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能源：能否开启中国新发展的帷幕

在中国的能源发展史上，2005年也许是最值得关注的一年。2月，中国第一次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3月，国家改革发展委员会决定实施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高技术产业化专项；5月，全国风电建设前期会议确定，至2010年，中国要建立完备的风力发电工业体系，风力发电将从当前的“游击队”水平提高到“正规军”水平，……可以预期，在今后几年里，中国绿色能源发展步伐将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迈进。     

“双碳”目标下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体系完善研究

在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双碳”目标所需的大规模、高比例、市场化、高质量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要求差距大。因此,亟需完善现有政策体系来进一步推动中国可再生能源新的发展。在梳理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的演变路径及现有政策体系构架的基础上,厘清了可再生能源政策对“双碳”目标的影响机制。通过分析比较中国与欧美日等主要发达国家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区别与联系,并结合现有政策实施效果,发现中国现行政策体系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双碳”目标下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体系的完善建议,以期为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中国“十四五”能源需求预测与展望

“十四五”时期将是中国能源发展的又一个重大历史转型期,“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发展与转型主题将更加鲜明,能源系统转型在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工作中的权重将显著增大,流入能源转型领域的各类资金将显著增多,智慧能源产业将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并支撑能源系统转型。非化石能源规模和比重将大幅提升,化石能源需求有望接近峰值,工业用能进入下行区间,电气化水平再上大台阶。预计2025年全国能源需求总量接近55亿吨标准煤,单位GDP能耗下降16%~17%。可再生能源大发展、跨省跨区电力交易大迈步、国际能源建设合作大提升,将有力支撑中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省域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对碳排放量的时空影响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在推动节能减排方面具有强大的动力，是引领清洁低碳发展的新路径。基于此，利用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水平、碳排放量、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能源效率、产业结构合理度及化石能源消费量等数据，通过STIRPAT模型，综合考虑横向空间维度及纵向时间维度，就中国省域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各省份的碳排放量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高—高”型集聚和“低—低”型集聚的正相关的特点。（2）总体而言，中国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对碳排放量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分区域而言，西部地区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在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中占主导作用。（3）能源效率、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碳排放量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以及化石能源消费则显著增加碳排放量。提出促进区域化利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弃风弃电问题以及寻求供求平衡等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可再生能源消费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能源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对缓解中国能源安全和减少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全国4省409户农户连续两期的实地调查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和计量经济学联立方程模型系统方法,对中国秸秆、薪柴、沼气、太阳能等农村可再生能源的消费现状、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目前中国农村可再生能源消费仍以秸秆和薪柴等传统能源为主,但其消费量和所占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太阳能和沼气等新型可再生能源发展较快,但2012年在可再生能源中所占的比例仅为7.55%。计量分析结果表明: 家庭经济水平、劳动力价格、当地能源市场发育程度、家庭人口结构特征等因素对农村居民可再生能源消费影响显著。     

竭力奋斗 奉献不已——记我国风力发电专家李德孚

风力发电是可再生能源,而且不会给环境带来任何污染。1984年9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便作出批示,提出要重视发展风力发电,"把这件事当做一件大事来办"。2006年,我国又公布了《可再生能源法》。2012年5月30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能源革命——为了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化石能源的发现和利用使人类告别了农耕文明进入了工业文明,同时,化石能源带来的环境问题和气候问题日益严峻,未来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呼唤人类由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这个转变的基础是新的能源革命;对中国环境容量和气候容量的宏观定量分析表明,中国迫切需要转变粗放的发展方式,推动能源革命;目前和今后几十年间,化石能源仍将是主导能源之一,因此,化石能源的高效、洁净化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但还不是治本的能源革命。包括页岩气在内的非常规天然气,对缓解环境和气候问题会作出贡献,但天然气在中国一次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最多可提高到百分之十几,所以“页岩气革命”或“页岩气时代”的口号在中国并不恰当;能源结构由化石能源为主阶段,经过一个多元结构阶段,转变到非化石能源为主是必然的发展方向,可再生能源与核能将共同为此作出贡献;可再生能源中,非水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将逐步提高,其市场竞争力（经济性）的提高有赖技术创新,可再生能源是未来地球的支柱能源;中国乃至世界核能的发展虽受到福岛事故的影响,但人类不可能弃核,安全、稳步、规模发展核电是中国的理性选择,从核裂变电站到未来的核聚变电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方向和历史过程,核能将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成为未来地球的另一个能源支柱;中国需要树立新的能源安全观,抑制不合理需求、减少浪费、大力节能、提高能效、控制总量,是中国能源可持续、环境可持续、社会与经济可持续不可或缺的战略;能源革命旨在建立高效、低碳、绿色的能源新体系,是可持续未来的基础,具有全球性又有中国特色,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国际合作空间广阔;同时也是一场国际竞赛,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     

含可再生能源的电力系统与大电网并网相关问题研究

建立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模型并分析了其对潮流计算的影响,讨论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对电压的影响以及风力发电引起的电压波动和闪变,最后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研究进行了展望。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性质与制度设计

为保持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大力发展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被确定为中国重大战略选择。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基金具有政府公益性基金的法律属性。中国应当根据其法律属性,本着“以人为本、平衡协调和社会责任本位”的人文理念,尽快建立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制度,并从基金的管理机构设置、渠道来源、分配、公示、监管等实体及程序方面出台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为促进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可再生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正在成为世界能源发展的主旋律，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是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基本动力，现在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可再生能源的战略地位将日益突出。     

