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集聚企业“双重成长环境”下的学习能力与生产率之谜——新—新贸易理论与新—新经济地理的共同视角

针对我国省份(地区)的企业TFP度量以及相应的核密度分布对比,研究发现集聚(或出口)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程度均弱于非集聚(或非出口)企业,表明"集聚中学习"和"出口中学习"机制导致企业在模仿学习过程中走向生产率同质化。而集聚出口环境下的企业具有生产率优势;双重学习能力和异质性程度均明显,即创新效应大于模仿效应;内资企业的双重学习能力强于外资企业。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发现集聚环境有利于企业增加对"销售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学习能力,出口环境可增加企业的经验值;技术迁入型的外资企业在集聚(或出口)环境下的学习动机和能力不足;研究还发现出口型企业更加依赖集聚的专业化经济带来的学习能力提升。     

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理论裂变与检验重塑

为了寻求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存在的理论解释,选择Melitz(2003)构建的模型框架,凝练出能够得出"生产率高的企业出口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内销"命题所依赖的7条假定。通过重新审视这些假定,探寻了可能造成"悖论"的一系列原因,从而基本上囊括了目前所有对"悖论"的解释。利用2006~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利用工业总产值、资产总计与支付工资总额变量,计算一种命名为"投入成本生产率"的生产率,用于检验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的存在性。检验发现在30个制造业行业中有29个存在"悖论",从而成为了支持"悖论"存在性的最强经验证据。最后,探讨将"悖论"作为经济现实时,如何对待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问题。目前,无法构建导致"悖论"存在的充分条件,除非设定极为苛刻的假设条件。即使能够得到这种充分条件,所依赖的模型构建也只是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相平行的理论,用于解释中国经济现实而已。     

为何高出口密集度企业的生产率更低?——基于固定成本异质性视角的解释

为何高出口密集度企业的生产率反而更低?通过将出口密集度和固定成本的取舍关系融入经典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本文阐述了出口密集度与企业生产率的关联机制。模型结论表明:低效率企业会通过"低固定成本—高出口密集度"方式参与对外贸易,高效率企业则通过"高固定成本—低出口密集度"方式同时在国内和国外市场进行规模化销售。当外需减小时,大规模高出口密集度企业可能首先退出市场。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本文为理论模型提供了稳健的经验证据。     

外资自由化、技术距离与中国企业出口——基于上下游产业关联视角

本文在异质性贸易理论基础上解读了上游外资自由化与技术距离影响下游企业出口的微观机制,首次采用历年《外商投资指导目录》测算并分析了中国外资自由化进程,运用投入产出表中的投入产出关系构建了各中国制造业行业的上游外资自由化程度,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基础上,就上游外资自由化程度对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上游外资自由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下游企业出口倾向与出口额的增长,对于我国制造业出口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上游外资自由化的出口促进效应依赖于技术距离的高低,更加接近于国际技术前沿的行业与企业出口受到上游外资自由化的影响更大。总体上看,外资自由化将通过产业关联关系对下游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产生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效应更多地被与技术前沿接近的行业与企业获取。     

数字技术应用与企业出口表现——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为例

数字技术应用是推动贸易主体数字化转型,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采用2014～2019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出口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增长与出口升级,体现为出口概率、出口总额、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的提升。但不同数字技术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底层技术层面的数字技术有利于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表现,而技术应用层面的数字技术主要作用于企业出口规模的提升。另外,数字技术应用对民营企业和大中型企业的出口增长与升级作用更大。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技术应用通过技术范式重塑和就业技能结构优化促进了企业出口增长与升级。进一步讨论发现,国家创新导向减税政策与数字技术应用在促进企业出口方面具有联动作用。本文对于更好地发挥数字技术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关税对加工贸易企业竞争率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笔者采用1998~2011年的关税数据和加工贸易出口企业相关时间序列数据作为样本,实证考察我国贸易自由化对加工贸易出口竞争力的显著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关税减让对加工贸易企业的竞争力有显著的影响。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关税减让所带来的竞争效应,提高了整体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水平,而技术创新水平尤为突出;另一方面,是关税减让所带来的成本效应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增强了其对外的竞争力。     

