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启蒙知识分子与启蒙的权力

西方启蒙知识分子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逐渐取代中世纪教士成为思想领袖。由于启蒙知识分子形成了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所以启蒙知识分子被看作是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诞生。知识与权力的同构关系赋予启蒙知识分子以革命领导者、民众教育者、国家政权实施者的角色。然而,启蒙的权力也是有其限度的,主要表现为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的二元结构和启蒙知识分子的有限的启蒙。     

“五四”知识分子“原罪”意识批判——从诗歌中“人力车夫”形象谈起

“原罪”意识是深藏“五四”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恶性基因。上世纪初期,“原罪”之端倪已在“人力车夫”文学中得到具象显现。它与劳工神圣观念紧密结合,吞噬着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独立人格、精英立场,最终促成了“文革”中知识分子的集体缺席。     

精英文化的现代使命

精英文化作为知识分子文化的主要表现形态,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精英文化的独到价值被逐渐得到确认。确切地说,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精英”是指社会为其设置专门职业或特殊身份的知识生产传播应用者。精英文化在精神上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一脉相承,“以天下为己任”,承担着社会教化的使命,发挥着价值规范导向的功能。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为知识分子展示其独立的文化价值提供了机遇,知识分子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     

从“探求者”到《摆渡》--对高晓声文学启蒙与反思的再评价

高晓声是农民作家,更是具有启蒙思想的精英知识分子。他借助文学启蒙民众的起点是在“探求者”文学社酝酿时期,他的小说借科学知识的普及来实现启蒙目的,其时虽显幼稚但启蒙激情却是热烈。到改革开放时期,他以《摆渡》这一寓言式的小说表达了他启蒙与反思的渴望,成为他文学启蒙的理论诠释。经典人物陈奂生的成功塑造实现了作家借“摆渡”人的灵魂到对岸的目的,完成了启蒙与反思的任务。     

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启蒙话语的嬗变与转型

启蒙话语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统摄性文化主题和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独特身份符号，在世纪末的文化转型中陷入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通过总结和反思20世纪启蒙话语体系自身的本体意识，探寻启蒙主题在中国的历史更迭，以此透视世纪之交转型期的文化语境，探讨启蒙传统的未终结性，新启蒙的转型背景、启蒙本体论的嬗变，以及启蒙策略转型，尤其是启蒙者身份的隐匿和启蒙对象的扩张，才能彰显这一文学传统和文化思潮的未来走向和当代意义。     

中国现代白话文的开创人——胡适、鲁迅的经历与思想比较论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了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首先脱颖而出的启蒙知识分子、作家胡适和鲁迅的经历与思想发展的异同点,并论述了他们对中国现代白话文的理论倡导、实践尝试。     

身份焦虑与当代知识分子形象谱系的衍化轨迹

在当代文化史中 ,知识分子一直是权威意识形态的同构体。随着权威意识形态经历了由奠立、畸形化发展及至重建后逐步松解的动荡性变化 ,知识分子也同步经历了从“身份转换”经“身份确认”到“身份超越”的艰难嬗变。作为知识分子灵魂的栽体——当代知识分子形象由此也显得扑朔迷离 ,从无奈的“改造者”到痛苦的“自省者”最后到迷乱的“萎顿者”,清晰地表征出知识分子复杂而微妙的心路历程。其中 ,异质性的复合形态是当代知识分子形象生成的基本特征。     

试论“文化寻根”与“知青”作家的身份建 构简

“知青”作家经由“文化寻根”,远离了“政治反思”的主流话语,走向乡村和民间,重获对历史和现实言说的权力,从而建构了自我身份的合法性。但是,个人的乡土“记忆”在提供给“寻根派”写作资源的同时,也使他们距离真实的历史渐行渐远。不管他们是以温情的目光重建自我的“历史”记忆,还是以精英姿态彰显自我的“启蒙”情怀,这种剥离了“个体”的真实历史境遇和拒绝历史承担的群体式身份认同,也构成了对“自我”和“群体”真实“身份”的遮蔽。     

"游离者":赵树理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角色

以“文摊文学家”身份走入启蒙大众行列的赵树理,内心充满了对大众的感情。而“方向”的确立,赵树理创作活动置于由意识形态、新的文艺规范及“名人”、“干部”构织而成的聚光灯下,为了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选择农民文化为农民启蒙的赵树理,这时表现出他对“文学范式”“名利”的游离及对业余创作的提倡,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独特性的社会实践角色。     

"启蒙理性的审美置换"——论《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的现代性及其文学史地位

以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实践为背景,从现代性的视野中考察铁凝作为启蒙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及其创作,可以揭示在80年代特殊的历史时刻和政治意识形态空间中,铁凝与其他知识分子由于身份、代际和经历不同所造成的不同的文学话语和意义。铁凝初期创作中以强烈的知识分子主体意识和理性启蒙精神,通过对少女香雪、安然的塑造建构了真正意义上现代性的独立人格和自我主体形象,使《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在新时期文坛首先发出了“立人”的声音,并以其独特的艺术美感开启了新时期文学“个人化”叙事的源头。     

经典诵读如何才能不变异——以《经典教育让生命有根》为中心

“经典诵读”的倡导和论争有比较长的过程,学界一般将其源头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批著名知识分子的主张,以后的研究也大多在精英知识分子之间进行。《经典教育让生命有根》摆脱精英知识分子的理论研究窠臼,汲取各地经典诵读实践的经验和方法,形成了一种开放、多元的经典教育理念。对这些经典教育理念的历史分析将突破以往经典诵读研究中的某种思维定势,为经典教育研究开拓新的空间和思路。     

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综述

知识分子作为思想启蒙的承载者，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迁、经济发展、文化重建和社会转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推动作用。2007年底在武汉举行的“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从“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政治”、“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文化与教育”、“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野”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困惑的启蒙:鲁迅小说与思想的另一种解读

