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之后大射礼的发展与嬗变

大射礼是秦汉之前规格最高的古代射礼,以择士为目的、以容体仪节合于礼乐为标准、以太学为举行场所是其基本特征。秦汉以后,大射礼的这些特征渐为消亡,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属性。在对历代大射礼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分析的基础上,还原了秦汉之后大射礼属性嬗变的历史脉络。研究结果表明,大射礼在秦汉之后与宾射、燕射逐渐融合,虽有“大射”之名,但其本质属性已消失殆尽,更多地呈现出尙武或欢娱的特征。     

西周青铜铭文射礼研究

射礼是西周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五礼中属于嘉礼。射由技术到礼制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射由实用性演变为政治性的历史过程。《三礼》中关于射礼的记载很多。西周时期青铜铭文所记射礼,有大射礼、宾射礼和燕射礼;有射礼进行比赛和教化的专门场所——射宫;足见射礼在西周社会的重要政治地位。西周射礼与《仪礼·大射仪》在参射人员的等级上、具体注重的射事内容和射礼的作用功能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从西周早期的大射礼、宾射礼向晚期燕射礼的转变,从青铜铭文中的射礼注重“礼”到《仪礼·大射仪》注重“仪”的转变,暗涵着西周礼制的逐渐松弛、礼乐文化下移的历史趋势。     

论射礼兴衰与文化嬗变

本文论述了射礼起源于原始狩猎文化中的射禽鸟类活动。这种竞技活动在西周时期演变为周天子威慑诸候、维护中央集权的手段。春秋时期,经过儒家的阐释,射礼礼仪又成为检验人们道德修养的准则。射礼活动一直沿续至清代。     

新见贤鼎器铭与西周大射礼

吴镇烽新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中收录了一件贤鼎,据形制、纹饰等因素考量,当为西周早期后段康昭时器。铭文涉及西周大射之事,虽记载与其他器铭不合,但并非伪铭。其所记当是由周王亲自主持并参与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是彼时军事战争频仍的现实反映,也是早期射礼起源于军事训练的鲜明例证。而透过贤鼎大射之事来简拔军事将领,也与射礼具备"择士"的政治目的相吻合。     

"射礼"补释

基于文献和考古资料,通过对先秦射礼的形成、种类和典礼程序等的考述,来阐明先秦射礼的涵义,指出射礼渊源于旧石器时代后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弓矢活动,产生于夏代,发展于商代,形成于周代,不同种类的射礼在形成过程中既有重叠又有自身特点.     

“射礼”源流考

本文结合古代文史典籍对射礼的起源、流变及其文化内涵进行考察,得出结论:“射”源于原始社会的狩猎活动,后实用价值逐渐为审美价值所取代,并演化为一种礼乐传统。自孔子之后,“射”转为内在的道德实践。“射礼”是一种融合了生产活动、审美意味和儒家传统思想的奇特文化现象。     

试论先秦射礼的产生和形成

利用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先秦弓矢活动进行考察,指出射礼渊源于旧石器时代后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弓矢活动,产生于夏代,发展于商代,形成于周代;在先秦射礼产生、发展、形成的过程中,中华体育礼仪也随着孕育和产生了。     

朝鲜时代书院享祀礼研究——以九大书院享祀礼为中心

朝鲜时代现存书院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所谓九大书院。通过比较九大书院的祭祀礼,考察朝鲜时代书院祭祀礼的开展过程。特别是通过分析各书院的异同点,探讨书院享祀礼的认同性的构建过程。朝鲜时代的书院将自身定位在乡校和乡祠之间,这种定位意识十分强烈。尤其是在整顿书院享祀礼的过程中,在参照乡校释奠礼的同时又特别注重繁简程度的区别。九大书院享祀礼之间的具体内容也有所不同,如果将这九所书院之外的书院也考虑在内,差异性会更大。然而正是这种“不同”的存在,意味着韩国的书院享祀礼不是由国家制定的,而是多样的学术共同体经过能动的考量和讨论来确定的;同时可以显示出朝鲜时代的书院享祀礼维持“大同”,也存在着“小异”。这不只是书院享祀礼的发展特征,也是朝鲜时代的书院文化发展的特征之一。     

