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洞书院揭示》在日本的流传及其影响

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于南宋淳祐元年(1241)作为御颁的学规,成为全国各类学校及书院共同遵行的教育指导方针。它不仅对我国宋末及元、明、清时期的民族教育有过深刻的影响,而且对邻国日本的民族教育也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江户时代,日本所有讲授朱子学的藩校、乡学和书院都奉《白鹿洞书院揭示》为圭臬。     

《白鹿洞书院揭示》与江户儒学

日本的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 年)是一个儒学日本化的全盛时期,也是一个教育勃兴的时期。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通过多种途径传到了日本。藤树书院是日本最早的书院,其学规几乎全盘照录揭示。以山崎斋著《白鹿洞书院揭示集注》及《白鹿洞书院集注序》为契机,儒学者开启研究和传播《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潮流,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考察当时的儒学者们如何理解与接受这篇学规,不仅有助于了解它给江户时代学校教育带来的深刻影响,同时也给研究同时期日本接受与发展朱子学等儒家思想提供了依据。     

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传播方式分析

《白鹿洞书院揭示》问世以来,在东亚社会的教育与理学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现有研究多集中在《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域外流传与影响,对于此作在本土的传播情况尚付阙如。《白鹿洞书院揭示》的传播主体为官学和私学,传播方式主要有讲学、刻石、刊刻等。透过《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流传,可见理学与教育的互动关系,对于认识理学如何渗透到社会生活各层面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案例。     

李滉对朱熹理学的继承和发展

李滉(退溪)对朱熹理学的传承主要体现在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论和工夫论等四个方面。李氏对朱子思想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创立了一个以理气二物说、四端七情理气互发说、格物说和敬学为核心内容,以主理为特征的性理学思想体系。     

白鹿洞书院与朱熹的教育改革

正游罢庐山,返回南昌途中,特意经星子县在五老峰南麓石屏峰下一停,古时我国四大书院之首、盛名远扬的白鹿洞书院就在这里。唐贞元元年(公元785年)洛阳人李渤、李涉兄弟在此隐居读书,闲养白鹿,自娱自乐,人称白鹿先生,又引流植花,建造台榭,成了没有洞的白鹿洞。南唐昇元四年(940年),李氏朝廷在白鹿洞建立学馆,即庐山国学,又称白     

朱熹和李滉哲学之比较

朱熹和李滉二人堪称是中国和朝鲜理学的代表者。二者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李滉继承了朱熹的思想,但在辩证法、知行观等方面与朱熹有所不同。对他们二人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辨其同异,追其根源,索其影响,这对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哲学和朝鲜哲学的血脉联系及其不同的特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曹南冥与李退溪

在韩国儒学史上,曹南冥和李退溪都是大儒,他们的学术思想有异有同。曹南冥一生隐居不仕,李退溪则官运亨通;曹南冥为学注重道德实践,李退溪则重视学术认知;曹南冥强调“为己之学”,李退溪则尊重学统的延续。生平志业、学术传承和对理学之后入学发展方向的不同理解,是二人学术思想分歧的根本原因。以此为基础,关于社会风俗败坏的根源、儒家修养中独善的严与放、兼善的急与缓、隐居不仕、韩国理学史人物评价等,二人都有或明确或含蓄的争论。在为人、为学方面,李退溪由于受奸人拨弄,对曹南冥有严重误解。总之,曹南冥与李退溪两人学术思想的分歧,乃是理想主义（曹南冥）与现实主义（李退溪）的思想冲突,这种性质的冲突有普遍性。     

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教育实践和哲学基础

朱熹知南康军,兴复白鹿洞书院,自兼洞主,手订学规,也称“白鹿洞书院教条”或“白鹿洞书院揭示”,全文如下:     

李退溪《圣学十图》的诗性智慧与形象思维

<圣学十图>是李退溪(名混,1501-1570)68岁的作品,被视为完整表现其儒学思想的力作,也可说是其晚年定论.学者对此一作品十分重视,然研究重点多置于"圣学"内涵的探讨.文章从"图"的角度审视退溪作图说理所蕴藏的诗性智慧与形象思维,尝试以维科(Vico,1668-1744)、黑格尔(Hegel.1770-1831)、费尔巴哈(Feuerbach,1804-1872)、加达默尔(Gadamer,1900-2003)的理论为参照系,探索退溪作图的意义."图"对退溪的圣学而言,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在的、本质性的.就存有论的层面言,道本无形象,却寓于形象,道与形的关系值得深究;就工夫论的层面言,退溪所谓"因图致思"、"体玩警省于日用之际,心目之间",正是培养护持"敬"的重要工夫,故图与工夫论息息相关.退溪留下2000多首诗,其中有700首写于人生最后的十年,这十年同时也是其学问臻于成熟的时期,他更在68岁留下具备其思想完整体系的<圣学十图>.退溪在其思想成熟之期,如此富于诗情画意,不无深意,值得深入探讨.     

