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郑谷诗“格卑”的辨析

历代诗评家大多认为郑谷诗“格卑”，本文试图通过溯源郑谷诗“格卑”的评语及缘由，辨析诗评家认为郑谷诗“格卑”的实质．得出郑谷诗恬淡格调观的见解。     

发现与重塑:方回诗体思想的理论旨趣

元代前期方回的诗体观念颇具代表性，其评点理念体现出显著的诗学构建倾向。与以往诗歌总集分类方式不同，方回特意抉发出“远外”“拗体”“忠恨”等新的诗类，这种新变与宋元过渡时期的文化图景以及他的人生遭际密切相关。在对唐宋诗体观念的反思过程中，为了遏制彼时“偶俪妩媚”的创作倾向，他采取了特定的言说策略，以期重塑宋代的诗学谱系，其行为方式流露出强烈的诗学话语霸权意味。为了达成“骨格峭健”的审美风格，他提出“格高”的范畴，并将文本分为若干层级，分层探究创作奥旨，以此规训诗体创作实践，体现出了一定的技术主义旨趣。     

从图像到文学——西方古代的“艺格敷词”及其跨媒介叙事

“艺格敷词”即“以文述图”，是西方文学史、美术史和修辞学史上一种源远流长的、对某一物品（主要是艺术作品）或某个地方进行形象描述的修辞手法或写作方法。“艺格敷词”试图达到的是一种“语词绘画”般的艺术效果。西方古代的“艺格敷词”与“诗画互通”观念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而这两种观念的渊源则可以追踪到西方古典修辞学中的“记忆术”。一方面，“艺格敷词”以语词作为表达的媒介，这决定了它首先必须尊重语词这种时间性媒介的“叙述”（文学）特性；另一方面，“艺格敷词”又追求与其所用媒介并不适应的视觉效果和空间特性，所以它体现了美学上的“出位之思”，是一种典型的跨媒介叙事。“艺格敷词”并非仅仅流行于古代，而是西方一个绵延不绝、一以贯之的深远传统。     

关于方回诗论的“一祖三宗”说

方回论诗标举“一祖三宗”,即以唐杜甫为祖,以宋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但这是仅就唐宋律诗说的。研究者把方回的律诗学理论当做他诗学理论的全部,如此理解方回是不全面的。方回的诗论著作也不仅仅是一部《瀛奎律髓》。方回之强调学杜,是将杜甫作为中国几千年诗史优良传统的优秀代表看待的,学杜包含了学习杜甫以前以后及同时一切优秀的诗人和流派。方回诗论是有发展的,后期的方回已经突破了“一祖三宗”说,而主张转益多师了。方回诗论中的这些方面,都是应该全面看待的。从诗学理论发展史的角度看,方回是从宋人论诗各守门户到元人论诗不立门户之间的过渡。     

周济词论的“破”与“立”

一个新学派欲取代旧的学派,一要有人顺应时代潮流提出新的理论宗旨,二要有得大力者破除肃清旧学派的残余影响,标举推衍新宗旨,使学者景从,蔚成风会。在清代,常州词派之取代浙西词派,张惠言做了第一步工作,周济则完成了第二项大业。 乾嘉之际,词风衰颓。浙派末流“巧构形似之言”［１］既鲜深情,又乏高格．［２］张惠言顺应时代风会,以风骚旨格相号召,以比兴相附会,确有震聋发聩的作用。然而张惠言并非有意开宗立派,《词选》选词又太严,以比兴说词也失之牵强。而继起者董毅鲜有理论建树,其《续词选》一书也不能尽得张氏旨意…     

“有小结裹，无大涵容”——方回的姚合批评论析

方回认为,姚合诗歌的弊端多于优点,其原因就在于只“有小结裹,无大涵容”,其根本原因则在于才与学方面的不足。方回对姚合的较为严厉的批评,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方回诗学尊崇盛唐与江西诗派、反对晚唐及宋末晚唐体的坚定立场。     

论陶诗的“风华清靡”

钟嵘是陶渊明接受史上最早发现陶诗“真美”的人之一，但因陶渊明在《诗品》中的品级，后世对他的“风华清靡”之论探讨和研究不够。本文依据陶渊明的诗文，认为“清”正是陶渊明诗歌的审美追求，也是陶诗不同于当时华丽诗风的主要特点。“风华清靡”之论，独具慧眼，揭示了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本质，是概括陶诗最为确切精当之语。     

论先秦儒家“为政在人”并非“人治”

先秦儒家的“为政在人”、“治人”理论并非“人治”，它与西方“人治”理论有着较大差异。西方“人治”理论侧重于政治体制的设计，而“为政在人”范围更为广泛，既强调“为政”、“施政”的主体（君主和各级官吏）和客体（庶民百姓），也强调统治者的自身修养，还包含诸多法律层面的见解和思考。先秦儒家虽然强调“为政在人”、“治人”等，但是并非不要法，而是认为在立法、司法和守法上，“人”的作用是必须特别予以重视的。     

