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不直接受理的民事纠纷有哪些？

审判实践中我们发现，有的法院在承办案件时，当事人按照办案人员要求和有关法律程序提交了证据，而审判人员没给当事人出具收据，当事人也未索取，这是不符合法律要求的。     

论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关系

文章认为:现行民诉法给了法院较大的调查证据的职权,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过宽,这是当事入学证责任不能真正落实的重要原因,其不利后果是使作为民事诉讼程序核心的辩论程度空洞化,弱化了程序正义。建议限制法院调查证据的范围,赋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法院调查的证据以同等的效力。      

德、日两国民事证据收集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在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是最基础性的工作,既往的关于证据收集的研究大都从当事人收集证据和法官审查证据的关系入手,进而主张当事人自行收集证据,对当事人如何收集证据关注较少。本文以德日两国的证据收集制度为分析素材,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完善我国证据收集制度的构想。     

完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思考

针对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存在的若干缺陷,从现行的民事诉讼的答辩、举证时限、证据交换、举证责任分配、证人作证等制度方面入手,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     

民事再审新证据适用的困境与完善

我国民事再审新证据的立法层次不高,规定不甚明确,导致司法人员理解差异较大,适用时掌握标准不统一。类似案件的裁判结果出现差异,有损裁判的公信力和司法权威。司法实践中应当适度从宽掌握认定新证据的标准,科学合理地界定再审新证据。     

民事诉讼法修改与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

本文结合《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就如何修改和完善民事证据制度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一,文章首先论述了民事诉讼法修改中民事证据制度调整的基本视角,认为民事证据制度修正和调整应该立足于对证据制度基本结构的搭建;其二,文章对修正案中关于证据种类的规定提出质疑,尤其是证据的排序,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三,对证人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批评和建设性的意见,认为保留单位证人的规定是不合时宜的;其四,针对修正案,对防止举证迟延的对策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宽松的举证时限制度应当予以肯定;其五,文章对必须在民事证据中加以规定的免证事项做了论述;最后,对有效应对证据偏在的法律措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基本规范予以论证。     

略论诉讼证据的定义

本文通过对已有的诉讼证据定义的评析 ,对诉讼证据本质属性的揭示 ,以及对诉讼证据分类的探讨 ,为诉讼证据下了一个简短明确的定义 :诉讼证据 ,是指含有证明案件事实或证明与处理案件有关的事实的重要的客观事实。可供法学工作者、司法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参考     

民事诉讼证据收集与异议制度的比较研究

证据收集是证据得以提出的前提，在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种模式下，当事人与法院在证据收集过程中的职能分工也有不同。证据收集往往会涉及到诉讼外的第三人，证据异议制度的建立有利于诉讼外第三人利益的合理保障，也有利于证据规则的适用。我国有关证据收集制度的规定还非常不完备，异议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亟待加强与完善。     

论电子证据收集的三个认知误区

电子证据的收集突破了传统证据收集规则的限制 ;证据法律的真空给学理解释、司法解释乃至任意解释留下了极大的解释空间 ,致使在电子证据收集的各种“解释”中 ,形成三个比较典型的认知误区。希望将来制定电子证据的收集规则时 ,能够对相关的认知误区有所反思 ,更多地关注计算机和法律的互动关系 ,不要让证据法律的性格过于被动。     

当事人收集证据权利的程序保障研究

我国民事诉讼法少有当事人收集证据权利程序保障的规定,这不仅已使立法内容相互之间脱节,而且使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强化和取证权利保障的滞后成为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一对矛盾。论题分析了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收集制度所存在的弊端,就如何建构我国当事人收集证据权利的程序保障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论我国刑事证据属性理论的重构--刑事证据“四性说”的提出与意义

传统三性说在刑事诉讼中理解和适用均存在困难,尤其是无法准确解释中国法语境中的瑕疵证据、情况说明等证据问题,这是需对传统三性说进行理论完善的主要原因。通过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可以划分为证据过程与证明过程。表达证据过程的参数是证据能力和证据力,表达证明过程的参数是证明能力和证明力。按照四属性说,瑕疵证据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证据力待定,不是证据能力待定或者可补正排除的非法证据;在案件实体法事实证明问题上,应当总体否定情况说明的证明效力,建立明确的证明能力禁止规则。四属性说比三性说更具有知识性和实用性,比两性说更加准确和适用,是一具有理论拓展价值和历史承继性质的证据属性理论。     

