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概念的重构

证据不是事实,但与事实有着内在的联系。由证据的起源可得出结论:事实通过表达产生事实信息并通过事实信息作用于证据之上。证据本身不能证明诉讼事实的存在,但证据存储信息,并通过信息反映事实的存在,从而判断诉讼事实的是与非。事实、信息和证据三者之间存在一个循环互证的关系,三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物与人是证据的存在形式。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标准

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运用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是当然前提。非法证据并非是任一证据合法性要件欠缺的广义非法证据,而专指取证主体通过严重非法的手段或者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方式所获取的证据材料。我国刑事非法证据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类,两类非法证据在实际判断中虽存在差异,但都应围绕取证手段的非法性展开,分别考察取证手段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以及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准确界定刑事非法证据的范围。     

法定证据种类的解释视角反思——以刑事诉讼为中心的分析

法定证据种类的传统解释应当受到质疑。传统解释选择了一种“大诉讼”场域的解释视角,将证据保全资料与被保全的证据视为同一证据种类。这种观点模糊了不同证据种类之间的逻辑界限,导致人证类证据难以确定,助长了刑事审判证据运用的书面化、电子化现象,并使当事人一方形成的证据保全资料无法取得证据资格。要想突破传统解释面临的困境,必须将解释的视角转向审判场域,在修正证据种类概念的基础上,重新界定证据保全资料的证据种类与证据地位。     

关于行政证据形式的探讨

行政证据是一种独立的证据制度,是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经常运用的一种证据,应有其独立、统一的证据形式。目前,学界及立法部门对行政证据的形式并没有统一的认识,本文就行政证据的形式进行探讨。     

未成年人言词证据举证研究——以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为切入点

以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为切入点,研究了未成年人言词证据举证中的保障如实陈述原则、迅速原则、人文关怀原则。论证了革新庭前准备程序以及实施未成年人远程作证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阐述了运用高科技手段在庭审中保护未成年人的具体措施以及未成年人言词证据举证方式选择中应注意的问题。     

论非法证据的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衡量一个国家人权保障和对公权力制约的重要标志之一 ,也是衡量一国刑事诉讼法完善与否的标准之一。我国现行立法中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制度的规定过于粗略。本文从言词证据方面排除非法证据的措施、实物证据方面排除非法证据的措施及其他排除非法证据的措施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论审查起诉阶段证据“相互印证”证明方法的误区与完善——以非法言词证据的强制排除模式为切入点

我国立法确立了对非法言词证据的强制排除模式后,规定检察机关是排除主体,并对证据合法性负有证明责任,这对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具体表现是需要检察机关提高审查起诉阶段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成功率。证据相互印证是我国司法机关审查判断证据的主要方法,然而实践中存在着过高或过低掌握印证标准等误区,不利于审查起诉阶段排除非法言词证据。因此有必要对运用印证证明方法中存在的误区进行反思,进而应用诉讼规律予以改造和完善。     

律师拒证权的法经济学分析——以证据资源的稀缺性为视角

在刑事诉讼对抗制体系下,控辩双方对证据资源的需求和证据的供给之间发生了紧张关系,使证据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对于证人证言这样一种公共物品,法律通过设定真相作证义务满足了刑事诉讼对证据的需求.而对于律师基于职业关系所掌握的被告人的秘密信息,如果严格贯彻真相义务要求律师作证,则会产生类似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外部影响问题.对于外部影响的解决,科斯定理给出了基本思路,即明确被告人对其秘密信息的排他性产权,并设立律师拒证权予以保护.     

刑事诉讼证据规格评析——以相关规范性文件为分析对象

证据规格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创造出的一个概念,出现于公安部所属部门和地方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中。所谓证据规格,就是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定罪量刑所需要的基本证据以及各类证据的基本形式及取证要求。证据规格对于证据裁判原则的贯彻实施、保障所取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减少错误的事实认定、加强刑事司法机关工作的衔接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证据规格,应注意证据规格所要求的基本证据是指导性的而不是强制性的;要防止将满足证据规格与达到证明标准之间划等号;对于证据规格规范性文件中一些并无意义的形式化要求应废除;同时应当删除证据规格规范性文件中一些不合理的规定。     

网络证据之形式问题研究

网络证据能够用来证明待证事实的原因在于其蕴含了该待证事实留下的事实信息。网络证据的存在形式由网络信息的获取及固定方式决定。只有保证其获取信息和固定信息方式的合理性,网络证据在形式上才具有作为证据的适格性。作为一种独立证据形式的网络证据,其划分应当以网络证据蕴含的信息内容及其固定方式为标准。     

