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启超对尼采的批判看其启蒙思想

梁启超作为我国现代启蒙时期的思想先驱,是较早把尼采介绍给国人的颇具影响力的人物.本文论及他1901年在<新民丛报>上提到尼采的两篇文章,以及他在1919年<欧游心影录>中对尼采的论述.梁对尼采的关注是与他对西学的态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对尼采"极端强权论"、天才优先论及个人主义等观点的批判反映了他早期的社会进化论、"群治"等核心思想,以及他后期对西方文明的反省.梁对尼采的批判性介绍也折射了他的启蒙思想中对西方文化谨慎取舍和保守的一面.     

梁启超与中国早期新闻思想启蒙

作为近代"思想界之陈涉",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系统阐述了报馆之责任、职能、地位、宗旨等议题,对当时报业状况作出深刻批判,进而提出报馆、报人之标准.梁启超对近代报业之兴起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早期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     

论梁启超对近代韩国思想启蒙及其小说革命的影响

梁启超被认为是中国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大师,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的先行者。他的论述给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和文学带来了深刻变革的同时,对一衣带水的邻邦韩国的思想启蒙和小说革命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凭借着《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梁启超成为近代韩国最知名的中国思想启蒙者。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引发了近代韩国的"小说革命",而站在同情的立场上分析韩国的衰亡以及要求新民启蒙是梁启超及其著述能够在近代韩国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     

思想启蒙与学术研究之间--以梁启超论宋明清理学为考察对象

梁启超关于宋明清理学的论述 ,是其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早期 ,梁启超作为中国社会变革时期思想启蒙健将 ,“破除蔽障 ,启蒙为先” ,主要从政治的角度阐述、评判理学 ,适应了批判封建主义和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到后期 ,他淡出政坛 ,更多地用学术研究的眼光审视理学 ,较为广泛地论述了理学的一系列问题 ,出入于学术研究与思想启蒙之间。     

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对君主专制正当性的批判

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价值正当性建立在"君权神授"和家国同构衍生出的"家天下"理念之上。早期启蒙思想家们揭穿"君权神授"的谎言,使封建专制统治丧失天命的价值正当性;批判"家天下"的虚伪性和反人道本质,使得封建专制制度又失去了人性的价值正当性,动摇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根基。     

梁启超的国民运动思想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和评价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往,由于梁启超在日本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后,与革命党人一直处于政治对立状态,国共两党的史学家除了对戊戌变法时期的梁启超有所肯定外,对他迭宕起伏、多姿多彩的一生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抛开意识形态与党派政治的偏见后,认同民国前梁启超早期政治思想的意见多了起来。过去,通常把梁启超晚年的文化思想视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对立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现在,重新发掘和阐释梁启超的文化调适思想成了热门话题,梁启超“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     

“新民”与“立人”:梁启超与鲁迅启蒙思想之比较

鲁迅"改造国民性"和奴性批判的思想与梁启超"新民"和反奴性的思想一脉相承,都把奴性归为中国国民性的病根,进而批判造成奴性之根源的专制主义。但维新派政治家梁启超与批判知识分子鲁迅的启蒙思想又不无分歧:梁启超的"新民"以英国式公民为典范,旨在以中等阶级为基础而陶铸公民;鲁迅的"立人"则以尼采的"超人"式审美乌托邦为理想,旨在以"天才大士"为桢干而达致个性解放的"人国"。与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之拥抱民主的启蒙主义相比,无政府个人主义者鲁迅对民主之以多数压制少数的"多数暴政"和平庸化的批判,则使其启蒙思想具有"反启蒙的启蒙"色彩。梁启超追寻之现代文明的"社会现代性"与鲁迅崇尚之精神自由的"审美现代性",表征着一个现代化改革者与一个现代性批判者、一个启蒙政治家与一个启蒙文人深刻的思想分歧。梁启超之民族自由主义的政治启蒙与鲁迅之浪漫主义的精神启蒙,相映成趣。     

对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历史观照与反思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具有较大的进步意义 ,但他对新闻和报刊的政治工具价值定位 ,以及对新闻自由观念自身价值合理性的忽视 ,影响了以后的报人 ,给中国报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其中的教训值得反思和记取     

