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焦虑中的官场书写——论王跃文官场小说的文化品格

王跃文官场小说以文化为支撑,对以官本位为核心的官场亚文化进行了文学化的透视,对官场人格文化模式进行了艺术性的探讨,真切地揭示出了官场权利文化的魅惑性。在对浑浊官场看似漫不经心的文本叙述中深藏着作家深深的文化隐痛和文化焦虑。     

论王跃文小说创作的纯文学品格

文学界时常把王跃文称作“官场小说第一人”,这是以市场眼光和通俗文学标准来衡量其作品,矮化和固化了对其文学价值的认识。事实上,王跃文的小说创作具有纯文学品格,作品底蕴厚重,充满张力,主要体现为三个向度：一、微观审视生命与人性,二、理性反思生存困境与存在意义,三、诗性叙事与诗意世界的建构。从创作本质看,王跃文是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具有纯文学立场,追求灵魂写作。     

“启蒙”视野之外的人性诗学——试论苏童小说中的性别书写

在当代文坛上,苏童是一个在性别书写上颇具特色的作家。他对女性命运的书写和对男性心理的透视各有千秋,但他的人性书写并不是建立在历史和现实的维度上,赋予人性历史的内涵;也不是建立在对人性形而上的追问中,赋予终极性的意义;他的人性书写是基于一种对性别和命运的日常描述,并从个体生活的变迁中透视人生百态和宿命种种。他跨越了新时期文学以来主流的"启蒙"叙事边界,关注那些身处历史之流而背对大历史的个体,在还原部分民间生存真相的同时丰富了文学书写中"启蒙"视野之外的人性诗学。     

“心事浩茫连广宇”——论王跃文官场小说的感伤情调

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中萦绕着一种感伤情调。王跃文对官场中人怀着一种悲悯,对他们给予了深切的关怀,为他们吟唱了一曲官场悲歌。其官场小说呈现的是一种"阴柔之美"。正是这种感伤性情调,使王跃文官场小说从对官场生活的体验性内涵提升到了价值性话语的表达高度。     

官场人性勘探者的勘探——王跃文官场小说研究述评

王跃文致力于官场人性的勘探与表现,其创作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与重视,研究者围绕着题材选择、主题构成、人物形象、叙事方式、创作特色以及创作缺失等方面对其创作进行了深入探究。同时,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憾甚至空白,诸如对其创作观念、创作心理的研究以及比较研究不足,研究的同质化倾向严重等等,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     

“爱历”之后无“元年” ——王跃文的《爱历元年》蠡测

王跃文的《爱历元年》表明其创作出现了有意识的转向,他的小说实现了从“政治”和“性爱”这两个基本维度进入文学、探索人性的创作构架;在此意义上,《爱历元年》既是“情爱之书”更是“人性之书”。《爱历元年》的写作动机缘于既是作者的也是小说中人物的“中年危机”,对“中年危机”的破解则是道德出轨和感情突围;故而,爱情更多是一种精神修行和安顿灵魂的方式,对爱情“迷失”之后“回归”的只能是婚姻。     

象群山一样行走的历史与生命——论李锐吕梁山系列小说的人性书写

通过对李锐吕梁山系列小说文本蕴涵的深层思考,认为其在内容上有三个独特的表征用饱浸同情与忧虑的群体性苦难意识来描绘吕梁山民们困顿贫瘠的生存状况;以反思当代政治革命的态度来传达对政治与人性、政治文明与人伦文明矛盾的思索;借对古典生存形式及古典人性的向往和迷恋来表现一种古典情怀.     

