度下降,进一步使得土地产权激励作用下降,是农业生产出现徘徊的根本原因.因此通过降低务农和外出务工的劳动力边际收入差,农户倾向于将更多的生产要素投入农业生产.     

“乡政村治”、利益分配与村庄精英的行动逻辑——基于四川J县金村模型

村庄精英是乡村社会中公共利益分配的中间人和协调者。以四川J县5个村庄田野调查基础上的金村模型,考察村庄精英与"乡政村治"体制和利益分配的关系,分析精英的理性逻辑与行动策略。研究发现:"乡政村治"体制对精英行动具有规制作用,而精英对"乡政村治"有适应功能;利益分配对精英行动具有建构作用,而精英对利益分配有调控功能;以"公益""共益""私益"三维度划分体制精英的理性逻辑,可形成五种类型的行动策略组合。当前亟需从制度上明确招商性项目的激励机制,强化政策性福利分配的规制,落实村民议事和村务监督制度,完善基层党员培养和村干部选拔制度,防止乡村治理陷入"精英全面控制"或无人治理的困境。     

基于GIS的清代以来西南山地民族分布演变研究——以云南省禄劝县掌鸠河流域为例的考察

民族的水平和垂直分布演变研究对探讨历史上西南山地民族关系和山地环境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多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为量化研究百年尺度的西南山地民族空间分布及其演变过程提供了可能。清代以来,在西南山地典型的中小流域——掌鸠河流域内,彝族、汉族和苗族等三个主体民族的水平和垂直分布发生了重要变化。在水平分布上,各民族具有不同的扩展方向和集聚程度,逐渐打破了清代初期聚居分布的格局,形成了今天流域内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现象。在垂直分布上,流域内的主体民族逐渐形成了分异明显的地带性特征,从低海拔到高海拔依次分布着汉族、彝族和苗族。地形和海拔因素、民族迁徙、战争和制度政策等共同影响着历史上西南山地民族的空间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