朱熹与白鹿洞书院

朱熹是一位精思、明辨、博学、多产的哲学家,是北宋以来儒家文化和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白鹿洞书院因朱熹的修复及经营,其影响传播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一带,享有"天下书院之首"的美誉。     

从《白鹿洞赋》看朱熹的诗意栖居

朱熹<白鹿洞赋>是辞赋类文学中的精品,在辞赋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朱熹是诗人思者,他关于白鹿洞的言说也就是他关于人格养成的诗性言说.朱熹的人格极为丰满,其显著特点是雍容不迫,宠辱不惊.这种特点表现在其诗作中就是淡泊而有味,清通而绵长.朱熹一生诗意地栖居于其尚淡而清通的诗歌之中.从朱熹的诗意栖居出发,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从而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之中保持大众化的姿态,诗意地栖居在这变动的世界之中.     

白鹿洞书院:中国书院文化的典范

作为一座源远流长的千古文化名山,中国文化史上众多的文化现象都可以在庐山的史册上得到体现。在庐山文化中最突出的莫过于白鹿洞所体现的书院文化:浓重的隐逸文化色彩、完备的书院教育体系和典型的书院建筑格局。     

王守仁之白鹿洞书院石刻发微

王守仁的《大学古本序》石刻,是以其正德十六年(1521)五月白鹿洞书院讲学会后之定稿刻石的。由此可以推断出,《古本大学》是王守仁构建其哲学思想的营盘,而且他是在改写《大学古本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他的"致良知"学说的。     

从白鹿洞学规看朱熹对陶渊明的尊崇

朱熹建白鹿洞书院,将理学重义轻利的精义浓缩在学规之中。他将陶渊明思想境界总结为重君臣大义,远离名利,这与白鹿洞学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朱熹尊崇陶渊明,以地方文化名人的人生实践对白鹿洞学规做了清晰的说明。     

白鹿洞书院"元代尤盛"略述

史称白鹿洞书院元代尤盛。但由于史料缺乏,书院这段历史多不可见。本文根据散见于各种典籍的资料,对元朝的白鹿洞书院作一简单的描述。     

重估传统儒家文化与重建历史真实--解读新历史小说《白鹿原》

通过对"传统儒家文化"、"历史"等概念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所指"进行分析,阐明<白鹿原>所力图展现的"传统儒家文化"只是作者在当代具体语境中对"传统儒家文化"与"历史"的重新建构或叙述.而这一建构或叙述因符合当时人们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期待而获得认同.但在此类新历史小说中所体现的与以往用政治权力观念图解历史相对立的叙事模式,在反思"五四"以来对传统儒家文化简单否认的同时,也容易使人们放弃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多方位思考.     

《白鹿原》的后现代主义意味

《白鹿原》以其传统的文化底蕴和明显的现代意识得到受众认可,但这部出现于九十年代初的小说,同样渗透着后现代主义的意味,这种特色必定影响着九十年代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     

李梦阳与书院文化

李梦阳是明中叶文学复古运动的领军人物,名列明代文学史上的“前七子”。由于李梦阳在文学领域的深远影响,学者在研究李梦阳的时候,一般只关注他的文学思想和活动,甚少涉及其余。其实,文学只是李梦阳整体学术的一部分。李梦阳对书院文化的参与,揭示明中叶书院文化发展的其中一个面向。南宋士大夫基本上有两种看待书院的方式。一是进入国家体制成为官学的一部分,二是让不完全认可官学教育的改革家试验其有别于,但不一定和官学对抗的教育理念的场所。李梦阳著作中和书院有关的篇章,证明其代表的正是前一种观点。李氏把书院视为官学的延伸,剔除了理学私学理想的部分,使之成为国家体系的附庸。