审美性休闲文化与人性的生态建构

生态危机归根到底是人性的危机。对于建构合理健康的人性生态，审美化的休闲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自我生成方式。中国文学史中包含着一部休闲文化史。中国古代休闲文化中休闲与审美融合的、以“游”“玩”为核心范畴的美学观念，强调人的审美的心胸在审美化的休闲中从日常功利中摆脱出来，借感性的补偿来慰籍和修复受羁押和分裂的人性，这有助于认识审美化的休闲文化与人性的生态建构之间的关系。     

北美敌托邦小说的生态书写

敌托邦小说与生态思想有内在的契合.生态主义重视从思想和文化角度对人类驾驭自然进行批判,试图通过挖掘深层次的根源来协调自然与人类的关系,达到平衡.敌托邦文学同样重视思想与文化的批判,它的危机意识涵盖得更广,而这些危机与环境危机叠加在一起,勾勒出一个末日世界.为了更深入地挖掘这二者的深层联系,文章选取了北美敌托邦小说中的一些经典文本,从对自然精神价值的原初体验,循环时间观中的自我和自然,在倾听中存在的“物我合一”,艺术对自然的回应这几方面来探讨这一亚文类中蕴含的生态思想.     

论严歌苓小说中的“文革”书写

新移民作家严歌苓的创作对＂文革＂有着持续集中的关注。在她的＂文革＂题材小说中,成人世界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透的秘密被暴露无遗。而当这些阴暗面投射到孩子身上时,也留下了扭曲变形的投影。不过,严歌苓的＂文革＂书写所及并不是纯然的丑恶,她又总是努力去寻找人情的温暖和善良的怀抱,让读者在感受黑暗与残酷时有一些温暖的慰藉。由于空间和时间上的＂距离感＂,加上移民生活给予她的视角和思考的拓展与深化,严歌苓的＂文革＂书写有意减少了对斗争、苦难的血淋淋的揭露,而把重点放在了对人性的展示和分析上。     

论杰克·伦敦反成长小说《马丁·伊登》的文化政治书写

《马丁·伊登》以反成长小说的书写模式,再现上个世纪初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政治现实。小说通过主流文化群体与亚文化群体之间文化资本分配的不均衡,揭示社会结构二元对立关系中存在的文化霸权;通过主人公马丁的文化身份重构,揭示文化权力的隐形运作方式;通过以马丁为代表的亚文化群体的反文化霸权话语再现文化政治斗争的战场。正是由于对文化政治主题深刻而多元的书写,《马丁·伊登》堪称一部美国文化动荡时期的文化政治生活史卷。     

宗教神秘与世俗神秘——当代中西生态小说自然神性书写探论

中西生态小说对自然神性进行歌颂与重蹈的不计其数.鉴于中西民族文化与宗教的差异性,西方作者与生俱有的民族宗教情怀,往往赋予自然神性以宗教虔诚与批判思辨性,其自然神性书写的意义和价值在于通过宗教神秘叙事进行比较清晰的、明确的宗教反思,以宗教层面的反思,深度思考人、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宗教进行人的自然伦理乃至道德伦理的驯化与自我规约.相比之下,中国生态小说的自然神性书写更为复杂.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往往将少数民族独特宗教意识与生态自然意识交织阐述,从而成为叙事焦点和特征性标识.同时,在中国传统实用理性文化浸濡下,巫觋、鬼神等神秘叙事大量充斥文本,自然神性常常被世俗化、功利化,直接从精神形而上层面下滑到民间世俗生活层面.不论宗教神秘还是世俗神秘,自然神性书写在中西生态文本中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其往往被赋予审美和文化意义,促进审美纬度的扩展,加大对自然的敬畏感,辅助生态文本主题意义的完成.     

