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少吏”的研究现状与前瞻

汉代“少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有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因其位处官僚结构底层,向为治秦汉制度史者所忽视。通过对百年（1914-2011）来汉代少吏的研究现状之综述,指出目前汉代少吏诸多方面亟待学者深入探讨。如汉代少吏的历史沿革,汉代社会的少吏名目、人数及分布状况,汉代社会的少吏制度,汉代少吏与其他社会势力（各级官僚、豪族、宗族）的互动关系,汉代少吏的趋贱历程等。汉代少吏是一座亟待学者挖掘的矿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     

汉代少吏选拔资格考述

汉代少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有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汉代政府不仅从制度层面保证了汉代少吏的升迁渠道,而且为确保少吏队伍的基本素养,从用人源头上对少吏群体的选拔资格予以严格规定和限制,主要有五个方面：家赀限制;年龄限制;道德和才能标准;文字知识和晓习律令的方面限制以及对特殊群体的限制,即赘婿、贾人、吏坐赃者及其子孙.严格的选拔资格保障了汉代少吏的整体素质,从而为汉代社会创造了良好的吏治前提.     

汉代郡府少吏的名目、人数及其演变趋势

汉代"少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具有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汉初,郡府少吏的名目与人数较少;西汉中叶至东汉时期,郡府少吏的名目与人数成倍增加。其总趋势是:长吏在汉代郡府吏员总额中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少吏则呈上升趋势。其一,汉初长吏之人数占郡府吏员总额的10.26%,汉成帝末年为2.11%,东汉时降则仅占0.22%;其二,汉初少吏之人数占郡府吏员总额的89.74%,汉成帝末为97.89%,东汉时则升至99.78%。汉代郡府少吏的上述演变值得重视。它不仅反映出汉代行政组织的日趋完善与成熟,而且表明少吏在汉代行政运作中的作用日臻重要,说明少吏是两汉社会秩序与行政运作的重要支柱与载体。     

减负 赏款 赐爵——古代养老是这样的

中国古典社会有丰富的尊老、养老思想和比较完备的养老制度。宋朝张九成曾说:"孟子开口必说‘仁政’.而所以为‘仁政’者,必先养老。"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春二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年八十复二算,九十复甲卒。"证明汉代的尊老落实在了政府赋役减免的实际行动中。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六月"丁卯,幸赤城,亲见长老,问民疾苦,复租一年。"可见免除老年人子孙的徭役负担是国家资助百姓养老的最普遍措施。宋朝真宗天禧元年     

汉代谣谚与官吏品评

汉代谣谚以人物品评谣谚突出,但就人物身份而言实以官吏为主体。谣谚与官吏对应关系的出现,表面上看是东汉"举谣言"的直接结果,实际上是儒家诗教发展的结果。汉儒将风谣从"民心"到直指"天心"的提升,使风谣与吏事在阴阳五行体系内相对应,从而建立了谣谚与官员考评的关系,完成了谣谚于国家政治思想理论上的构建。这也是东汉将"观采风谣"提升成"举谣言"制度的思想基础。谣谚在汉代官吏考评任免中发挥的效用,使汉代社会对谣谚有着特别的重视与需求,客观上形成了汉代谣谚以官吏品评为主的文学面貌。而官吏品评对事功治绩述写的要求、对传播与交际功能的需要则是汉代谣谚叙事特征突出、七言句式大量出现与程式化形成的重要原因。     

论汉代田庄形成的基础

私有土地和依附人口是汉代田庄形成、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田庄主通过国家的授田、赐田、继承、买卖或强取豪夺获得了大量土地，并依靠其控制的宗族、奴婢、宾客、徒附等依附人口建立起了自己的田庄。土地和人口的流动性使得以土地和人口为基础的田庄不能在某一个家族中长久地延续下去。     

唐代赐宅述论

本文论述了唐代赐宅的对象、来源、形式、程序及仪式，分析了唐代赐宅的特征，指出赐宅与皇帝所处时代的国内状况及民族关系密不可分，又与皇帝的升平政术及情趣相关，赐宅是唐朝皇帝激励臣民的一贯手法，通过它的蛛丝马迹可管窥当时社会的状况及皇帝的政术。     

乾隆皇帝御题玉卮的契丹字铭文

黄濬《古玉图录》初集卷四收有一玉卮,底部刻契丹小字铭文及乾隆皇帝的解词与题记。本文释读的七个单词,合并之意义即"耨斡么之生日,帐汗赐"。所赐之物,即此玉卮。耨斡么即契丹语的"皇后","帐汗"即"皇帝"。     

从“道法自然”看长安文化的天人和谐观

汉代是长安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而道家文化又是长安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自然观方面,道家文化"道法自然"、返璞归真的天人和谐观念,成为长安文化中顺应天时、保护环境的思想基础.汉代传世文物四神瓦当和彩绘雁鱼铜灯充分显示了汉代长安文化中"道法自然"的天人和谐观,对目前"共建和谐社会"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汉代文学自觉说”再议

"魏晋文学自觉说"似乎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早在汉代已有多种迹象显现文学的自觉。汉代个人意识的觉醒,文学创作的自觉;各类文体的分科与发展;文学理论的意识和批评的进步三方面,体现了"汉代文学自觉说"的合理性。     

汉代女性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

汉代女性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是复杂、多层次的,一方面,由于身处专制的男权社会以及礼教思想的渗透,家庭中"男尊女卑"已开始明显;另一方面,汉代女性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由于其扮演的角色以及身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母亲的法律地位远远高于其他女性.     