补贴“退坡”背景下可再生能源发电激励政策及发展路径研究——基于拓展的平准化度电成本模型

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是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途径,而发展风电和光伏发电则是能源转型的关键。补贴“退坡”大背景下,如何优化相关激励政策以保持风电和光伏发电的可持续发展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本文在传统平准化度电成本(LCOE)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政府补贴、碳减排收益、融资成本等技术经济和政策变量开发出综合平准化度电成本(CLCOE)模型,从而对碳市场、绿色金融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激励政策的效果进行基于政策情景的分析评估。应用综合平准化度电成本模型,对四类风力资源区和三类太阳能资源区14个项目的经济性和碳排放进行评估,研究了补贴“退坡”、碳市场、绿色金融等政策工具对风电和光伏发电全生命周期发电成本的影响,基于此评价相关政策的效果。研究表明：短期来看补贴“退坡”将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经济有效性产生显著影响,而碳市场和绿色金融政策则可降低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并改善其经济效益,促进补贴“退坡”背景下可再生能源的持续发展;从长期来看,推动可再生能源发电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应聚焦于推动技术进步并进一步降低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及实施效果分析

发展可再生能源是消除农村能源贫困、保护生态环境,替代化石能源、改善能源结构,发展和完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增加能源供应的重要途径。中国制定实施了《可再生能源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并且采取了施行优惠电价、减免税、贷款贴息、财政补贴、国家财政直接投资等经济激励措施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尽管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存在实际利用不充分、利益相关者的损失没有得到相应补偿、项目建设规模偏大、生产成本偏高、国有企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但迅速发展的可再生能源为中国消除农村能源贫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支撑作用逐渐增强,为大规模利用可再生能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改善能源结构方面,可再生能源发挥的作用有限。     

中国的OFDI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

通过2004—2017年的国际面板数据,运用带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GML指数,用其衡量“一带一路”沿线31个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考察中国OFDI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检验“一带一路”国家是否成为中国的OFDI的“污染避难所”。结果表明:中国的OFDI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水平,通过工具变量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仍然成立,验证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非是中国的OFDI“污染避难所”;分样本估计结果发现,中国的OFDI对亚洲国家的绿色全要素增长效应大于欧洲国家;通过引入基础设施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两个变量,发现基础设施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在中国的OFDI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水平中起着显著的中介效应,说明中国的OFDI可以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促进其绿色发展。     

河海大学成立国际教育学院

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耗剧增，传统能源的不足导致能源危机日趋严重，研究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已成为保障能源供应和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将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科技攻关和能源建设的重点，国务院批准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对各类可再生能源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河海大学可再生能源研究所根据国家发改委编制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指导目录》，结合学校的学科方向及科研力量，将在风能、太阳能、潮汐能、抽水蓄能、生物质能五个领域开展研究工作。     

我国可再生能源法若干问题研究

发展可再生能源对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有重要意义。我国可再生能源立法相对滞后,在现有立法宗旨上,只是简单地将之视为节能措施;另外,我国缺乏完善的可再生能源专项立法。我国完善可再生能源立法,应建立以可再生能源政策法为核心,与专项法相结合的完备的法律体系。     

风电产业的国际比较及中国风电发展创新思考

基于全球低碳经济发展背景,为稳步实现中国在2020年将优质清洁可再生能源消费量提高到占能源消费总量15%的目标,对以煤电为主的传统能源结构进行转型的同时,需大力提升风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基于风电产业政策的国际比较,分析中国风电产业政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借鉴风电产业发展先进国家经验,从政策支撑、融资渠道、技术支持等方面,为新常态下中国风电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碳达峰目标下中国能源供给的安全评估及异质性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深层次问题是能源问题。如何实现能源安全与低碳发展的双赢,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能源安全的定义,构建中国能源供给安全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指数平滑和GM(1,1)模型构建了一种新的综合评价模型,对2030年碳达峰以前中国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种能源的供给安全水平进行了评价和预测。得出以下结论：2000—2019年,中国综合能源和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种能源的供给都未达到安全水平,至2030年,它们的供给安全水平都将有所提高且呈现出异质性。中国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供给安全的关键影响因素有很大区别。碳达峰目标下,煤炭供给安全受技术与效率的影响程度最大,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将成为提高中国能源供给安全水平的关键驱动力。     

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下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筹集路径

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初期,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成本与传统的化石能源相比明显较高,发展可再生能源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可再生能源发展中的资金需求问题。基于世界能源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全人类的环境责任,中国要承担经济发展带来的能源环境代价,要占领全球低碳经济的主导地位,就必须对可再生能源给予资金支持。根据哈耶克的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在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筹集中,政府不是唯一的资金资助主体,应当通过立法明确其他社会主体投资可再生能源的途径。政府应通过多方政策引导,实现资金筹集主体的多元化,拓展更多的投资、融资渠道。市场投资主体通过投资取得的收益可以参与更多的可再生能源投资项目,以推动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化发展进程。     

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立法差异性研究

化石能源立法与可再生能源立法无论在法律理性还是在立法进程的规划安排上,均存在较多的问题,也都具有较大的发展完善空间。为避免这两个关联性较强的立法领域在发展完善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同步性困境”,有必要以对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各自物品属性的特殊性分析为基础,研究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立法的差异性。化石能源具有较为明显的私人物品属性,决定了化石能源立法必须将物权制度作为法律逻辑起点,并以物权与行政权有效衔接、互补为主线进行制度构建。可再生能源具有比较鲜明的公共物品特性,由此决定可再生能源立法只能将行政权作为基本的内生变量,并建立以行政权为主导的可再生能源立法制度结构。     

美国可再生能源立法的发展新动向

自2005年以来,美国多项能源立法关系到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联邦立法的主要措施除了进一步强化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之外,还新创设了可再生燃料标准制度,并通过促进可再生燃料管线的建设和改善可再生能源的许可机制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此外,有更多的州为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实行强制性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并提高其配额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