分工协作：民事诉讼证据收集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定位

民事诉讼证据收集的主体包括当事人、代理律师、法院三者,而并不包括检察机关。在证据收集程序中,当事人居于主导地位,代理律师发挥着重要的补充作用,而法院则对当事人取证行为予以阐明和指导,并可弥补当事人取证能力之不足。证据收集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应定位于分工与协作,其中分工是前提,协作是本质与核心。证据收集程序中的协作具有双重内涵,其中证据收集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协作更具有实质意义。证据收集主体与对象所负协作义务的法理依据各有不同,但其共同的深层依据则在于诉讼各方主体所负的＂诉讼协力义务＂。诉讼模式从＂辩论主义＂向＂协同主义＂转变的历史背景,为各主体在证据收集领域的＂诉讼协力义务＂奠定了正当性基础。     

浅谈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证据收集的几个问题

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刑事法律体系,这对于保护智力成果所有者权益、促进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增强我国国际竞争能力,具有重大意义.但也应该看到,由于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司法实践历史较短,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理论研究还较为薄弱,特别是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证据收集问题研究较少.结合司法实践,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证据收集的基本要求、主要技巧、证据链条的构造等方面作一些粗浅探讨.     

我国证据收集制度的反思与重构——兼论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

本文认为 ,我国现行的证据收集制度的形成 ,与前苏联的影响、认识上的片面性以及我国几千年来的法律传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现行的证据收集制度具有其本身所无法克服的缺陷 ,已经成为我国现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一大障碍。本文从多方面提出了重构证据收集制度的设想。     

专家证据司法控制的路径选择——以香港民事专家证据制度的改革为中心

我国香港地区的民事专家证据制度长期面临着专家证据被滥用、专家证人缺乏独立性等问题.2009年4月2日,民事司法制度改革正式生效施行.新规则收紧了对专家证据的司法控制,通过赋予法庭案件管理权以阻止不必要的专家证据进入诉讼程序,明确专家对于法庭的优先职责,设立单一共聘专家证据制度等措施回应了上述问题.尽管这些改革措施与英国专家证据制度相比具有很大的类同性,但在微观制度的具体构建上仍然体现出香港司法界独立、审慎地对待既有经验之态度.从比较考察的角度审视,香港专家证人制度与我国内地鉴定人制度在改革思路上呈现出了共同的取向.     

反侦查活动再生证据的收集与运用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可谓挑战与机遇并存。面对职务犯罪不断恶化的严峻形势,针对该类犯罪反侦查活动频繁、线索来源稀缺、证据变化较大、证据链条薄弱等特点,检察机关应以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为契机,切实实现由供到证的静态取证模式向由证到供的动态取证模式转变,充分利用新《刑事诉讼法》赋予的技术侦查手段,积极收集并巧妙利用犯罪分子的反侦查活动产生的再生证据,从反面进攻,打开案件缺口、强化证据锁链、扩大战斗成果,从而把死案办成铁案、小案办成大案、个案办成窝串案。     

论协同主义民事诉讼模式下的证据收集

诉讼模式从“辩论主义”向“协同主义”转变的历史背景,为民事诉讼各主体在证据收集领域的协作奠定了正当性基础.民事诉讼证据收集的主体包括当事人、代理律师、法院三者,而并不包括检察机关.在证据收集程序中,当事人居于主导地位,代理律师发挥着重要的补充作用,而法院则对当事人取证行为予以阐明和指导,并可弥补当事人取证能力之不足.证据收集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应定位于分工与协作,其中分工是前提,协作是本质与核心.证据收集程序中的协作具有两层含义,其中取证主体与对象间的协作具有更为实质的意义.各取证主体与对象所负担的协作义务其法理依据并不相同,但其共同的深层根据为各诉讼主体所担负的“诉讼协助义务”.     

论民事证据调查程序的基本理论问题

民事证据调查程序的基本理论问题是程序控制权属的分配。按照控制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当事人主控与法官主控两种基本模式,这两者具有明显的区别和不同的运作原理。应明确民事证据调查具有目的指向性、时空特定性、运行技术性、过程法定性和要求正当性五个重要的程序特征,这对于理解程序控制权属分配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域外电子数据证据可采性的新发展及启示

电子数据证据可采性是电子数据证据认定中最为棘手,也是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颇具争议的一个问题。新修民事诉讼法中正式确立电子数据证据为一种法定证据形式,但遗憾的是只确认了电子数据的证据效力,未对电子数据的可采性及其相关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在借鉴有关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践需求及发展程度,应制定包含最佳证据规则、鉴真规则与传闻证据规则的电子数据证据可采性规则。     

民事诉讼证据收集与异议制度的比较研究

证据收集是证据得以提出的前提，在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种模式下，当事人与法院在证据收集过程中的职能分工也有不同。证据收集往往会涉及到诉讼外的第三人，证据异议制度的建立有利于诉讼外第三人利益的合理保障，也有利于证据规则的适用。我国有关证据收集制度的规定还非常不完备，异议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亟待加强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