礼在当下有什么用

射箭的成败关键在于能否调整好自己。 有一次我到山东讲课，正逢当地举办一次“射礼”活动，《礼记》的射礼从根本上赋予自古以来作为狩猎、争斗技术的弓射以灵魂。     

汉赋用礼考辨

作为一代文学之胜,汉代赋作常有礼仪方面内容。由汉赋文本出发,结合相关文献材料可知汉赋用礼共有二十四种,包括校猎之礼、衣裳会盟之礼、诸侯之礼、封禅之礼、燕礼、朝贺之礼、祭祖之礼、祀天之礼、瘗地之礼、朝觐之礼、宗庙之制、吊问之礼、巡狩之礼、祓禊之礼、命将出师之礼、大射礼、大飨礼、大傩之礼、藉田之礼、贽见礼、养老礼、大赦之礼、婚礼、饮至策勋之礼等。汉赋用礼有四种倾向:分布特点上,汉赋用礼频度高,范围广,名篇多,以大赋为主;作用对象上,汉赋所用礼仪大都以天子为主导对象;种属特征上,汉赋用礼以吉礼、军礼、嘉礼为主,凶礼、宾礼则少有涉及;时代兴变上,汉赋用礼以继承或损益周礼为主,以新立礼仪为辅。     

《诗经·行苇》所涉礼仪考

文章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诗经.行苇》作品的有关字词、三礼的材料以及金文的材料,对这首诗所写及的礼仪进行考释,认为诗歌所写礼仪是天子大射礼。     

柞伯簋铭文补释

柞伯簋铭文所记西周大射礼的规模及参礼职官的分工与礼书相合,但其所记射仪与礼书有较大差异。铭文中,南宮和师■父分别担任射礼中司射与司马的角色;多士为参与竞射的诸侯、卿士;小子、小臣仅为参与礼事的服务人员。王诰的对象是小子和小臣,"■"应读为"毖",释为"慎诫"。     

明清徽州礼学生态考述

明清徽州作为宗法家族制地域社会，“村无稗俗，家存礼让”，素有“东南邹鲁”之誉。不仅有乡邦先贤朱子《家礼》的在地化施行，使其成为近世中国颇为典范的“礼仪之邦”，而且还有一大批徽州学者致力于经典礼书的考证与阐释，对于传统礼学的发展及乡规民约的转型与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明清礼学生态的考述，可以从中窥见地域礼学发展的世俗化和实用性，同时也彰显出时代学术由“理学”到“礼学”的思想嬗变与历史演进。     

对礼学的历史考察

礼学产生，缘起于礼的传统和礼治实践。“周公制礼”的残篇断简，当为后来礼书的蓝本。春秋战国是社会转型期，“礼崩乐坏”，士子忧时而力图拯救之，倡礼言礼议礼，编定礼书，为礼学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孔子编定礼书，标志着礼学的产生。被称为“三礼”的《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书之形成，为以后礼学的开展奠定了基本范畴。礼书在传授中形成了经今古文两大系统。郑玄注《三礼》，使礼学走上今古文经融合的道路，《三礼注》成为礼学奠基之作。礼学在发展过程中，随政治制度的更易以及统治者思想意识的变化而沉浮。其中，学官的设置和科举制的推行对礼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清代考据之风大兴，礼学得机重振，出现了一大批带有总结性的鸿篇巨作，虽有思想方法上的及时代的局限性，但将礼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礼学的历史命运取决于它赖以存在的社会根基以及自身义蕴和社会功能的变化，从封建宗法制到民主意识或制度，从治民到教民，从仁义的形式到害人的桎梏，传统礼学走到了尽头。一部礼学史反映了历史的变迁，关涉着众多历史现象和事实，对礼学进行全面的历史考察，有助于在新时代开拓礼学的研究领域     

