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种观念? 怎样的制度?——不同人性观视域下的制度演进与建构

普遍人性及由此所推展而来的不同人性观,是人类社会诸般制度赖以演进与建构的出发点。故而,人性及相应的人性观,对于人类社会的多样态制度演进或设计,无疑具有形上本源性意义和规训作用。既往,“性善论”和“性恶论”牢牢占据人性观的两大制高点,因此,一直以来,涉及“性善论”和“性恶论”两大人性观及各自与制度演进或建构的内在逻辑关系,中外学界用力甚笃。实则,人性并非“性善”和“性恶”之间简单机械的对极性存在,而是复杂多元的结构性实存。在此复杂多元结构体系之中,“性本私”和相应的“性私论”人性观,更加趋近于人性的本真或本质,由此而引申出的人性的自利属性与制度演进或建构之间的内在关联,大有进一步深入讨论和开掘的余地。     

和谐社会的两种建构模式——荀子霍布斯政治哲学思想比较

荀子和霍布斯是中国和西方历史上两个著名的唯物主义性恶论者,他们同处乱世,都对社会的混乱有切身的体会,都对之深恶痛绝,并对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作出了各自深刻的分析,都认为有个前社会状态.其间人生而有欲望,恶的人性致使欲而不得则争,物质的不足必然导致欲望不可能全都得到满足,欲物之间的紧张必然导致群居生活中的人之间不可避免的争斗甚至战争.两位思想家都希冀走出前社会状态,建构一个能够彼此信任,协议分享,使欲物得到合理分配,人与人和平共处的一个君主集权的和谐社会.从荀子和霍布斯建构和谐社会的前提、目标、社会失范的原因及其救治等,可以发现人的两种不同和谐社会秩序建构模式:荀子通过圣君隆礼重法,化性起伪,制止过度的欲望,让整个社会明群使分,使欲望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根据自己的职业、等级得到有差别但合理的满足,使欲物之间得到最优配置,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礼,两者相持而长,从而社会变得和谐有序.霍布斯在人性中找到制止恶的因素,即恐惧的情绪和理性,它们让人通过社会契约,形成强大的"利维坦",让人不敢不遵守协议,这种强大的力量,让人大致形成对协议方的信任,进而能够守约,能够分享,信任和分享就是霍布斯通往和平的道路.     

制度公正与民主政治

社会的制度设计蕴含着公正的伦理价值,这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前提,政治公正是制度公正的重要维度,没 有政治公正,则制度公正是不全面的,政治公正如何实现,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是最好的制度安排。     

20世纪东亚社会变迁与政治民主的萌发——基于中国、日本、韩国的比较

东亚民主主义的崛起不是建立在儒家思想的内在推导上,相反,这些制度很少有本土化的内容.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东亚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于不同的目的,东亚三国都开始了制度模仿之过程.而今,这些制度移植在一定程度上被重新建构.在实现集体自由的目标下,东亚民主主义融合了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内容,并在尊重东亚国家、民族和社会整体性的前提下,实现了从民主结构重塑到民主功能重建的变化.     

宪政的三维人性观

宪政与人性相连。人自身存在的＂恶性＂、＂善性＂和＂理性＂使宪政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     

基于人性视角的人类发展

人性即人之利己性,即自利性、自私性,这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人之利己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人的基本权利,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普遍性的人类特征,人之利己性不仅追求经济利益,还追求尊严、名誉、社会地位等不能用纯经济尺度来衡量的“利益”。在人性基础上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必须确立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关系,维护正当的契约关系,以制度的形式保护和稳定人们之间的关系。人性对政治的诉求表现为尽可能完善的宪法和法律、公开的选举和受到约束的政治权力。超越国界,在人性基础上促进全球人类发展,建立超越国家范围的平等关系,建立国际经济社会新秩序,成立全球性的政府组织,适应全球政治、社会、经济等一体化进程,转变观念,更新思维,增进人类和全球意识。这些对于开放的全球化时代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先秦儒家人性观对心理学研究的启示

先秦儒家人性论无论性善论还是性恶论,其实质都是在讨论人和社会关系问题基础上,以改造和完善人性作为其终极目标。西方心理学的人性观从实质上都主张顺应人性、价值无涉以及采用对人性自查进行检验的方法。心理学研究在目的性上要注重对人性的改造和完善,在研究取向上要重视文化差异,在服务方向上要倡导文化价值的介入,在研究方法上应倡导体证的方法。     

促进文化发展应树立科学的人性观

人类社会就是在文化的不断熏陶下，通过对人性抑恶扬善的过程，不断进步和走向文明和繁荣。由于文化和人性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发展和改革文化事业的过程中，不能离开对于人性的分析，也必须建立在对人性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     

演化经济学的制度演化观:一个比较的视角

演化经济学家对制度的定义部分地承袭了凡勃伦—门格尔、加尔布雷斯传统。在制度演化分析的本体论基础上,演化经济学把达尔文主义作为其类比和隐喻的基础,正是达尔文主义把时间的不可逆、群体思考和不确定性等引入到现代科学,才丰富了演化的统一范式。在制度演化的分析范式上,以“新奇”为核心,包含满意假说、群体思考和历史重要三要素在内,开创了动态演化的全新研究范式。演化经济学对制度演化的分析是在由遗传、变异和选择三种机制组成的框架中展开的。     

新股发行市场化改革的困境与突破——一个基于均衡制度观视角的分析

新股发行的"行政治理模式"推动了中国股市的早期发展但也蕴藏着深层次的危机.<证券法>实施以后,中国股市的新股发行制度在借鉴境外成熟市场的制度之后,尝试着向市场化的方向演进,但几年来的实践表明从境外移植的制度体系在中国股市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移植制度并未成为我国新股发行市场中均衡的制度安排.如何克服这一问题,本文认为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现实情况,权力中心可以引入"监管竞争"和"卖空机制"来协同促成我国市场化新股发行制度的均衡.     