略论诉讼证据的定义

本文通过对已有的诉讼证据定义的评析 ,对诉讼证据本质属性的揭示 ,以及对诉讼证据分类的探讨 ,为诉讼证据下了一个简短明确的定义 :诉讼证据 ,是指含有证明案件事实或证明与处理案件有关的事实的重要的客观事实。可供法学工作者、司法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参考     

现行证据法定形式批判

我国的证据法定形式只有八种,诉讼中证据只能以这八种法定形式存在,不能再包括其他任何形式的证据。这样的证据法定形式存在三个深层次问题：一是证据法定形式呈现封闭性,很多证据无法归入八种限定的法定形式;二是法定证据定义阙如,各证据法定形式内涵外延不确定;三是证据法定形式划分标准混乱,各证据法定形式相互交叉叠床架屋。这种不合理的立法规定导致了司法实践中证据法定形式形同虚设。因此,对现行的证据法定形式进行批判,着力解决上述三个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程序公正的视野——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展示制度之重构

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条件.作为控辩式刑事诉讼基本制度之一的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其制度设置理应符合程序公正的价值追求.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的证据展示制度:将辩护方纳入证据展示主体范围,坚持正面展示,确立违反展示义务的法律责任.同时在证据展示的模式选择中应实行"立审分离"的模式.     

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种类的审视

证据种类是一国证据制度当然的构成要素,对待证据种类的立法处理方式是该国证据制度的重要特点.本文讨论了不同国家及我国港台地区证据种类的概貌,分析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证据种类制度的特点,剖析了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种类存在的困境,提出了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的重构方案.     

信息、证据与刑事诉讼——从信息的视角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

刑事证据是整个刑事诉讼的核心,刑事诉讼的过程都是围绕着刑事证据来进行的.但归根结底,证据不过是信息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审查与判断过程,也就是信息的传递、变换与处理的过程.司法人员对刑事证据的收集、保全、审查与判断证据是一个主客观统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证据和案件事实都是客观存在的,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也是客观存在的,而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能否如实地反映客观,     

论证人庭前陈述的证据能力

证人出庭率低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证人庭前陈述缺乏证据能力规则的约束,导致法官普遍以证人庭前陈述定案,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一系列弊端。为此,有必要建立完善的证人庭前陈述的证据能力规则。国外在证人庭前陈述证据能力规则的设置上,存在传闻证据模式与直接言词模式。我国宜选择传闻证据模式,但同时应当借鉴直接言词模式的成功经验。以此为指导,应该分证人出庭与不出庭两种情况,分别对证人庭前陈述的证据能力规则进行具体建构。     

刑事诉讼中不规范证据的处理

根据取证不规范的程度和是否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不规范证据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适用对象、处理原则和处理方式,这种类型化的分析有助于确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避免将其他各类不规范证据当作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职务犯罪中监察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机制 ——以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机制为视角

目前,监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监察法》对监察机构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规范化、法治化具有促进作用;但司法实务中依旧存在诸多问题,如监、检、法在程序对接与转化层面衔接不畅,职务犯罪案件处置中监察与司法部门之间未形成科学的衔接与转化,监察措施适用环节存在诸多争议与模糊之处。由此,应进一步畅通监察与刑诉程序的衔接,为监察委员会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与科学化构建刑事司法路径,促进其与刑事诉讼制度的良好互动与相互制约,以规范监察机关权力运行程序机制。宏观制度设计方面,监察程序中应恪守程序正义与分离原则,在遵循以审判为中心的大格局的基础上理顺监察与司法机关权力配置。微观机制运行层面,推行职务犯罪分流处置与司法审查机制,完善留置程序运用,在调查、审查起诉与审判等各阶段中通过适用非法证据排除、构建职务犯罪案件智能管理平台等方式,构建合理的监督制约模式。     

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的审查与适用 ——以证据的相关性为视角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品格证据的适用,在实践中存在法定证据资格缺失、审查流程虚置等困境。对此,应以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的理论界定为基础,修正品格证据一律不予采用的传统司法观念。具体而言,可以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对特定犯罪行为发挥的证明作用为中心,以其间接证明价值为半径,明确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的初步可采性;并参照域外品格证据审查规则,构建从“单个证据审查”到“多个证据印证”的审查流程。同时,在单个证据审查上应注重品格证据是否与待证事实具有最低的关联性,在多个证据印证审查上应确保品格证据能够与其他证据形成合理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