梁启超早期编辑活动对中国青少年的启蒙价值

梁启超在早期编辑活动中传播维新改良主张和国外先进文化 ,启迪几代中国青少年走上改良图强、救国救民之路 ,并引领青年开拓文化建设新领域。     

梁启超与文学界革命

19、20世纪之交,中国思想启蒙的主将梁启超以特有的敏锐自信,身体力行于文学界革命的理论与实践。20世纪初年兴起的文学界革命,是中国文学自我更新艰难变革的起点,它借助思想革命的力量,打破了旧有文学的因循死寂,勉力担负起民族精神革新、民族文明再造的重任,并在历史的废墟上,初步构建新文学的殿堂。本文试图以梁启超为中心,论述20世纪初年文学界革命的发生及其意义。     

梁启超的反启蒙论述及其对抒情传统的阐扬

20世纪中叶陈世骧和高友工将抒情传统确立为中国文学、艺术的主流传统,后经几代学者讨论、传播,抒情传统论已经发展为近几十年的学术热点。而在陈世骧正式提出抒情传统之前,梁启超等人在五四时期就已经注意到了中国文化的抒情特质,这与跨越欧亚的反启蒙论述有关。在倭伊铿人生哲学的启发下,梁启超认识到精神与物质、情感与理性应该和谐统一。因此,他着意在理性高扬的五四时期申述情感的重要性,并系统梳理阐释了中国文化中的抒情精神,试图以情感反制理性主义的主导。     

西方启蒙思想的发展与嬗变

本文以人文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为中心,对西方启蒙思想发展与嬗变的内在理路作了梳理,并探讨了启蒙的偏差与纠偏问题.论文第一部分概述古希腊罗马启蒙思想的发展、成就与偏差;第二部分分析中国学术界对基督教与古希腊罗马思想关系问题上的偏差,指出基督教对希腊启蒙思想的纠偏作用;第三部分指出西方世俗人文主义者继承了人文主义的传统.但与传统宗教思想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第四部分探讨基督教与人文主义融通的可能性.     

审美与启蒙——梁启超小说美学思想新论

从主客体两方面创造性地分析小说的审美价值,论证了小说在文学上的崇高地位,是梁启超小说美学的历史功绩所在,而过分夸大小说的社会作用则是他小说美学的理论局限。梁启超小说美学的优缺点都与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启蒙立场分不开。     

试析鲁迅与梁启超思想的代际嬗变

以思想启蒙为切入口 ,兼及国民性和文学观 ,进一步揭示梁启超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 ,梳理其与鲁迅之间的代际嬗变 ,对其历史意义与局限进行评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众启蒙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启蒙思想家们在民族危机日益紧迫的背景下,超越了物质和政治层面改革的局限.提出了人的近代化问题.他们对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大力批判,并以西方国民为范本,塑造了具有崭新理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新国民形象.为了实现自己的"新民"理想,启蒙思想家们积极探索并实践了各种启蒙民众的途径和方法,为近代中国的民众启蒙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福泽谕吉与梁启超国民思想之比较

福泽谕吉与梁启超作为日中两国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两个启蒙思想家,其思想表面上具有众多相似之处,但却存在着实质上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福泽切断了国家现代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得以实质性地全方位地吸收西方文化;而梁启超接受民主思想却未信仰自由主义,他一方面关心的是建立团结强大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又陷入国家现代化与儒家传统文化的两难抉择之中。     

西方启蒙思想的本质

本文从西方启蒙思想的概念内涵、历史渊源和深层次理论结构方面探索了启蒙精神的实质,指出启蒙不是以教育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对愚昧之见或信仰迷信以及流行的霸权话语进行批判,从根本上说来是指对任何一种意见的话语霸权本身的颠覆,是对思想自由和宽容精神的鼓吹,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怀疑精神和自我意识的成熟之上的,体现了其思想深层次上的人本主义本质。     

"启蒙"的诱惑--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再思考

以“旗手”式人物梁启超为切入点,从近代“启蒙”的思想来源、文化困境以及“民族-国家”书写等层面,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变革与“启蒙”之关系进行再解读,我们发现,近代文学的变革理想与现实情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梁启超的法治概念：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早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救时”,以政治为业,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救亡本位的“法治主义”。晚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思想启蒙,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启蒙本位的“法治主义”。1918年是一个转折点,可以视为梁启超的“法治主义”从救亡本位转向启蒙本位的标志性年份。粱启超的“法治主义”,是理解现代中国法治观念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