政治溃疡与人性之痛——读易中天《帝国的惆怅》

易中天以其独特的历史散文创作影响一时。他的代表作品《帝国的惆怅》从具体的人性、人道出发,对于传统中国社会之政治与人性的关系及其在当下社会生活中的投影进行了深入地剖析与生动地表述,提出一些新的问题与看法,发人深思。     

人性善恶与中西社会文化之比较

中西人论人性善恶设计的不同是导致中西社会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最终根据,这种差异表现为:在社会人际利益观上的社会本位与个体本位、道义优先与功利优先;社会治理与调控方面的德治主义与法治主义;民族文化心理上的自尊自大与反思忏悔意思。在建设和发展中国21世纪的文化时,必须坚持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义利统一,德治主义与法治主义的统一,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与文化反省革新意识的统一。     

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与中国人民监督员制度之比较——以完善中国人民监督员制度为视角

文章比较了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和中国人民监督员制度，认为在价值维度上日本是以司法民主作为指导，中国是以司法法治作为依据；在制度架构上，日本走的是大众模式而中国走的是社会精英路线；在制度效果上日本的民主价值强于中国，而中国法治规范功能明显。文章最后认为要将人民监督员建构成一种常态法律制度，应当适当吸收民主因素，增加民主内涵，兼顾民主和法治价值是其发展方向。     

论罗尔斯《正义论》的人性观

罗尔斯继承了康德的道义论,把人的价值置于首位。《正义论》里蕴含着两种人性观。原初状态里无知之幕下的人在选择正义原则时,罗尔斯求诸普遍人性使正义原则在一系列清单中被选出来。在正义原则被选择出来之后,如何运用于制度中正义原则如何得以维持?罗尔斯求诸性善论使正义原则得以维持。     

政治向人性的复归与主体自由--人学政治理论引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使主体意识崛起并对政治系统提出多层次多向度的要求,因而客观上要求政治关注与满足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的获得,实现政治对人的现实关切,使主体的自由在社会文明进步的框架内获得.当前要建设属人的政治,就必须从人的主体性和客观性视野出发,构筑解决价值和实践矛盾的人学政治理论;同时要避免抽象人性论、主体中心主义以及其他错误的政治观.     

官员问责的政治逻辑、制度建构与路径选择

官员问责制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它是民主政治的必然逻辑、权责一致原则的具体要求和改善中国政治环境的现实需要。官员问责宗旨的实现有赖于建构较为完善的制度,当前需要重点关注问责的事由、问责的主体、问责的程序制度。但是,制度建构属于基础性的条件,是一个较为长期的任务,目前还应该选择坚决锁定行政高官为问责对象、特别重视官员问责的连带性、认真分析不同类型责任的承担方式、极力推行政务公开与透明等关键点加以突破。     

民间金融合法化:一个制度视角

作为一种提供资金融通服务的经济制度,民间金融的存在具有促进社会进步,反应社会制度的作用。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性,寻求民间金融机构合理的制度安排,在政策上对民间金融给予相应的灵活政策,对金融体系健全乃至金融民主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与制度悖论：基于反腐的分析视角

制度作为人类行为规范,它的强制性作用不仅仅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强制力,还在于这种强制力是否为社会的行为主体所普遍接受,而深入到人们的情感、意识和思维之中。反腐败要依靠制度,但制度是人制定,靠人来执行的。基于中国共产党反腐的分析视角,本文力图在人与制度的悖论中,得出一些有价值的判断,使腐败治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所启迪。     

文明之恶与人性之恶——鲍曼与伯恩斯坦大屠杀探源思想比较

齐格蒙特·鲍曼和理查德·J.伯恩斯坦都在探寻大屠杀产生的根源。鲍曼将目光聚焦于"文明之恶":大屠杀恰好体现了现代发达工业文明光彩动人背后恶的一面;而伯恩斯坦则将目光聚焦于"人性之恶":大屠杀代表了源于人内在本性的根本恶的集中爆发。而将文明之恶与人性之恶加以比较,不仅可以让人们深化对人的本性和人类文明演进机制的认识,而且可以丰富对人的存在方式与社会历史的深刻理解。     

规约政府:现代预算制度的本质及其成长的政治基础——以中西方现代预算制度成长比较为视角

规约政府是现代预算制度的本质.中西方现代预算制度成长的历史表明:支撑现代预算制度的政治基础是由宪政体制、产权制度和私有财产保护意识构成的组合式结构,这一结构的成熟与否决定着以此为基础的预算制度能否真正发挥规约政府的功能、能否成长为现代预算制度.基于这一理论可以看到,当前中国的现代预算制度建设正是因为其政治基础尚不坚实而受到诸多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