论“社会生态人”的生态之维

社会生态人是指为顺应生态发展规律,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和谐共生并协同进化的人,社会生态人的生态之维根植于人性之中,主要表现为人的生态品质,凸显社会生态人的生态之维,有助于缓解和消除人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生态危机"和"心态危机"。     

论"三苏"产生的政治文化生态

三苏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就其所处的政治文化生态言.三苏的崛起恰逢被称为"盛治"的仁宗朝,仁宗的开阔胸襟和求贤若渴为三苏的出道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在仁宗周围又有一批优秀杰出的贤臣名公主持朝中政务.他们忠信正直,为三苏的崛起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三苏幸遇一批爱才、惜才、有话语权的各级贤臣伯乐,他们慧眼识珠,不遗余力地发现、荐举、扶持、保护三苏,使僻远西蜀的三苏能够以较快的速度、便捷的方式名动京师;三苏在欧阳修推行的古文革新中生逢其时,成为欧公摧枯拉朽的力量中坚;而三苏备厉有为、锐意创新的禀赋素养,则在这一政治文化生态中得到了最佳的滋养升华.     

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耦合的四重维度

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相辅相成,耦合互动,政治文化的变迁和形塑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政治生态的演化和重构对政治文化具有能动作用。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文明和政治发展构成了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耦合的四重维度,其中政治生活的维度居于主导地位,对其他三个维度产生决定性影响。对优良政治生活的追求是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耦合的基点;政治制度维度则考察优良政治生活的现实性,勾勒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耦合的制度逻辑;政治文明维度探究优良政治生活的理想性,阐释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耦合的文明内核;政治发展维度探讨优良政治生活的恒久性,揭示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耦合的发展规律。对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耦合问题的考察,既能在理论上推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也能在实践上为探究当代中国政治生活形态提供新视角。     

从政治书写到政治“祛魅”的艰难行进——试论王蒙小说创作的转型历程

建国以来变动频仍的历史进程和不愿定位于书斋型知识分子的个性气质决定了王蒙必然是一个不安分的自我,一个复杂的存在个体,混合着文学家、政治家、思想者等多个鲜明的精神维度。他的小说创作就是他这种“多棱体”性格的重要显现形式,伴随着时代进程的推移和创作观念的变化,而呈现出由政治书写到政治“祛魅”的艰难转型轨迹。与时俱进的艺术探索和思想突破同不可遏制的“少共”怀旧情感长期交织在一起,导致了他小说创作理性与感性的尖锐冲突,与现实既保持着一定的张力又保持着一定的合力,展示了鲜明的杂色状态,隐现出他既肩负着内化于骨予里的历史重任又带有着倔强的个人性格和个人才情的双重品格,显示了一个文学史意义上的个性独异、难以替代的小说家的创作实绩。     

中西生态文化视域下中国生态现代化的转型

中国古代儒家"天人合一"、道家"道法自然"、佛家"众生平等"生态伦理思想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其意蕴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互利共生思想,可为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所借鉴。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是一种保守的环境主义理论,"技术决定论"色彩遮蔽了生态危机制度性矛盾的解决。中国应通过弘扬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建立生态政治文化,实现中国生态现代化的战略转型。     

论严歌苓与张翎小说的历史与人性书写

严歌苓的小说经常在一段特定的、非常态的历史时空中展开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张翎的小说没有特定的历史时空,也没有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在她的小说文本中只是一种氛围、一种感受、一种陪衬人物的时隐时现的背景.在表现人性时,严歌苓常将弱势与强势这一二元对立的关系置于同一时空中,把强势对弱势的侵略、挤压、控制和弱势对强势的反抗、退让、屈从等等非正常关系中人性的扭曲、变异的状态呈现在读者面前.张翎的小说却不存在弱势与强势的尖锐对立,她所要表现的是一种普遍的常见的人情世态和普通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情理.严歌苓与张翎也分别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严歌苓的语言干净、利落、灵动、跳跃,带着一种略显夸张的敏感,充满感性的色彩;张翎的文字平淡柔和、清新典雅、细腻温馨,具有一种古典神韵.     

民族地域文化的执著书写——论壮族作家岑隆业的小说创作

壮族作家岑隆业是当代文坛桂军的重要代表,他的小说创作执著坚守桂西民族地域文化,注重塑造壮族山民形象,开掘壮族民间器物文化,反思民族传统,因而彰显了其文学作品的个性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