近两千年浙东学派礼学研究史概观

浙东学派,源远流长,其内涵丰富且深刻。浙东礼学,是浙东学派重要组成部分,极具梳理和研究价值。近两千年来,浙东礼学名家辈出,成果如林,至万斯大、黄以周、孙诒让终成庄严气象,与皖派礼学、吴派礼学鼎足而三,在清代共同构筑中国礼学大厦的神奇景观。浙东学派之经史兼治性格,与该学派历来重视礼学研究有莫大关系。晚清以降,由于黄以周对浙东礼学的传播与推衍,遂使浙东礼学保持学脉不坠,其谱系在当代仍有迹可寻。     

民国师生之礼变迁研究

师生之礼作为我国传统“礼”的一部分，在民国时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从师生之礼的称谓、内容、形式、对象、关系五个方面着手，从孔颜师生之“博文约礼”这个层面来探讨师生之礼的转变，从而体现出民国师生之礼的时代色彩和民族文化内涵。     

告朔礼考

告朔礼在先秦是一种很重要的礼。告朔礼的顺利施行,能使全国政令、时令修备,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诸侯从天子处接受一年十二个月的朔政,归藏于祖庙。而于每月朔日(初一)朝于庙,以天子所颁之的朔政告于祖宗神灵,然后杀特羊(一只羊)以享于太庙,接着出国门颁布这个月的政令,最后在明堂听治此月之政。即使闰月亦不能缺告朔礼。但告朔礼从鲁文公开始遭到破坏,其后渐废而不行。     

复归"先王之道":德川日本古学派"家礼"思想的批判

德川日本时代的儒家知识人在摆脱佛教丧葬仪轨束缚后,全面继受朱子《家礼》并积极倡导先王礼制中的"古义"思想,将死生观建立在《家礼》仪式的日常实践上,这是日本社会受容朱子学的一项重要课题.与此同时,为使儒家生命礼仪进一步本土化,并论证德川时代家礼与中国"先王道统"一脉相承的合法性,以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为代表的古学派知识人主张跳出宋儒"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的礼理一体观,从"道者统名"的角度重新理解"先王之道"与家礼中"孝弟之道"的关系,并试图在批判宋儒礼学的基础上证明华夏儒学道统的"日本化".古学派通过对家礼思想的本土改造,其本质是要在东亚儒学世界的彼此对视中重新界定"华夷观",对"他者"文化解构的同时彰显"自文化中心主义".     

论荀子之礼与孔孟之礼的同异

本文将荀子的礼思想与孔子、孟子之礼思想作了比较,更好地厘清荀子礼思想的特点,同时能更清楚地看到,孔子、孟子的礼重视修身养性,属于社会成员的自体规范,而荀子的礼注重治理社会和统一国家,则属社会现实时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因其生活的时代不同,各自所推崇的礼的作用也不同,但对于中国的礼文化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礼治国:朝鲜建国儒臣推行中国古礼的作用

在李氏朝鲜一代,中国古礼之所以普及流传,与来自民间礼儒鼓吹、竞相研习不无关系。与此同时,朝鲜建国儒臣的积极推动,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考虑因素。这些儒臣熟悉儒家礼治文化,又深得朝鲜太祖李成桂深信器重,他们在国策上倡行以礼治国,对于中国古礼的推行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论文从三方面说明这个情况:一、分析太祖李成桂与建国儒臣的关系,当中以郑道传(?-1398)和赵浚(1346-1405)为主,揭示他们凭借执政大臣的职掌,把儒家礼治文化导入到治道层面上。二、指出当时推行礼治的两个依据:先礼后刑和礼入于法,由此探讨儒臣在建构礼、刑、法的三者关系上,为礼治的推行赋予法律的效力和增添刑罚的约束力。三、申明权近(1352-1409)等儒臣借鉴三国历史,向朝鲜太宗申明伦常纲纪和国家治乱的因果关系,藉此印证出古礼所以起到的治道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