“云汉无涯”考辨

在古人观念中。银汉之宽度原本是目力可接的。班固《西都赋》“似云汉之无涯”。其中“之”不作助词“的”。而是作连词“和”、“与”,并且可以置换为“而”。“似云汉而无涯”,广无崖岸的并非天上的云汉,而是人间的昆明池。     

释包山楚简中的“巷”字

包山楚简中的“巷”字，是巷的原始写法，然并非是《说文》所言的会意字，而是从行“”声的形声字。其意在简中应指里中道路而言。     

论“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为了论述的方便，有必要首先对“效率”与“公平”的内涵加以界定。目前，关于“效率”与“公平”的文章不断地见诸报端、杂志，其中，个别文章在论及“效率’与“公平”时，却脱离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本来含义。其实，这里的“效率”、“公平”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效率”、“公平”，而是专指我国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制度。关于这一点，权威的文件已经写的很清楚：①1992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在分配制本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②1993年…     

论技术的“真”、“善”、“美”

技术并非是抽象的、孤立的工具,而是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并负荷科学、政治、经济、伦理文化意涵;技术并非是自主的、价值中立的,而是负载价值,并且渗透着伦理。技术不仅具有物性,而且充满着人性,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和物化。因此,技术不仅具有“真”、“善”、“美”,而且三者又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     

内江方言“少＋A”结构

内江方言程度副词“少”表示程度高，相当于普通话的“很”。程度副词“少”主要与性质形容词结合构成“少＋A”结构，另外，也与极少数状态形容词以及名词、动词、动补结构以及特殊四字格结合。     

《汉语大词典》“扢～”类词正诂四则──从晋语“扢～”类词的构词特点看《汉语大词典》几个词的训释缺陷

晋语有丰富的“～”类饲，其中“”在构词上主要有两个作用，用作分音词的第一个词素或用作词头。《汉语大词典》训释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类词，其中有个别训释存在明显的缺陷，本文意在提出这类词的正信。如“就’不是“扬眉”而是“皱眉”；“格磴儿’不是“位置等次”而是“台阶”；“”不是“参差不齐貌”而是“张开或交叉相错貌”；“拉”不是“土块”而是“角落”。     

人神呈现两重性 善恶寓于辫证中——“羔羊”与“老虎”新探

布莱克认为,对立的双方并非彼此完全否定,而是既对立又互补。“羔羊”与“老虎”借助象征手法表现了多重象征意义,其中人神呈现的两重属性与善恶对立的辩证关系表现了诗人深邃的思想。     

秦禁“私学”辩──兼论孔子私学的性质

“私学”只能与“公学”（国学）相对而言．孔子所创之私学是下级贵族的私立学校，属“官学”，而秦朝所禁之“私学”是指“与君令国法相违背的学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秦限制了教育的发展，相反，秦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学校教育．     

“白马非马”论析

“白马非马”这一先秦时期名辩思潮的主要命题，自公孙龙著《白马论》提出之后，便遭到先秦其它各派及后人的批判，认为这是“欺世惑众”之说，是割裂一般和个别的诡辩命题，至今哲学及逻辑界仍对此争论不休。本文将具体分析《白马论》、《白马论》与《名实论》的关系以及“白马非马”中的“非”字等，证明“白马非马”并非诡辩命题，“白马非马”中的“非”不是人们日常所谓的“不是”的含义，而是“不同于”、“不等于”、“有异于”、“区别于”的意思     

公益诉讼的当事人研究──从“公”益、“共”益及“第三种利益”说开来

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公益诉讼，是一种担当人诉讼，与通过普通诉讼进行的涉及公益的诉讼并非同一范畴。在涉及公益的三种利益形态中，唯有缺乏明确归属主体的第三种利益及特殊情况下的“共”益，才属于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因而，公益诉讼的适格当事人并非传统的实体利益人，而是维护公益的程序当事人。     

“天人合一”还是泛神论？——朱光潜“物我同一”观念探源

朱光潜“物我同一”观念中的物与我是二分的,其中的“物”并非纯然的实体,而是只保留审美属性的“物”。所以“物我同一”并非来自中国“天人合一”观念,而是直接继承了受耶拿派浪漫主义影响的华兹华斯“人神感通”的诗学观念。斯宾诺莎哲学与路德新教结合,为本就有泛神论传统的德国社会带来了心灵直接体悟神性的信仰方式;神内在于自然的泛神论思想不仅提高了自然的地位,也强调了人的主观情感的自由。后康德唯心主义者费希特、谢林的哲学为浪漫主义者带来象征理念,这影响了“移情说”的开山人物费肖尔对理念和形式的认识,后者提出了“生气贯注”的象征创造方式,进一步推动了“移情说”的体系化,朱光潜的“物我同一”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诞生的。对朱光潜“物我同一”观念来源的辨析,可以更新对现代美学话语的固有理解。     

对中国哲学表达方式的思考

中西形而上学均以本体之学为核心。西方哲学有“本体实而不显，现象现而不实”之说；中国哲学则认本体实，现象亦实，因而有“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之论，本体与万物并不分离，且情系人生而为一境界。中国哲学之体悟，乃是人生与道同体之方，并非单纯的认知方法，这便是“爱智”与“闻道”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