汉代"以孝治天下"及其现代价值

汉代实行“以孝治天下”。在实践中，汉代政府采取了以下三方面的社会政策，以“孝”作为官吏选拔的途径与评价标准之一；用社会政策和制度培育敬老爱老的社会风尚；“以礼入法”，对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和对孝的行为进行硬约束。汉代的措施给我们当今培养敬老爱老的风尚提供了有益借鉴。     

论贾谊对儒家伦理思想的转化和创新

汉代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定型时期,包括贾谊在内的汉代思想家对儒家传统伦理进行了创造性转化,推进了中国伦理思想的进程。贾谊在伦理思想上的独特贡献是对儒家伦理思想的高度提升和深度挖掘。他高度重视道德建设,对50多对道德规范做了界定,从形而上的角度论证了德的"六理"和"六美",并对仁义与礼的关系、君臣的行为规范等做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为先秦伦理思想在汉代的转型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2015年社保看点

看点一:抓改革。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在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实行与企业统一的统账结合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改革退休费计发办法。同步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同步完善工资制度,同步改革待遇调整机制,重点做好参保人员范围界定、"中人"平稳过渡以及改革前后待遇水平衔接工作,确保制度平稳推进。看点二:增实力。提升社会保险保障能力。重点推动私营企业、中小企业、新建企业和新增就业人     

数字化时代的越南妇女:性别、文化与技术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越南数字化进程,对农村妇女增收、女性受教育机会的扩大以及女性的赋权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在信息、通信、技术部门内部,妇女的工作安全感、工作待遇与工作地位仍与男性存在着不小的差距。究其原因,在于国家父权制通过社会化过程将"技术的男性气质"塑造为一套完整的社会规则与社会制度。     

汉代造物设计地位锥指

造物设计就是治国;治国就是设计。设计从来没有像汉代社会这样突出而富有意义。在中央,有少府掌管各种造物部门、工艺作坊与工场。在地方,有郡县工官设置;造物设计被纳入封建伦理与礼乐制度的范围之中。就造物设计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作初步论述,以期探明汉代设计艺术兴盛与辉煌背后的社会历史要素,以期唤醒当代社会对设计艺术的高度重视。     

汉代礼法结合对社会的多元建构

汉代的礼法结合不仅表现在思想和制度的层面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法律的具体运作过程中,而这种全方位的礼法结合的生成也是多方面的作用力综合影响的结果。乡民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和国家相配合塑造了汉代的法律以及礼法结合的法律运作模式。     

脚气病、性病、天花:汉代疑问疾病的考察

对汉代的某些疾病的认定学界有不同意见,本文对脚气病、性病和天花在汉代是否存在进行了讨论。通过对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的分析,本文认为长江流域(也包括珠江流域)脚气病的发生和流行大致与稻米成为主要食物以及稻米加工精致化同时或稍后,这个过程的发生大约在战国时期到两汉。现存的秦汉文献和文物资料中既没有性病的确凿资料,也没有显示与性病有关的社会因素,淋病、梅毒等性传播疾病在汉代尚不存在。天花在中国的第一次大流行大约在公元476年—497年之间,它的传入应当更早一些,但汉代尚无此病。     

礼制·物欲·人格 --论汉代诗歌兼及后来文学中物欲描写的意蕴

汉代的诗歌和后来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有着对于物欲的赞赏性描写.这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来社会对于奢侈攀比风气的反映,但更为根本的则是礼制作用的结果.由于礼制将物质生活的享受与地位等级结合在一起,生活的奢华也就与人的社会地位、价值和自身人格尊严结合在一起.于是,奢华也就具有了向社会展示个人社会地位、价值和自身人格尊严的性质.因而,汉代诗歌及后来文学对于物欲的赞赏性描写蕴藏着的,是对社会地位、价值和自身人格尊严的追求和替代.     

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考察

在清代"汉学"兴起过程中,汉代的伏生与郑玄两家《尚书》经说重新受到重视,先后形成了以"宗郑"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一派和以"师伏"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一派,两派之间发生了多次交锋,可称之为清代《尚书》学中的"伏郑之争"."伏郑之争"涵盖了《尚书》学的文献层面、 经说层面及相关经说史料的性质归属层面等,其产生原因与清代经学重视师法家法的整体风气及今古文经学背景下学术风尚、 学术背景改变密切相关.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不是两汉"今古文之争"的历史重现,而是清代学者在新的知识背景及历史语境下对两汉《尚书》学的阐释与重塑,其背后牵涉到的学术背景、 政治环境与现实诉求都与汉代迥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