作为“五四”新文学的精神象征,鲁迅所从事的思想启蒙工作,集中反映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西方人文主义的理解程度。然而,由于语言交流上的巨大障碍,鲁迅与他同时代的启蒙精英,都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对西方现代文明所固有的本质产生了严重的主观“误读”。基于实用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导向作用,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取向虽然倾向于西方,但最终还是回归到了传统,并使传统的儒学价值理念,借助于“西化”意识的外在表现形态,得到合理的继承和延续。     

从新时期初小说看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

文章从新时期初小说回望历史看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创作主体在对历史记忆的叙述中,表现出复杂而矛盾的文化心态。他们在与集体话语的合谋中,重新找回自己的启蒙主体身份及精英文化性格,同时又在自我反省的过程中,不断审视自我,产生强烈的忏悔意识。     

论寻根文学的话语内涵及自我解构

寻根文学是当时各种国内外思潮多向合力的结果,表达了启蒙主义话语下精英知识分子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想象。寻根文学所肩负的启蒙主义的历史使命和它所达到的实际效果之间的双向悖论,解构了寻根文学自身的文化重构初衷,造就了寻根文学的“失根”直至最终退潮。     

从改造国民的精神到精神的自我改造——论《阿Q正传》的精神胜利法

《阿Q正传》对精神胜利法的否定反映出知识分子对改造国民精神工程的怀疑与动摇,体现出启蒙落潮后的精神危机。鲁迅用小说的方式回应这场精神危机,他让本无闻乡间的阿Q成为一时瞩目的被砍头者,然而对阿Q“假革命”的揭示也预示了知识分子继续寻求“真出路”的努力。对出路的重新探索彰显了知识分子从改造国民的精神到精神的自我改造的心向转变,也体现出中国思想界从启蒙主义的自我认识过渡到富有革命精神的社会干预阶段转向。主题的变化导致文本结构和叙事策略的改变,鲁迅用精神胜利法的概括性弥合启蒙与被启蒙的界限,故而削弱了“看与被看”的平衡结构;为凸显对寻求出路的渴望,营造出“打破团圆”的召唤结构。《阿Q正传》发表百年之际,回顾知识分子从“改造国民精神”到“精神自我改造”的变化轨迹,不仅有助于理解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和思想界的变动,也有助于今天人文精神的复归。     

张承志《黑骏马》的“归乡”叙事与“知识分子道路”问题——基于与鲁迅《故乡》的对读

鲁迅小说《故乡》中的“归乡”叙事既留下了丰厚的启蒙思想遗产,也留下颇具问题性的思想“债务”,即“知识分子道路”这一经典问题。在思想主题与结构形式上,当代作家张承志的中篇小说《黑骏马》与《故乡》构成了富有意味的“对话”与“互文”关系,前者对主人公两次归乡经历的叙述潜在地回应了“知识分子道路”的问题。在“归乡”之不可能与可能的辩证关系中,《黑骏马》重新开启了启蒙者/知识分子不断“归乡”——“回归民众”的“思想道路”。张承志以此表达了对“知识分子道路”这一经典问题的另类思考,从而与“八十年代”产生了复杂的思想与美学张力。     

启蒙走不出家庭伦理的怪圈--鲁迅在家庭伦理上的尴尬境遇

作为“五四”启蒙运动的主将 ,鲁迅始终没有走出家庭伦理的怪圈 ,无论是在理论倡导、伦理实践还是文本叙事上 ,鲁迅一直“背着因袭的重担” ,陷入了与启蒙身份相悖的尴尬境地。重新定位家庭伦理格局中的鲁迅 ,是为了走出“鲁迅时代”     

悲哀的蜕变——由阎真的小说《沧浪之水》说开

阎真的小说《沧浪之水》自问世以来,以其反映市场经济情境下知识分子被迫蜕变时艰难的心理挣扎而引起了知识界的强烈反响,知识分子蜕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知识分子的蜕变首先在于其权力、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的下降,这也是近百年来的事,源于自“五四”中国社会第一次历史转型以来的反传统思潮、社会运动。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几千年文明中,传统精英知识分子“士”的地位远高于普通民众,这从“天地君亲师”、“士农工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即可体现出来。“五四”以来的启蒙先锋吸收了西方的民粹主义思想及其伴生物反智主义思潮,而正是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使中国知识分子逐渐地、不自觉地失去“士”的高高在上的地位。知识分子蜕变的第二个社会根源,应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挖掘。第三个原因应该是价值观念的转换,或者说是西方话语霸权对儒家话语霸权的入侵、置换。知识分子往往是社会的精英和理性思考者。一个社会失去了精英,文化由谁书写?精神由谁传递?理性何在?世俗是一种非理性的理性,是短浅的。如果仅仅追求世俗化的理性,那么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失去了精神底蕴,最终整个民族失去了自我,失去了文化意义的发展。就连阎真都不自觉地意识到:“那些看清了真相的人实际上是在一种更高的真实中迷失了,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赢家,也是最大的输家。”     

启蒙现代性之尴尬——与《五四遗事》有关的遗事

张爱玲的小说《五四遗事》写了两对五四青年追求高雅的爱情而最终落入世俗的故事。《五四遗事》是关于启蒙现代性的命运的叙事。启蒙现代性不仅为中国知识分子酿造了“启蒙”和“救亡”的国家意志,而且还构想出一种“伟大爱情”的神话,作为元叙事来教化和改造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作为宿命论者的张爱玲,清楚地意识到了启蒙现代性的尴尬;她既拒绝审美救世主义者用诗意来超越日常生活,也无法像鲁迅那样以社会革命论的态度来对待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