环境规制、投资效率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与经济效率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是更好地推动绿色发展的关键。波特假说给出了环境规制改进经济效率、提高企业竞争力的理论基础。以各省份环境法律法规逐年累计值来表征环境立法,各省份排污费征收强度来表征环境执法,实证检验了两类环境规制(环境立法和环境执法)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投资效率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样本期强化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且,投资效率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不过,企业规模、上市企业环保核查行业分类不同的企业存在异质性;其中,环境立法能够通过提升投资效率对大型企业、非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积极作用,而环境执法通过提升投资效率对中小型企业、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异质性的影响机制也有所不同。     

企业出口与创新驱动——来自中关村企业自主创新数据的证据

本文采用2010～2015年北京中关村自主创新企业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出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为了全面分析出口对创新的影响,我们将创新分为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部分:创新投入由研发部门支出和研发部门人员投入来衡量,而创新产出由新产品收入和专利授权数量来衡量。本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住了出口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检验出口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我们发现:(1)总体上来看,企业出口显著促进了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2)从行业异质性角度出发,并不是每个行业出口都能促进企业的创新,在有些行业中出口对创新的提升是有限的;(3)出口对创新投入的提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先逐步减弱,再逐步增强,而对创新产出的影响随时间推移而减弱;(4)本文进一步采用2001年我国加入WTO作为稳健性检验,利用行业层面出口关税调整和政策时间变动构造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以出口关税下降形式的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巩固了企业出口对创新驱动的因果促进效应。本文研究结果为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一步扩大开放新举措,提供贸易深化与企业创新驱动的理论支撑与政策建议。     

所有制类型、情境调节与创新效率

利用2004～2008年44 126家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整合委托代理理论、制度理论和资源理论,研究了所有制类型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行业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创新效率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不如非国有企业;行业集中度正向调节所有制对创新效率的影响;行业技术机会对企业创新效率有促进作用,但负向调节所有制对创新效率的影响;行业进入壁垒对企业的创新效率有负向影响,但正向调节所有制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贸易利益研究综述

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的贸易利益分析方法,有效排除了传统总值贸易中存在的“重复计算”等问题。在梳理国际贸易理论演进下贸易利益内涵改变的基础上,从价值增值和要素收入、创新和经济增长两个方面阐释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下静态和动态贸易利益的内涵,并从经济发展和企业能力等角度总结了影响贸易利益的主要因素,提出了丰富全球价值链分工对贸易利益影响的传导机制、真实测算基于权属的贸易利益及构建完整贸易利益评估体系的研究方向。     

人民币汇率冲击与制造业就业——来自企业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首次利用企业数据研究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通过理论推导,本文构建了刻画企业层面外汇风险暴露程度的指标,然后利用2000~2006年制造业企业数据以及海关贸易数据评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动会通过出口收益渠道和进口成本渠道影响就业水平,但不同企业由于进出口强度以及进出口地分布不同,汇率变动对其就业的影响存在巨大差异,结果造成平均的就业效应非常小。此外,劳动密集型企业、低生产率企业和私营企业受影响程度最为明显。与美国的情形不同,在中国汇率变动更多地通过改变企业聘用决策而不是解雇决策,影响就业量的变化。     

生产率门槛与出口等待

基于2000—2006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产品层面交易数据,本文首先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出口等待时间进行了分布估计,研究发现企业出口等待时间平均为4.7年,中位值为5年,且存在明显的正时间依存性。接着,本文进一步采用Cox风险比例模型探讨了出口临界生产率对企业出口等待时间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生产率门槛的提高将显著延长企业的出口等待时间,且这一论断得到了多种稳健性检验的支持。另外,风险比率的估算结果表明,生产率门槛每提高1个百分点,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风险率将下降0.2827%。再者,本研究表明生产率门槛对企业出口等待时间的延长效应具有显著的所有制、行业与地区异质性。进一步地,本文发现入世有助于弱化企业出口等待的门槛效应,而不确定性的上升则将加剧这一效应。本文的研究表明积极地推动各种双边与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为企业营造稳定的经营环境、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应当成为政府的工作重点。     

多产品企业、汇率变动与出口价格传递

汇率变动影响产品边际成本以及加成率大小,从而影响进出口企业市场定价。在Berman等(2012)基础上,本文引入产品质量、外国进口中间产品投入以及出口目的国消费偏好因子,研究产品异质性对出口价格汇率传递的影响。结论是出口产品生产效率越高,使用国外中间产品投入越少,产品质量越高,出口价格对汇率变动的弹性越大,汇率传递越不完全。随后,本文采用中国19万多家企业对153个国家或地区的海关出口数据,从企业、产品和东道国的三维层面(Firm-Product-Destination Level),分别检验产品绝对销售量、相对市场份额和产品质量3个产品异质性指标对汇率传递效应的影响,并对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出口至低收入与高收入国家的子样本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中国出口企业受汇率波动风险最小的产品,是市场份额占有率较高,并具有较高质量的优势产品,而非出口销售额大,但在国际分工中走低端生产路线的低质量产品。结论对于研究人民币汇率波动下中国出口厂商因市定价策略的贸易利益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

人民币升值如何影响出口企业决策?本文从出口质量的角度研究汇率变动与企业决策的关系。我们利用2000~2006年制造业企业和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修正了以往的出口质量测算方法,更准确地测算出口质量。在此基础上,我们的实证证据表明,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竞争压力促进了出口质量提升:10%的人民币升值使企业出口质量平均上升0.19%。我们进一步发现在质量差异化程度大的行业中,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为0.4%,而在质量差异化程度小的行业中该效应不明显。此外,人民币升值减少了出口企业数目,且升值对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在非核心产品及低生产率企业中更明显。本文发现了汇率变动影响企业决策的新渠道,同时也表明竞争强度是质量升级的重要决定因素。     

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本文理论分析了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与机制,并基于中国省级行业层面数据系统检验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第一,生产性服务FDI主要通过间接效应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总体效应取决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叠加,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体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二,动态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FDI稳定、持续的促进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中部地区在金融危机后生产性服务FDI主要通过间接效应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金融危机后西部地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不明显;第三,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全国层面上生产性服务FDI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和生产成本降低渠道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服务创新渠道促进作用不显著,且生产性服务FDI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机制存在区域异质性。     

进口竞争、产品差异化与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

本文借鉴De Loecker等(2016)的方法,测度了企业—产品层面的生产要素投入,度量了我国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并区分产品差异化程度,实证研究产品层面关税降低导致的进口竞争对于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的影响。总体上,进口竞争显著提升了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区分产品差异化程度后,发现其对异质性产品出口加成率有显著促进效应,而对同质性产品出口加成率的影响效应不明显;改变关键变量测算方法、样本选择、模型估计方法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进口竞争对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的"价格效应"不明显,但"成本效应"和"质量效应"的作用显著,特别是通过提高异质性产品质量、降低同质性产品边际成本影响出口加成率。相对而言,进口竞争对出口中的外资和民营企业、进口企业、高市场竞争程度产品企业,以及一般贸易产品和资本品的出口加成率有更强的影响效应。本文识别了进口竞争影响出口加成率的差异化机制,发现了进口竞争影响我国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的质量升级效应,表明进口竞争有利于提升我国企业产品的国际市场势力。     

减税降费为企业提质增效了吗？

减税降费是我国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基于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减税降费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机制以及政策转变与影响的异质性，发现：（1）减税降费力度的提高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激励作用显著；（2）减税降费通过人力资本激励和创新激励两条路径为企业增效提质，进一步从员工规模、职工薪酬和研发投入等方面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3）分两阶段考察，由碎片化向普惠性的政策转变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具有规模、行业、产权等异质性。     

中国出口企业与生产率关系检验与解释 基于市场采购贸易视角

<正>本文使用2020和2021年两期中国海关数据库分别从行业、地区、规模、企业所有制等层面进行企业出口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并从市场采购贸易政策视角对出口生产率悖论现象进行成因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仍然存在明显的出口生产率悖论现象，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沿海地区企业，而市场采购贸易政策虽然可以有效扩大出口规模，但不能提升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因此提出建议，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要引导企业发挥“出口学习”效应，在出口竞争中提升生产水平。     

数字贸易、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

从理论层面分析数字贸易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利用201 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作用机理方面,数字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促进效应;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贸易通过提高技术进步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异质性方面,数字贸易的红利溢出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更加显著。建议增强数字贸易的支持力度;加强技术进步的驱动效应;发挥数字贸易的“引擎”效应。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企业创新——基于广东省知识产权案件“三审合一”的准自然试验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科技、经济和法律相结合的产物,其本质在于解决"知识"作为资源的归属问题,是一种激励和调节的利益机制。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基于广东省2006年开始的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审合一"的准自然试验,实证分析了知识产权审判机制改革带来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的提高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三审合一"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动态效应检验表明,"三审合一"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不存在时滞,并且能够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3)异质性检验表明,"三审合一"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小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和高技术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4)影响渠道检验表明,"三审合一"主要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费用来促进创新。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可以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